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悲鸿与广西美术

● 谢璞骅

著名的中国画家、美术教育家徐悲鸿系江苏宜兴人，抗战全面爆发前，他先后在上海、北京、南京从事美术创作和美术教育活动。一个偶然机会，徐悲鸿与广西桂林结缘——抗战期间，他至少10次到桂林。在桂林，徐悲鸿受到了高规格的尊重和礼遇，开展了以桂林山水和抗日救亡为主要题材的写生与艺术创作活动，推动了广西美术教育事业的起步，为桂林抗战文化作出了重要贡献。桂林，也见证了他家庭与爱情的伤痛与欢愉。

首次到桂林

1935年11月，徐悲鸿现身江苏南京下关火车站，计划乘火车到上海，转乘轮船至香港，再从香港转道广东广州至广西南宁。

作为南京中央大学美术系教授，这一职位本可确保徐悲鸿衣食无忧；且他的家室都在南京，到底是什么原因促使他“抛弃了家庭和相当优越的教授生活，而来到交通僻远、生活清苦的广西”呢？原因有四：一是他对南京国民政府和蒋介石不满而意欲离开南京这是非之地；二是他与妻子蒋碧微的感情此时出现巨大裂缝，在婚姻伤痛中煎熬的徐悲鸿亟需变换生活环境；三是日本侵华战火蔓延，南京危如累卵，“为了使他平日辛苦收藏的书画文物精华找一个远离战火、比较安全的地方”，徐悲鸿想到了广西桂林；四是他与李宗仁相交甚笃，李宗仁知徐悲鸿有离开南京的念头，便建议他去广西，并承诺请徐悲鸿筹备“桂林美术学院”，而彼时新桂系主导建设广西“模范省”颇有成就，对此徐悲鸿已早有所闻。于是他下决心来广西。

据《蒋碧微回忆录——我与徐悲鸿》一书所述，到达南宁之后，徐悲鸿“颇获当时广西军政领袖的推重与礼遇”。杨益群《抗战时期桂林美术运动（下）》一书也提到，据徐悲鸿弟子张安治回忆，广西军政要人待徐悲鸿“亲如兄弟，食同桌，寒送衣，提倡美术”。为回馈广西军政要员的关心，在南宁期间，徐悲鸿开始“精心绘制了巨幅油画，题名《广西三杰》，画中是当时八桂风云人物，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三位先生，策马扬鞭，齐辔并驰。”

1935年11月11日，广西省政府派专人陪同徐悲鸿乘专车从南宁到山水甲天下的桂林，当晚他即在高中演讲艺术。13日游览了阳朔。与此同时，由刘汝醴、徐飞白从广东溯西江而上押运的徐悲鸿所收藏的几十箱书画真迹、图片、画册、美术书籍及作品存放到桂林七星岩洞中，并委派专人保管。

首次来到桂林的徐悲鸿，亲眼目睹桂林平地拔起的山峰，如练如带的漓江，心情顿时好了起来。随即请陪同的副官租了一条小木船，从桂林盐街附近上船，顺流而下游览百里漓江。驾船的是一位周姓船夫，徐悲鸿亲切地称他为“周大哥”。游览途中，周大哥不时给徐悲鸿介绍漓江沿岸风光和山水传说故事。后来，徐悲鸿据此创作了国画《船户》，艺术地再现了漓江水上人家自在而艰苦的生活。

船至阳朔，徐悲鸿一行游览了小城。当他看到位于县前街靠近漓江的一座清雅幽静的小院，不禁赞口不绝。机灵的陪同副官揣摩到徐悲鸿意欲在阳朔居住、写生、创作的意向，回到南宁后，即转告李宗仁。李宗仁悉知后，索性将此院子买下来赠与徐悲鸿作为创作室。

第二次到桂林

1936年2月间，徐悲鸿从南宁再次到桂林。此时，李宗仁已将阳朔县前街的院子买下来交给徐悲鸿。因此徐悲鸿既可以在桂林王城南面的院内居住，也可以到阳朔县前街的院子写生创作。

在阳朔居住期间，徐悲鸿再次租用周大哥的小木船，或溯江而上或顺流而下实地写生。“江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簪”的漓江沿岸自然风光，给他以强烈的视觉冲击，留下了唯美的印象。

在畅游漓江秀美风光的日子里，徐悲鸿写了一篇题为《南游杂记》的文章，对“山清、水秀、洞奇、石美”的桂林和阳朔美景赞赏有佳。他用简洁的语言生动地描述道：

世间有一桃源，其甲天下山水之桂林阳朔乎？桂林到阳朔约一百二十里，舟陆可通，江水盈盈，照人如镜，萦回缭绕，平流细泻，有如吐丝，山光荡漾，明媚如画，真人间仙境也……

在阳朔居住的时间久了，徐悲鸿与阳朔本土艺术家的交流日渐增多。阳朔画家徐杰民曾问他暂居阳朔的原因，徐悲鸿用阳朔南山厄唐代沈彬的石刻诗句巧妙地回应：“淘潜彭泽五株柳，潘岳河阳一县花。两处争如阳朔好，碧莲峰里住人家。”徐悲鸿时常指导徐杰民作画。一次，徐杰民按写实的方法给其母亲写生，画了一幅国画。徐悲鸿看后很高兴，欣然在之上题词，云：“吾标榜写实主义，浅学者多感其难，顾（故）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徒为优孟衣冠日从事于八股滥调者，终不免自然淘汰耳。”

