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都时期的重庆“新闻党团聚餐会”

● 胡平原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为了争夺抗战胜利果实，实现独裁专制，控制舆论，便在重庆国民党统治区成立了“新闻党团聚餐会”。这一新闻党团聚餐会从1946年夏开始到1949年秋，3年多来为国民党控制新闻发布、扩大反动宣传、摧残进步舆论、迫害进步人士，起到了一定的助桀为虐作用。

产生背景

抗战后期，重庆的国民党实行新闻检查制度，蒋介石任命李中襄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新闻检查局中将局长。这个局在重庆市上清寺设立重庆新闻检查所，由李中襄兼任所长。当时重庆市出版的报纸必须事先送给该所检查通过才能发行，就是国民党的党报《中央日报》和军报《扫荡报》也不例外。报纸出版前不但要把原稿送检，排校好的小样，新闻检查所还要复查，据说以防报馆借口排校有误出现不利于国民党的情况。扣押掉的稿件，抗战初期报纸还可以“开天窗”。“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反动当局加紧控制新闻舆论，报上就不准“开天窗”了，这时报馆编辑部每夜都要准备些备用的稿件临时用来填补空白。报纸的新闻和言论要检查，报上的广告也要全部检查。这种新闻检查制度遭到国内外进步舆论的反对。

1945年秋，重庆谈判及达成的《双十协定》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和平、民主、团结的希望和曙光。进步舆论纷纷要求国民党结束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重庆、成都等地新闻文化团体相继提出取消新闻言论审查制度，发起拒检运动。蒋介石为了缓和国内外的压力，被迫宣布废止新闻检查制度。1945年9月12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吴国桢向外国记者宣布：“遵照蒋主席之指示，我政府已决定自10月1日起废止战时新闻检查制度。”并叫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新闻事业管理处处长马星野写一篇题为《舆论政治之历史基础》的文章，于同年9月15日在重庆《中央日报》发表。由马星野以个人名义表态，同时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指示：“此事不宜在国内大肆宣传，对今后如何控制新闻发布将另筹良策。”重庆国民党新闻党团聚餐会就是根据国民党中央这一意图而产生的。

筹组经过

重庆国民党新闻党团聚餐会，是国民党废止新闻检查制度后控制重庆新闻界的工具之一。这个会从1946年初夏开始成立，直到1949年10月重庆解放前夕才停止活动。参加这个会的成员主要是重庆新闻界的负责人，其中以国民党反动派党团骨干为核心，还有驻重庆的国民党的党、政、军头目和军政机关的政工处长（后改为新闻处长）。该会由国民党重庆市长张笃伦和国民党重庆市党部主任委员龙文治出面邀请组成，具体是由国民党重庆市党部书记徐正（中统局西南区督导员）、国民党重庆市党部宣传处长吴熙祖和国民党重庆市政府新闻处长朱国定掌握。该会最初每周五中午以聚餐方式举行，由张笃伦和龙文治以私人请客方式邀请参加，以免引起外人注意。但很快就在新闻界和社会上传开了，张笃伦等就说这是“新闻聚餐会”，借以掩盖它的反动实质。国民党重庆市党部内部则称之为“新闻党团聚餐会”，有部分应邀参加重庆新闻党团聚餐会的非党骨干人并不知道该会的内部名称，对于该会的内幕活动也不完全了解。

1946年春，王抡楦刚代理重庆《中央日报》的总编辑，有一天夜里得到一份请柬，请他第二天中午到重庆两路口巴县中学旧址吃饭。王抡楦当时以为是一般招待新闻记者，没有重视，就转交报社采访部派记者前往参加。后来采访主任彭玉麟来告诉王抡楦，这个活动很重要，要他一定亲自去参加。

新闻党团聚餐会旧址

次日中午王抡楦按时到达巴县中学地点，才知道这里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每天来的客人仅有两桌，王抡楦只认识叶青、王平陵、王集丛等少数几个人。当时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正准备还都南京，室内室外到处堆满文件箱子，因此开聚餐会的人员只能在室外的草坪上吃饭。席前有个人站起来说：“中央组织部马上要离开重庆，重庆是我们的陪都，地位很重要，新闻界要组织一个经常的会互相联系，加强工作，由重庆市党部负责，以后希望大家多和党部取得联系。”1946年初夏，聚餐会组成，由张笃伦和龙文治出面发出请柬，邀约国民党团新闻界主要成员参加。

第一次聚餐会在军委会重庆行营（后称行辕、绥署及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举行，凭请柬从重庆市凯旋路行营侧门出入。事后有人反映，认为出入行营要受卫兵盘问很不方便，聚餐会才改在重庆市民生路胜利大厦西餐厅举行。

