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中密约”与川陕红色交通线的建立

● 李明智

1932年12月下旬，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在徐向前等人的率领下经陕南入川后，迅速解放了通江、巴中、南江等地，建立了苏维埃红色政权和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至1933年2月中旬，先后成立了中共川陕省委和川陕省苏维埃政府，红四方面军也在不断地扩充兵力。对此，惊恐万状的蒋介石一面全力调集兵力，继续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实施第四、五次军事“围剿”；一面电告因争夺地盘而在川西平原酣战的四川军阀刘湘、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杨森、刘存厚等休战言和，集中力量对付红四方面军。

1933年初，蒋介石任命驻守川北的田颂尧为“川陕边剿匪督办”，拨给军费和武器弹药，在杨森、刘存厚、邓锡侯出兵出资相助下，调集38个团近6万兵力，对川陕苏区进行“三路围攻”。巴山南麓四川方面“剿共”局势很快形成，巴山北麓陕西方面属国民党军杨虎城部第十七路军的防区，掌握陕甘两省军政大权的杨虎城正在扩充势力，因过去蒋介石限制其发展而很不情愿与红军正面作战。蒋介石估计红军会继续西进，急将杨虎城部主力第十七师孙蔚如部调往甘肃天水堵截，并将其扩充为第三十八军，孙蔚如任军长；调嫡系第一集团军第一师胡宗南部进入陕南。由于红四方面军并未西进，蒋介石立即改变计划，于1933年2月下旬令孙、胡调防，让胡进驻陇南防务，把夹击红四方面军的任务交给杨虎城的第三十八军。如杨虎城部队抗命，进入陕南的中央军就会对其施加压力，甚至取消其番号。

3月23日，刚刚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国民党第三十八军少校参谋武志平接受中共上海临时中央政治局西安军事情报组负责人王右民的指示：利用公开身份广泛收集敌军事情报；利用三十八军在陕南与红四方面军接触的机会，建立川陕苏区与中央联系所需的秘密交通线；利用蒋介石集团嫡系与杂牌军的矛盾和派系之间的矛盾，争取白军在作战时中立或哗变等。武志平首先与思想上接近中共、在知识分子中很有影响的进步人士杜斌丞建立联系，与其多次交谈与红军停战议和的问题，并建议杨虎城部与红军建立秘密联系。

杜斌丞是杨虎城的高级参谋，曾多次与杨虎城探讨时局问题，并提议可以考虑武志平的建议。在杜斌丞的建议下，杨虎城为了既能保存实力、又能最终将胡宗南等部挤出陕甘，终于下定了与红四方面军友好联络的决心。

反复奔走磋商，陕军与红军达成“汉中密约”

1933年4月2日，武志平从西安出发赴南郑（今汉中）。5月初接到杜斌丞密信说：“杨虎城已同意与红军友好联络，并经推荐由你进行这项工作。”武志平借王宗山（国民党CC系）到南京给孙蔚如活动甘肃省政府主席遭到蒋介石拒绝之机，于5月11日在第三十八军司令部与孙蔚如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并将杨虎城亲笔信交与孙。12日，孙蔚如决定由武志平出使川北与红军联络，给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写书信一封。为了切实给红军提供有力帮助，武志平想方设法把找到的国民党军密电码、军用川陕甘地图等放入竹筒，连夜渡过汉江，将其存放在油坊街一家茶馆。5月13日，武志平受孙蔚如委托，化装成红十字会调查员，从汉中出发，进入红军防区西河口。不料前几天红军在此激战一场之后南撤，地盘被土匪占据。5月14日，武志平夜宿碑坝街。为防止与国民党军队相遇，又返回西河口，进入川陕苏区东北边缘地区。5月17日，武志平在八海坪迷路，夜宿大森林中的树上。之后，在松垭子被土匪抓住，押解至黑风洞。武志平利用假证件和洪帮关系，同匪首袁刚结为“兄弟”。武给孙蔚如写信一封，孙当即拨给袁刚子弹500发，并委以西乡南区民团团总头衔，赢得了袁刚的信任。5月21日，武志平历时9天到达川北两河口，见到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傅钟。24日到达红军总部苦草坝，把孙蔚如写给红军的书信及国民党军总参谋部秘密信号、口令、密电码、兵种旗语、地对空联络标志，还有一套川陕甘十万分之一比例军用地图交予红军。

