邓垦与邓小平的手足情

　　2017年10月15日，邓小平大弟邓垦逝世。在众多弟妹中，两人年龄接近，邓小平对这位大弟最为关心，是他引导大弟走上革命道路的。那么，他们兄弟之间有着怎样的手足之情呢？

给弟弟寄红色杂志

　　邓小平的父亲名叫邓绍昌，生母淡氏育有5个子女。邓小平是家中长子，排行老二，父亲按字辈的排序为他取名邓先贤。1911年邓小平的弟弟邓垦出生，出生时取名邓先修，排行老三。

　　1920年9月11日，邓小平离开家人，与100多位中国青年乘坐法国邮轮“盎特莱蓬”号，历经39天抵达法国。这一年，邓小平16岁，弟弟邓垦9岁。

　　1922年8月，旅欧少共（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机关刊物《少年》月刊创刊。不久，邓小平被调入该刊，从事蜡板刻写、油印、装订方面的工作，他的字工整美观，油印清晰。1924年2月，《少年》月刊改名为《赤光》半月刊，邓小平在该刊编辑部继续从事刻写、油印、装订的工作。期间，他以“希贤”的笔名发表了许多充满激情、思想尖锐的文章。同年下半年，邓小平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成为青年团旅欧支部的领导成员。

  身在异国的邓小平牵挂着从小一起长大的弟弟，为了让弟弟走上正确的人生道路。他把《赤光》半月刊从法国寄到四川，尽管路途遥远，仍寄了好几期。当时邓垦正在读高小，年龄还比较小，还看不太懂。后来，他到了广安初级中学上学，年龄大了一点，再把哥哥从遥远国家寄来的杂志拿出来阅读，逐渐理解了里面的意思，政治上开始受到哥哥的影响。

  邓垦在南充嘉陵高中读书时，参与了学潮，后被敌人追捕，不得不回家隐藏，在北山小学教了半年书。1930年，他到成都求学，又参加了革命，敌人要抓他，他只好再次逃回家，又在北山小学教了半年书。北山小学也叫望溪乡初级小学堂，其父亲邓绍昌是创办人之一。1931年，邓垦打算到上海求学。父亲对他说：“听说你大哥回国了，可能在上海，你到上海后找一找你大哥。”

虎穴寻兄终相见

　　1931年4月，20岁的邓垦告别父亲邓绍昌，前往上海暨南大学求学。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邓垦从同乡胡伦从处获悉，哥哥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经过多种途径打听，他一直没有找到哥哥。无奈之下，他发现许多人在报纸上刊登《寻人启事》，于是，他也花了两块大洋，在1931年5月3日《时事新报》的第三版上登了一个寻人启事：“邓希贤兄鉴：弟已来沪，希见报速至法租界萨坡赛路辣裴德路口普庆里五十七号一晤。弟先修启。”

　　《寻人启事》刊登之后，邓垦依然没有收到哥哥的任何消息。其实，邓小平看到了这则《寻人启事》，但是他不敢轻易接触弟弟。他担心，这是特务的一个陷阱。对于11年未见弟弟的邓小平而言，这并不是多虑。早在1927年，他从苏联回国，辗转来到武汉后，便改名为小平。1927年8月后，他随同中共中央机关搬迁到了上海，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当时，他负责安排中央机关的各种会议、联络事项，而且知道许多秘密联络点。1931年4月，邓小平刚从赣南崇义红七军回到上海汇报工作，当时许多特务正在追捕他。在白色恐怖的氛围下，中共中央为了保护党组织不被破坏，严令所有的地下党员，不准照相、不准去剧院和电影院等人多的地方，甚至有时夫妻之间也要相互保守党的机密。尽管如此，由于国民党特务的破坏和叛徒的出卖，还是让中央机关几次遇险，许多地下党员被捕杀。而通过《寻人启事》作为诱饵，诱捕共产党员也是特务们常用的伎俩。但是，谨慎细致的邓小平经过反复思考，认为这则《寻人启事》并不是特务的陷阱，而应该是弟弟刊登的，因为“邓先修”是弟弟在老家的族名，上海特务不可能知道。而且与此同时，地下党情报网也报告，确实有几个四川籍学生刚刚抵达上海求学。虽然寻人启事是真的，但邓小平依然有所顾虑，不能贸然与弟弟取得联系，因为弟弟为了找他公开登报，那么特务也会注意到这则《寻人启事》。