1947年重庆学生爱国运动高涨，国民党重庆市党部经常通过聚餐会要求各报封锁学生运动消息，徐政认为胜利大厦西餐厅不易保密，一度把聚餐会改在重庆市莲花池江苏同乡会举行。徐政表面上则说：“大家吃西餐吃腻了，改吃中餐换换口味。江苏同乡会的厨师烹调技术很好，所以在这里吃饭。”徐政是江苏同乡会的负责人之一，公私不分，浮报开支，国民党重庆市党部吴人初等对此不满，认为聚餐会改在江苏同乡会举行开支过大，以后仍然到胜利大厦西餐厅举行。

1949年秋，聚餐会又改在西南军政长官公署政工处举行。1949年10月，重庆已面临解放，最后一次聚餐会在国民党重庆市党部礼堂举行。重庆市市长杨森当时兼任市党部主任委员，由他主持聚餐会，他在席前夸耀他从事反革命战争经过，极力为大家打气。会后大家各分东西，各作“应变”准备，聚餐会就这样“树倒猢狲散”了。

应邀人士

1946年春筹备聚餐会时，张笃伦找到陈云阁商谈。张笃伦说：“我们想要和新闻界朋友保持联系，沟通消息，交换意见，准备请几个报界知名朋友吃饭，以便交谈。你是重庆报联会负责人，情况熟悉，请你开个请客名单。”陈云阁向张笃伦建议：“大报最多三人（社长或经理、总编辑、总主笔），此外有选择地邀请一人或二人，不知名的一律不请。”张笃伦同意这个意见，由陈云阁开了一个名单，张笃伦拿去和龙文治商量。龙文治把这个名单带回重庆市党部开会研究，吴人初和吴熙祖等表示反对，认为陈云阁开的名单有许多人不是国民党党团骨干，将来不易控制。经龙文治与张笃伦几度磋商，最后由市党部提出一份名单，以国民党党团骨干为核心，酌量邀请一部分报界知名人士参加，其成员名单如下：

国民党重庆市党部：主任委员龙文治、副主任委员陈介生、党部书记长徐政；副书记长罗才荣、执行委员吴人初、宣传处处长吴熙祖、宣传处副处长谭志煜、秘书党部组织处处长龚曼华、秘书王蕴卿

军委会重庆行营：秘书长刘寿朋、政工处处长张元良

重庆市政府：市长张笃伦、参事兼民政局副局长张笃铣、市政新闻处处长朱国定

重庆警备司令部：政工处处长杨敬年

重庆《中央日报》社：社长刘觉民、总编辑王抡楦、总主笔张客公、主笔张逸龄、主笔王集丛、采访部主任彭育麟

重庆中央通讯社：主任潘劭昂、采访主任阳子寿

重庆《扫荡报》社：社长黄桌球、总编辑许任飞、总主笔兼副刊编辑王平陵、采访主任易君秋

重庆三青团机关报《西南日报》社：总经理张腾蛟 

重庆《商务日报》社：社长高允斌

重庆《益世报》社：总编辑张绍曾

重庆《新华日报》社：采访主任陈兰荪

重庆《民间报》社：社长王知行

重庆《世界日报》社：社长陈云阁

重庆《时事新报》社：总编辑王研石

重庆《国民公报》社：总编辑曾俊修

重庆《新民报》社：总主笔罗承烈

重庆《新民报》社：经理刘正华

重庆《大公报》社：经理王文彬

这些就是重庆新闻党团聚餐会的核心成员和应邀人士。

陪都时期的重庆学生运动反饥饿游行一瞥

主要任务

重庆新闻党团聚餐会主要任务有两个：一是控制新闻发布；二是扩大国民党宣传。1947年国民党重庆当局进行“六二”大逮捕时，聚餐会的核心成员曾向当局提供重庆新闻界的黑名单。

控制新闻发布是该会的主要任务之一。抗战期间，国民党采取新闻检查办法，控制新闻发布。抗战结束后的重庆谈判期间，迫于形势，国民党宣布废除新闻检查制度，表面实行“新闻自由”，实际采用各种办法和手段，暗中加紧控制新闻发布。聚餐会就是干的这种工作。

每一次聚餐会上，龙文治根据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宣传指示，指出哪一类稿件不能在重庆各报发表，要求到会的各报负责人帮忙办到。若有报纸未按照国民党意图执行的，下次聚餐会上吴熙祖等就当面提出质问，要该报参加聚餐会的人即席答复，说明原因。当时《中央日报》《扫荡报》《新华时报》和中央通讯社等，是忠实执行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宣传指示的，很少发生问题。而《新民报》《大公报》《国民公报》和《世界日报》《商务日报》等，有时就不完全照办，经常发生问题，聚餐会上常常因此发生争辩，搞得非常紧张。