杨虎城

武志平

杨虎城密使的到来，引起了张国焘的重视，他设宴款待武志平，红四方面军参谋长曾中生、后勤部长郑一斋、卫生部长苏井观等参加。在交谈中，武志平说明来意，表明“秘密联合、互不侵犯”的态度。红四方面军总部研究后认为国民党十七路军主动派人来和红军建立联系，无论从战略上，还是从整个川陕革命根据地发展方面来说都是有利的。如能进一步打通关系，既可以解除红军的后顾之忧，集中全力向四川更多地方发展；又可以打破蒋介石的封锁，解决部队物资和军需困难。同时，也寄希望能与中共中央取得联系，请他们派一些干部，并在工作上给予支持。

于是，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曾中生等在总部苦草坝研究决定，派红四方面军参谋主任徐以新为特使，随武志平到汉中，与三十八军军长孙蔚如会面，商谈根据红军总部“一月宣言”在3个条件之下与国民党任何部队停战议和、共同抗日的问题。武志平介绍了十七路军内部情况及蒋介石拉拢杨部下、安插亲信等情况，并表明杨虎城与红军互助但保持中立态势。

1933年5月27日，徐以新随武志平化装成赶集的老百姓，从苦草坝出发，途经通江县辛场坝、碑坝，于31日到达汉中。6月1日上午，在南郑城王宗山家中，陕军与红军开始秘密会谈。杨虎城授权孙蔚如全权代表，孙蔚如安排亲信王宗山参加会谈。徐以新表示，只要你们遵守宣言提出的3个条件，我们愿意同你们保持友好关系，可以巴山为界，互不侵犯。孙蔚如表示，希望红军去打胡宗南，他们可给一些帮助。4天时间，徐以新与孙蔚如谈判两次，与王宗山谈判三次，他们的意见一致，表示不进攻红军，期望红军西进与胡宗南部队作战。在这个原则下，同意双方建立一条可以经常往来的交通线，并愿意为红军提供物资援助和部分军用地图。徐以新赞同，表示回红四方面军总部汇报之后再定。

6月5日，武志平和徐以新准备由南郑赶回川陕苏区，两人购买部分西药（奎宁、磺胺等）、无线电器材和其他物资（如擦枪油等）20多担，雇佣挑夫运出陕军哨线。此时，红军已粉碎田颂尧“三路围攻”，南（江）、通（江）、巴（中）三县收复，红军总部已搬到辛场坝。徐以新回红军总部汇报情况，武志平在羊圈关住下，了解当地情况，并给苏区领导人写信说明杨、孙二人仅能保持中立的原因，不能因在政治上难以结合而冷淡对方。红四方面军召开军委会议，认为应当订立互不侵犯的协定，在汉中建立交通站，开辟交通线，决定由徐以新第二次出使汉中。

6月24日，武志平与徐以新在碑坝会合，当天到达汉中，并立即会见了孙蔚如。徐以新表示，红四方面军总部首长完全尊重杨虎城、孙蔚如将军的主张，赞同第一次会谈磋商意见。双方协商确定：一是以巴山为界，互不侵犯；二是相互配合，打胡宗南；三是红军可以设立交通线，陕军提供一定的物资；四是在陕军阵地前沿设联络站，红军可以用隐蔽的方式来汉中采购部分日用品，并由武志平全权负责处理边界事务。至此“汉中密约”达成。为保守秘密，“汉中密约”没有文字记载。武志平与红军联络和协调办理采购之事，陕军只有孙蔚如和王宗山知道。之后，孙蔚如谈了蒋介石在西北的一些部署。徐以新托武志平找到三十八军十几位思想进步的中下级军官召开座谈会，了解到不少人对红军的同情、对蒋介石反共政策的不满，徐以新向他们介绍了红军建立川陕苏区的一些情况。

7月1日，武志平和徐以新第二次从汉中携带一批物资到川陕苏区，并在凉水井建立起第一个交通站，红军派员接收了物资。回红军总部后，红四方面军军委再次召开会议。徐以新汇报了同陕军达成“汉中密约”的情况，会议决定：今后应当利用这条线路加强对外往来，采购、运送物资进入苏区；通过孙蔚如关系交换情报；确定由红军后勤部门直接与武志平联系，确保交通线畅通。

1933年至1935年，武志平在汉中市伞铺街11号住所旧址，也是红四方面军在汉中的秘密联络点。

1933年9月，川陕革命根据地迅速扩展，红四方面军发展到近7万人。恼羞成怒的蒋介石急忙任川东军阀刘湘为“四川剿匪总司令”，拨给巨额军费和枪支弹药，限3个月内肃清川陕边地区的红军。同时，电告陕军杨虎城率部合围红四方面军。同年10月，杜斌丞携杨虎城之命亲赴汉中，促孙蔚如不为蒋介石的威胁改变初衷，同红四方面军的合作继续巩固下去。杜此行，中共党员常黎夫亦同到汉中。常黎夫将武志平介绍给中共陕南特委负责人张德生，武志平同中共汉中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就近得到党组织的指示和支持。