　　在特务如麻的上海，邓小平曾经两次遇险。第一次发生在1928年，邓小平、张锡瑗夫妇和周恩来、邓颖超夫妇住在同一所房子里。一次，中共中央特科获悉，敌人发现了他们的住所，要来搜查，便通知周恩来等人迅速搬走了，但未通知到外出的邓小平。结果，敌人正在房子里搜查，邓小平正好回来敲门。幸亏有个潜伏的地下党也在屋内，答应了一声来开门。机警的邓小平发现声音不对，立即就走了，未被抓住。同年，他第二次遇险。当时，邓小平和罗亦农刚接完头，前脚刚离开后门，敌人便从前门破门而入。邓小平出门后，在中央特科一个扮成擦皮鞋的同志的掩护下，不动声色，迅速离开了现场。而未来得及撤退的罗亦农不幸被敌人捕杀了。邓小平正是凭借危急时刻的机警、冷静，多次脱险，但战友的鲜血也让他更加小心谨慎，这也是他不能马上和弟弟相见的原因。在经过中央特科的多次秘密侦查之后，邓小平用特殊的方式和弟弟见了一面。

　　这一天，邓垦正在租住地和老乡聊天，突然听到有人敲门：“邓先修在吗？”邓垦看了半天，发现来人是一位身穿布长袍、头戴礼帽、脚穿皮鞋、穿着西装裤的壮年人。这种打扮在上海十分流行，虽然有11年未见面了，但邓小平大概的轮廓未变，邓垦知道是哥哥来了。

　　两人没有多话，邓小平立即叫弟弟跟他走，邓垦跟着哥哥一起来到四马路。四马路是一条文化街，书店、茶社很多，是比较掩人耳目的一条街。兄弟两人来到一个嘈杂的茶社。邓小平预先订好了一个房间，他把弟弟带到房间里，和茶房打了个招呼，茶房便马上开了门让他们进去。到了房间后，邓小平简单地向弟弟询问了家里的情况和到上海的打算。邓垦说母亲在1926年逝世了，父亲身体还好，他是来暨南大学求学的。简短的叙聊后，邓小平叫弟弟赶快搬家，然后留给弟弟一个通信地址，说：“你以后写信到这个地址，告诉我你的新住宿地，我便来找你。”

　　邓垦回到住地后，马上和同学分头搬了家。邓垦搬到苏州河南岸一个广安同学兰本森的住处。兰本森在同济大学上学，两人是广安初中的校友。安顿好后，邓垦把新地址告诉了大哥。邓小平到新地方找了弟弟两次，但那个地方在租界范围外，仍不安全，于是邓小平又让弟弟搬到位于租界中他的熟人家里居住。

  之后，邓垦接触哥哥的机会多了起来，他看到大哥平时工作时，都是以打麻将为掩护。别人一听他们在“噼里啪啦”地打麻将，也就不注意他们做什么了。到了7月，邓小平告诉弟弟他要离开上海了。邓垦告诉哥哥，自己已经参加了一些革命活动，他打算和大哥一起革命。邓小平说：“你刚来还不熟悉，先介绍你到赤色互济会去。那是一个国际组织，在党的领导下，专门救济监狱中的同志，写信安慰他们，募捐筹款，送吃的，先做一些这样的工作。”邓垦很快就听从哥哥建议，参加了赤色互济会。

　　1931年7月，邓小平去了江西中央苏区，兄弟两人再次失去了联系。1934年10月17日国民党的《中央日报》刊登了《伪都瑞金已克复》，通过这个新闻，邓垦估计大哥已经随同红军撤离了江西。

匆匆相聚 匆匆分离

　　1934年，先后从上海暨南大学、上海法政大学肄业的邓垦，在上海惠平中学任教。1935年，邓垦参加了革命，同年在上海经同乡、同学刘田夫（建国后任广东省省长）介绍下入团，1937年入党。1937年至1938年，邓垦在上海八路军办事处救济委员会任干事，专门负责在监狱和出监狱同志的联络和接待工作。1939年，邓垦赴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941年至1945年，他任延安《解放日报》编辑。

　　1945年7月，邓小平回延安参加七届一中全会，和邓垦匆匆见了一面。会开得十分紧张，会还未开完，日本投降了，邓小平作为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书记、军区政委，又匆忙赶回前线了。