1947年春“沈崇事件”发生后，重庆地区的学生爱国运动蓬勃发展，当局搞得手忙脚乱，封锁学生运动的消息，成为聚餐会主要课题。《中央日报》、中央通讯社、《扫荡报》等，对学生运动的消息全部封锁，只字不登。军统特务办的《新华时报》，则采取流氓手段去侮辱进步学生，用各种下流文字对女子师范学院学生运动的负责人进行人身攻击。这些作法结果搞得这些报纸在学校中不受欢迎，学生公开宣称《中央日报》为“造谣日报”，称中央社为“造谣社”。1947年1月6日重庆学生抗暴游行时，队伍聚集在重庆黄家垭口《中央日报》社门口，一致怒吼：“《中央日报》拿出良心来！”并指定要报社负责人出来答复，为啥不登学生运动的消息？报社编辑、记者见状从报社后门溜之大吉，等学生游行队伍过完后才回到报社。

《大公报》《新民报》《国民公报》《世界日报》《商务日报》为了在学校中争取销路，其中有的编辑和记者同情学生运动，这些报纸一方面刊登反动派恶意污蔑学生运动的新闻，同时也选刊各校学生寄来的有关学生运动的消息。这样便对国民党反动宣传极为不利，市党部多次在聚餐会上向这几家报纸打招呼，始终未能扭转这一局面。吴熙祖多次在会后说：“陈云阁是靠朱家骅和政学系起家的，高允斌是三青团骨干分子，这两个人都是靠国民党吃饭，他们都不听招呼，太说不过去。”

陈云阁过去与吴人初为争夺重庆市伪临时参议会秘书长有积怨，现在市党部在聚餐会上又常找陈云阁的麻烦，这就引起陈云阁不满。当时重庆市反动党团内部有矛盾，聚餐会由市党部一方把持，三青团的骨干分子陈介生等都被排斥，高允斌对此也有意见。在一次聚餐会上，陈云阁与高允斌相继向国民党重庆市党部放了一炮。陈云阁说：“保障新闻自由，是国民党公开宣布的方针，希望国民党履行诺言，不要把各报限制死了，这也不准登，那也不准登。”

高允斌接着说：“我同意云阁的意见，希望市党部考虑我们的困难。消息少了报纸卖不掉，全报社的人要吃饭怎么办？市党部叫我们不登这样消息，不等那样消息，我个人愿意照办，可是我们回去怎么对记者说嘛？保障新闻自由，是党国公开宣布的方针，中外皆知，我们不能打自己的嘴巴。现在解决的办法只有两个：一个办法如《中央日报》一样，党部拿钱来维持报馆开支，我们按党部指示发稿，不管报纸卖得掉卖不掉。另一个办法是党部能叫全重庆所有报纸不登这类消息，我的报纸也可以同样不登。”

陈云阁和高允斌这一炮放得很猛， 搞得国民党重庆市党部的负责人无法答复， 龙文治只好说：  “大家要合作， 有困难慢慢商量嘛！”

会后吴人初说：“陈云阁过去是德国法西斯海通社的记者，专门为希特勒效劳，今天居然高唱起新闻自由来了。我看我们给的新闻自由太多了，以后要动手术才行。高允斌是重庆三青团的负责人，今天也大开黄腔，太不顾大局了。”

《大公报》经理王文彬、《新民报》经理刘正华、《国民公报》总编辑曾俊修，他们对市党部的意见则采取敷衍应付态度，对国民党的宣传指示并不认真执行，市党部对他们无可奈何。曾俊修会后对《中央日报》总编辑王抡楦说：“我和你不同，困难很多，有些稿件登多了，市党部有意见；不登编辑部的人又通不过。我是两面不讨好，只希望不出大乱子而已。”

主要活动

1947年7月4日，国民党政府举行“国务会议”，出席的国府委员有国民党的蒋介石、孙科、张群、居正、戴传贤、于右任、张继、邹鲁、宋子文、翁文灏、王宠惠、王世杰、蒋梦麟、钮永建、吴忠信、陈布雷；青年党的余家菊；民社党的胡海门、戢翼翘；社会贤达有王云五等人。一致通过蒋介石所提出的反共言论。国民党政府随即下达了所谓“戡平共匪叛乱总动员令”。国民党重庆市党部以聚餐会为核心，发起文化教育界签名活动，发表宣言，拥护蒋介石“戡乱”政策，于是10月10日在重庆各反动报纸以显著位置刊登。