1933年底，蒋介石获悉杨虎城陕军和红四方面军有秘密联络之事，一面对杨虎城、孙蔚如施展恐吓拉拢的手段，一面要胡宗南严密监视孙蔚如部的动向。胡宗南派其亲信、特务头子胡抱一以联络员的身份驻汉中，侦察三十八军的动向。胡抱一来汉中后，经常是孙蔚如的座上宾，并与王宗山关系密切。胡抱一的反动言论和行为，在国民党三十八军中造成了一定影响。为了使孙蔚如坚持实行“汉中密约”，武志平将上述情况向红四方面军总部做了详细汇报。红四方面军总部遂派西北军委秘书长黄超于1934年1月14日到汉中，和孙蔚如进行了两次长谈，并转达了红军首长的问候和互不侵犯、相互支持的希望。这次黄超虽对孙蔚如希望红军西进的意见没有明确答复，但此行对稳定双方联系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使“汉中密约”得以持续进行到1935年2月陕南战役。

为落实“汉中密约”，开辟出川陕红色交通线

“汉中密约”达成后，挫败了蒋介石在陕南对红军实行的“军事包围、经济封锁”计划，川陕革命根据地北线出现较为平稳的军事态势，从而使得红四方面军集中全力对付四川军阀，不断取得川北战役的重大胜利。与此同时，为方便长期给红四方面军提供货物和军事情报，落实“汉中密约”，武志平在中共陕南特委的协助下，以汉中为起点，先后11次往返川北，隐蔽建立起了通往川北苏区的两条红色交通线：第一条是经南郑县的牟家坝、青石关、回军坝、天池寺、羊圈关、西河口、碑坝，进入川北苏区；第二条是经南郑县的牟家坝，城固县的二里、大盘、天明寺，再经南郑县的法慈院，进入川北苏区。在汉中到川陕苏区沿途，设有么二拐、马桑坝、凉水井、碑坝4个交通站。

1934年，以刘湘为首的四川军阀对川陕革命根据地实施“六路围攻”，红四方面军收紧阵地，南郑通往川陕苏区的交通线受到很大压力，若不另开通道，送往苏区的物资和情报供应会中断。根据这一情势，武志平在中共陕南特委和陕军内部中共组织的帮助下，又开辟出第三条红色交通线。这就是：以西乡沙河坎为起点，经堰口、罗镇、杨家河、拴马岭、高脚洞、韩婆垭、渔渡坝、黎坝、滚龙坡到川北万源的交通线。

为组织好各条红色交通线的运输工作，一方面，中共陕南党组织在汉中城内国民党卸任县长、民主人士李世英的公馆和三十八军十七师国民党特别党部书记袁作波（中共党员）的公寓内建立了两个联络站，负责集中物资；另一方面，红四方面军总部和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在川陕交界的苏区边界组建了物资转运站，专门接收和转运从红色交通线运来的物资，不断把重要军事情报和大批军用物资顺利地运往川北苏区。

川陕红色交通线图

碑坝“宏济宫”红色革命遗址

通过“汉中密约”及川陕红色交通线，给红四方面军送的密电码、军用地图、大功率电池、药品、擦枪油等军用物资和军事情报，不但使红四方面军取得了反“六路围攻”的胜利，而且为红军长征的胜利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突出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送来的国民党军队的密电码，使红四方面军如鱼得水、如虎添翼，也为中央红军长征起到了“空中耳目”的作用。武志平给红四方面军送来的国民党军队使用的密电码，使红四方面军迅即破译、截获了蒋介石指挥国民党军队的许多军事情报，还为毛泽东指挥中央红军四渡赤水、成功突破包围，取得长征胜利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对此，当时担任红四方面军最高领导人的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下篇中说：我们配合中央红军的军事行动，是1934年12月间开始的。估计中央红军将与红四方面军在川北以西地区会师，我们义不容辞地要策应他们。至少有两个月的时间，中央红军是完全依靠我们供给情报（特别是他们由遵义向云南方面进军时)。他们日夜在行进中，电台没有时间做侦察工作。每当他们宿营或休息的时候，立即与我们通报。根据我们破译敌方电报提供的情报决定行动，发布命令。而我们这种行动，等于为著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极尽了耳目的作用。

曾任红四方面军电讯局长兼电台台长的宋侃夫及其属下萧全夫、王子纲、陈福初等人的多篇回忆录证实，张国焘此言不虚。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也有这样的讲话：1938年，毛泽东主席在延安对曾任红四方面军电讯局长的宋侃夫说：“你们四方面军的技术侦察工作做得很好嘛，特别是我们长征到贵州，在四渡赤水时，天天行军很紧张，你们提供了许多重要情报，对我们帮助很大，要感谢你们呀!”