　　邓垦和大哥在延安匆匆分别后，参加了小长征，走了10个月，到了东北，参加了地方政权的建设。先后担任过中共吉林地委和吉北地委宣传部长，勃利地委宣传部长兼勃利县长，佳木斯市长、市委书记。

　　辽沈战役后，东北全境解放。关内形势发展也很快，急需地方干部。根据中共中央的指派，邓垦随同其他干部进关，第一站到了江西，担任了一个多月的省委宣传部秘书长，后来组织上又安排他进四川。他离开江西，到南京报到，这次邓垦又见到了大哥邓小平。

　　西南服务团安排邓垦到川南工作，邓小平担心其安全，叫他和二野司令部一起走，更方便、更安全。于是，邓垦和二野司令部一起出发。当时同行的有刘伯承、邓小平、李达、张际春、蔡树藩，还有卓琳及其几个孩子，加上邓垦。从南京到西南，路上情况复杂，大的战役没有，但路途中仍不时遇到一些国民党的残兵部队。湘西、贵州的路很难走，往上看是高耸入云的山，往下看是万丈深渊。路在大山半腰，既狭窄又难行。有一次，遇上敌人残兵开枪打中了汽车轮胎，车胎爆裂，车子从山上滚下了深谷，不少战士因此牺牲。后来二野司令部决定，停止前进，将敌残兵扫荡完毕再走。用了一个月，肃清了残敌之后，部队才开始继续前进。

　　到了重庆后，邓垦被安排在川南行署工作，被任命为泸州地区专员。他在泸州工作了一年，又调到重庆市担任副市长。

兄弟俩聚少离多

　　解放后，邓小平调入北京，兄弟两人聚少离多，见面很少。多年来，每逢邓垦到北京开会，就到大哥家去坐一坐，吃顿饭，聊一聊，但这时担任国家领导的邓小平工作实在太忙，每次兄弟两人相聚的时间都很短。

　　“文革”结束后，有一天，邓垦到北京看望大哥。兄弟俩多年未见，这次见面邓小平把弟弟留在家里住了大概半个月。

　　1980年，邓小平陪外宾去广西桂林等地，回京途中在武汉停留两天。那次，邓小平特地到弟弟邓垦在汉口洞庭街的家里相聚，还给弟弟带了几个广西的土特产芋头。1929年，邓小平在广西百色便很喜欢吃这种皮色淡红的芋头，他觉得很好吃，说送给孩子们尝个鲜。

　　翌日，邓垦又带着妻子丁华和孩子们到武昌东湖百花村客舍看望哥哥邓小平。中午一家人坐在一起吃饭，邓小平吃饭很简单，吃四川咸菜，吃一点辣椒，饭量小，喜欢喝一点酒。这天中午，邓小平兴致很高，喝了一点葡萄酒。兄弟、孩子其乐融融。下午，邓垦一家返回汉口，邓小平乘火车回北京。此后，邓小平来武汉视察工作，或到南方各地视察路过武汉停留，都住在东湖客舍，邓垦就常带着全家到那与哥哥相聚。

　　1989年和1992年，邓垦和哥哥进行了几次长谈，谈1931年两人在上海见面的往事，也谈一些国家大事。他们谈了几个大问题：社会主义的分配问题，防止两极分化；社会主义和商品经济结合起来的问题；改革开放之后社会反映的问题。

  邓垦1996年任武汉市副市长后，兢兢业业在湖北工作了20年。1997年，敬爱的哥哥邓小平在北京逝世，每当邓垦想念哥哥的时候，时常翻看一本画册，那是邓小平的警卫秘书为其平常生活拍的影集。一张张平实的照片为邓垦还原了生活中大哥最真实的影像。

　　2004年在邓小平诞辰100周年时，邓恳回到了家乡四川广发，踏进了“邓家老院子”。见物生情，邓恳感慨道：“哥哥一生献身革命，没有回家啊！”这家老院子是当年邓小平父母和他们兄弟姐妹居住了多年的地方，至从邓小平14岁离开家乡后，就再也没有回到过故乡，他把自己的一生都毫无保留的献给了全中国人民。邓垦深深地为哥哥的精神所感佩。

  2017年10月15日，邓恳因病在深圳逝世，享年106岁。遵照邓恳的遗嘱和亲属意愿，邓垦去世后，家中不设灵堂，不接受花圈，不安排遗体送别，在深圳火化、海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