1947年秋，重庆三青团负责人罗才荣不知从哪里弄了几个人来重庆，声称是解放区被共产党搞得“家破人亡”，“逃难”来重庆的。国民党重庆市党部就在聚餐会上叫各报派记者去采访，撰写专稿在报上刊登，要把解放区说成“一团漆黑，暗无天日”。《中央日报》专门派采访主任彭育麟前往采访。彭育麟采访归来告诉人们，那几个人不似解放区来的，所谈情况矛盾百出，当记者追问时，罗才荣就在旁边代为答复，深怕露出“马脚”。彭育麟等不便深问就回来了。当夜彭育麟根据罗才荣的胡言乱语，拼凑了一篇新闻稿。文章语无伦次，花样百出。

1947年重庆学生运动高潮时，重庆警备司令部发言人发表谈话，指责学生运动是破坏活动，宣传要公开镇压，以此来威胁学生。在聚餐会上，国民党重庆市党部负责人一再说，这篇谈话一定要以显著地位刊登，不能漏掉。当天深夜12时以后，吴熙祖来到《中央日报》编辑部，问王抡楦发稿情况，并用王抡楦的电话与各报编辑部联系，询问重庆警备司令部的谈话稿发排没有？吴熙祖离开《中央日报》编辑部时，还向王抡楦说：“对《新民报》我不放心，我要亲自到《新民报》编辑部去看一看。”

第二天各报都在本市新闻版把重庆警备司令部的谈话稿以显著地位刊出，《新民报》虽然也登载了，但谈话稿中有“学生将进行破坏活动”这句话，印出时却变成“警备司令部将进行破坏活动”。为此在聚餐会上引起轩然大波，国民党重庆市党部与重庆警备司令部都以为《新民报》编辑部有人捣鬼，要彻底追查。

这样的情况，后来在《国民公报》也有发生。

有一次在聚餐会上，国民党重庆市党部负责人散发一条新闻稿，要求各报刊载。这条新闻开头便说：“据确悉：重庆学生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在幕后鼓动，有意制造混乱。”国民党重庆市党部负责人在会上郑重宣布，这条新闻稿是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交下来的，各报要同时以显著位置刊出，不能出一点差错。第二天各报披露这一条新闻时，《国民公报》就出了岔子。《国民公报》把这条新闻一字不差地在报上刊出，只在前面加上一句导语“据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确系”，公开告诉读者这条新闻是西南军政长官公署捏造的，揭穿了谣言的来源，弄得国民党反对派啼笑皆非。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参谋长肖毅大发雷霆，认为这比不登这条消息还糟糕，要国民党重庆市党部追究。吴熙祖对王抡楦说：“曾通一是国民党的老前辈，曾俊修是曾通一的侄儿， 我们都相信他， 约他参加聚餐会， 他在关键时刻出这些问题， 我们都不好说话呀。”

1947年冬国民党实行伪宪，反动派头面人物出来竞选伪国代表，因利益纠葛，内部闹得一塌糊涂，互相攻击，难解难分。最后国民党中央决定，由蒋介石事先圈定候选人名单，未经圈定的人一律自动退出竞选，当圈定的名单在国民党内部宣布以后，有些未被圈定的人坚持不肯放弃竞选而形成僵局。为了这件事，市党部在聚餐会上通知各报，要维护蒋介石的“威信”，凡是蒋介石圈定的人，各报要大登宣传文章；未经圈定的人的宣传材料，各报一律不准刊登。聚餐会在这些活动中，起到了反动宣传的重要作用。尤其是1947年全国学生爱国运动进入高潮时，国民党重庆市党部通过聚餐会控制新闻发布和扩大反动宣传感到不能得心应手，阻碍甚多。国民党当局决定1947年6月2日在重庆进行一次大逮捕，对重庆各报的编辑记者中认为有问题的人全部加已逮捕。最后审定新闻界的黑名单时，由重庆警备司令孙元良与重庆市警察总局局长唐毅约集参加聚餐会的《中央日报》采访主任彭育麟、中央通讯社采访主任阳子寿、《扫荡报》采访主任易君秋以及《新华时报》采访主任、军统重庆站站长陈兰荪等四人共同会商。决定黑名单这些反动活动都是通过聚餐会来确定的。