宋侃夫在《祁连山的电波》一文中也回忆了当时的情形：“红四方面军能够破译国民党军队的电讯密码，是因为西北陕军的孙蔚如派武志平在陕南曾送我们一本密电码底本，这对我们破译敌军的电报起了很大的作用。”

第二个方面是送来的军用地图功不可没，保证了红军长征的胜利。武志平送给红军的地图是川陕甘三省军用地图，这套地图是拼合式的，足有20多斤。这套地图到了正在指挥打仗的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手里，当天晚上就发挥了作用。其后的每一次战役、每一次战斗，这套军用地图都给红军提供了一份胜利的保障。

北平解放之后，有一天徐向前在颐和园与时任北京市园林管理委员会副主任的武志平邂逅相遇，谈起“汉中密约”。武志平说：“最后一次出使红军，就怕张国焘一怒之下将我杀了。”徐向前说：“不会杀你的。你给我们送来的地图是独一份的，还有密电码，又搞了那么多物资，办了那么多好事，都说你很真诚。张国焘再‘左’，也不会轻而易举杀你的。你送来的那套地图，长征中被叶剑英带到中央去了，为中央红军长征顺利到陕北发挥了多大的作用呀！”

从徐向前的谈话中可知，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并粉碎蒋介石的川陕甘“会剿”，以及其后的西征甘肃和建立巩固的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等，用的都是这套地图。这就充分说明，“汉中密约”及其川陕红色交通线不仅使红四方面军大为得益，而且对中央红军乃至中国共产党整个力量的发展壮大，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第三个方面是送给的药品、擦枪油和大功率军用电池等物资，保证了红四方面军的战斗力。当时，红四方面军进入川北时间不长，很多人对川北地方性疾病缺乏抵抗力。比如“打摆子”，疟蚊一咬，很多人都染上了疟疾，严重影响了部队战斗力。治疟疾的特效药是奎宁，但川军全面封锁，一粒药都不许进入根据地；此外，红军频繁作战，枪伤、刀伤者多，皆因缺乏消炎药而致伤口溃烂；还有，四川潮湿，枪炮必须勤擦勤上油，但敌军封锁、围剿，搞不到擦枪油，红军只得以猪油替代，导致枪炮生了锈……

红军代表徐以新两次进汉中会谈，陕军每次皆赠给17担紧缺物资，其中就有奎宁、磺胺等药品，外加擦枪油等，这对反“围剿”的红四方面军来说，可谓“雪中送炭”。至于送给的发电报用的大功率军用电池，对红四方面军来说，更是雪中送炭。

“汉中密约”生效后，从1933年6月至1934年12月的一年多时间里，陕军第三十八军与红四方面军和平相处，川陕边区600多公里无战事。不但保存了杨虎城陕军的实力，挫败了蒋介石封锁和消灭红四方面军的阴谋，而且通过川陕红色交通线，不断把重要军事情报和军用物资运往川北苏区，对红四方面军粉碎川军“六路围攻”发挥了重要作用。正如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傅钟解放后回忆的：“1933年到1934年，红四方面军在川北反六路围攻作战时，因诱敌深入，根据地曾两度缩小，红军退守到巴山南麓一带。当时，红军的粮食和物资供应发生了严重的困难。大部分部队每天仅以少量的洋芋和包谷渡饥。在这种情况下，陕西省委和陕南特委千方百计地支援红军，数度派人冒着极大的危险，通过红色交通线给我们运送军用物资和粮食。红军在川陕地区党组织和广大群众的积极支援下，先后粉碎了军阀田颂尧、刘湘大规模的进攻。同时，扩大了根据地，壮大了自己。”

“汉中密约”达成和川陕红色交通线的开辟，打通了中共中央、陕西省委、陕南特委与红四方面军和川陕革命根据地联系的通道。曾担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的潘自力和中共陕南特委的负责人张德生、杨珊、白耀卿以及张光远、李树芬等都是通过红色交通线进入川北苏区的。同时，川陕红色交通线又是一个特殊的战场，一些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游击队员和革命群众，在这个特殊的战场上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用自己的热血维护着川陕红色交通线。由于这条红色交通线的特殊贡献，2005年国家民政部把这条红色交通线命名为“红军路”。

在“汉中密约”达成后仅仅3年多时间就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从而使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和方针得以实现，开创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新局面。历史事实表明，“汉中密约”为西安事变奠定了基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