末日活动

1948年冬淮海战役后，局势日趋紧张，国民党重庆市党部没有再邀请《新民报》《大公报》和《国民公报》的负责人参加聚餐会了。这时的聚餐会也未能如期举行活动，时断时续。1949年秋忽然通知聚餐会改在西南军政长官公署政工处举行。当天并未聚餐，到会的人寥寥无几。出席会议的只有《中央日报》、中央通讯社、《扫荡报》和《新华时报》等报纸的负责人。当天集中讨论的是研究重庆《大公报》和《新民报》的态度问题。西南军政长官公署政工处的负责人拿出一份香港出版的《大公报》给大家传阅，上面登有《大公报》主笔王芸生到解放区后写的文章。大家看后都说，《大公报》的态度已经很明朗了，重庆《大公报》也靠不住的。西南军政长官公署政工处的负责人说，南京《新民报》也跟着共产党走了，重庆《新民报》的态度也值得注意。国民党重庆市党部的负责人说，重庆《世界日报》的态度也有问题，目前形势这样紧张，对社长陈云阁更要注意。对这些报纸怎么办，会上并未作出决定。散会后这些报社负责人问：“究竟准备怎么办？”吴熙祖说：“必要时借个理由把这些报纸查封或者改组。”

王陵基在重庆

紧接着，1949年7月25日深夜就把重庆《世界日报》查封了。查封的原因是这样的：1949年秋，西南面临解放，川、康、渝、云、贵等五省市的国民党部分“民意代表”组织了“西南五省市民意代表联合会”，在成渝两地集会，商讨“自救”和“应变”办法，陈云阁以监察委员参加。“民联会”对当时四川省主席王陵基和重庆市市长杨森的有些措施，提出不同看法，引起王、杨极为不满。

国统区时重庆新闻检查所上清寺旧址

7月23日夜陈云阁在《世界日报》编辑部看到一篇来稿，题为《请西南执政诸公拿话来》，这正合他的口味。于是陈云阁就加以修改，矛头直指王陵基和杨森，并点了王陵基的名字。这篇文章于7月24日在《世界日报》社论位置刊登，标明为“来论”。陈云阁认为他与西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张群的关系较好，王陵基远在成都，不能把他怎么样。文章中还点了杨森的名字，杨森纵然心中不满，张群本人就在重庆，杨森也不致于敢做什么。正好7月24日这天，王陵基在成都查封了《新民报》，第二天即7月25日乘飞机来重庆出席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召开的会议，火气正大。一下飞机，杨森的心腹、重庆市政府秘书长李寰迎上前去说：“惠公（指杨森）血压高，没来迎接，抱歉，抱歉！惠公给方公（指王陵基）带来一件礼物。”王陵基一看，是7月24日出版的重庆《世界日报》。王陵基看都没看就说：“昨天我把成都《新民报》查封了，你们知道吗？”王陵基说完这句话，气冲冲地拿着这份重庆《世界日报》就上车走了。当天深夜就用重庆警备司令部的名义下令把重庆《世界日报》查封了。查封原因只有八个字：“言论反动，为匪张目。”执行查封的单位是重庆市政府保安警察总队。

7月26日，陈云阁到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去找张群，张群避而不见，最后由其秘书周君亮会见了陈云阁。周君亮告诉陈云阁：“西南军政长官公署昨天下午召集西南各省市负责人开会，系商量军政大计，四川省主席王陵基却在会上提出要查封重庆《世界日报》的要求。”按周君亮的说法，张群并未表态，只是敷衍地说：“研究，研究。”王陵基未得结果，极不甘心，晚上与杨森秘商决定，要求重庆警备司令部支援把重庆《世界日报》查封了。当时重庆警备司令刘雨卿已回郊区化龙桥家中，不在城内，王陵基和杨森找不到刘雨卿，就把重庆警备司令部政工处处长杨敬年叫去，要他代表刘雨卿签字发布命令。杨敬年带有顾虑，不敢动笔。杨森见了说：“你不要怕，我可负责向刘司令说明，执行责任由我派保安警察去办。”这样才最后决定下来了。周君亮对陈云阁说：“事已至此，张长官（指张群）也不好出面。现在正当火头上，你再等几天再说。”

国民党重庆市党部得知以上情况，就向杨森建议，将重庆《世界日报》作为国民党重庆市党部的机关报，由吴熙祖去接办。当时杨森正兼任国民党重庆市党部主任委员，同意这个建议，派吴熙祖担任社长，于同年8月7日仍用《世界日报》原名复刊。从此重庆《世界日报》成为国民党重庆市党部直接控制的报纸。

成都《新民报》和重庆《世界日报》相继被查封之后，重庆《新民报》和《大公报》就立即紧张起来。至此，国民党重庆市党部控制新闻发布和扩大反动宣传，直接用书面或电话通知各报，重大问题由市党部宣传处处长吴熙祖本人到各报联系布置，不再采用聚餐会的方式。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