此外，徐悲鸿与桂林艺术家之间的交流也比较密切。他与国画家帅础坚切磋技艺，共同创作国画作品《山鸡》。桂林篆刻家林半觉也时常登门造访，并为徐悲鸿刻有“阳朔天民”的图章并赠他。

从喧嚣的大都市南京到山清水秀的桂林阳朔，全然不同的自然环境激发了徐悲鸿写生和创作的激情。他创作了油画《桂林风景》和国画《漓江春雨》《牧童和牛》《青厄渡》等，以其独特的艺术视角和艺术语言表现了桂林山水之美；以心怀愤满之情，创作了国画《逆风》《风雨鸡鸣》《奔马》等，表达了唤醒民众、同仇敌忾、抗日救亡的民族情怀。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936年2月创作的国画《漓江春雨》。徐悲鸿将西方绘画中的素描、透视、光影等技法巧妙地融入国画中，在水墨淋漓的山水间依稀可见素描式光影效果，他用笔轻快、舒朗，保留了中国画笔法的节奏感，山体墨色近浓远淡，山腰薄雾缭绕，近处江面水平如镜，只有一叶渔舟泛起几圈涟漪，将雨后的漓江刻划得淋漓尽致，这就是被桂林画界津津乐道的“雨桂林”。

第三次到桂林

1936年8月初，徐悲鸿从桂林回到南宁继续创作巨型油画《广西三杰》。此时，远在南京的妻子蒋碧微获悉“广西军政当局，由于抗日问题与中央意见不合，湘桂、粤桂边境重兵集结，形势十分紧张。”她担心身处广西的徐悲鸿发生意外，决定亲赴广西，劝徐悲鸿回南京。

阳朔县县前街徐悲鸿故居

8月中旬，蒋碧微由上海乘船到香港，再从香港乘火车到广东广州，从广州改乘汽车到三水，又从三水坐轮船到广西梧州，再从梧州坐小火轮到达南宁。船抵南宁时，徐悲鸿和广西省政府总务处长孙仁霖在码头迎接。夫妻见面后，蒋碧微劝说徐悲鸿回南京，可徐悲鸿不愿回去。闲住了五六天后，蒋碧微提出独自回南京。热情好客的孙仁霖对蒋碧微说：“古语说得好‘桂林山水甲天下’，你不远千里而来怎可以不到桂林就走？这样吧，我给你安排一次桂林游，游过了桂林，再走不迟。”就这样，在孙仁霖的精心安排下，徐悲鸿陪同蒋碧微从南宁乘专车北上，相继游览了柳州、桂林。

徐悲鸿此次桂林之行，任务只有一项，就是陪同蒋碧微游览桂林山水风光。尽管他与蒋碧微之间的感情已存在不可逾越的裂隙，可他们还是合法夫妻。到达桂林后，徐悲鸿陪同蒋碧微游览了市区知名景点，观赏了阳朔风光。蒋碧微在《蒋碧微回忆录——我与徐悲鸿》一书中，以感性的笔触，生动形象地描述了桂林山水给她留下的印象。

徐悲鸿作品《漓江春雨》（水墨画）

或许蒋碧微从小住惯江南的深宅大院，或许她感到与徐悲鸿之间的感情无法修复，她对李宗仁赠送给徐悲鸿的那幢房子不以为然。她在其回忆录中写道：“我当时有一种感觉，在这种大有静趣的地方，似乎应该住在风景地区，使人时时亲灸自然，陶冶性情，住这种街屋，似乎没有多大意思。”

第四次到桂林

1936年下半年，各种迹象表明日本将全面发动侵华战争。9月22日，李宗仁、白崇禧等在南宁主持召开广西军政会议，会议决定广西省会立即迁往桂林。11月，广西省会搬迁完毕。与此同时，作为广西省政府“顾问”的徐悲鸿也一道来到桂林。

徐悲鸿之所以选择继续留在广西，不愿回南京，其中有一个重要的理由就是他把发展美术和美术教育事业的希望寄托在广西，他要亲自筹建和创办“桂林美术学院”。期间，毕业于中央大学艺术系的学生刘汝醴因不愿留在桂林，坚辞回上海。徐悲鸿只好邀请他另一位学生张安治从南京来桂林筹备“桂林美术学院”。作为徐悲鸿的弟子，张安治来到桂林之后自然要挨着独居的老师居住，以照顾徐悲鸿的生活并兼任秘书工作。徐悲鸿是由李宗仁邀请担任广西省政府的“顾问”，社会地位较高，在桂林的居住条件相对不错。据张安治回忆，“徐先生和我暂住在公园对门省立图书馆内”，“徐先生所住的是一间近方形的大厅，里面隔了一小间作卧室。外间既是书房、画室，又是会客室兼招待所（有的老朋友常在此居住）。”为减轻徐悲鸿的日常杂务，广西省政府专门给徐悲鸿配了“一名男工做一些杂事”。在饮食方面，徐先生“每天中午到省府内和几位厅长同桌进餐”，包括教育厅长苏希洵、财政厅长黄钟岳、省政府秘书长邱昌渭，总务处长孙仁霖等，即使“省主席黄旭初也有时来参加”。在文娱活动方面，孙仁霖时常邀请徐悲鸿观看桂剧。

徐悲鸿在桂林的生活、居住条件是相对优越的。但是随着时光的流逝，徐悲鸿逐步感觉到这不是他想要的生活，期间发生了三件事对他有所触动。

第一件事是等待建造美术学院校舍期间，徐悲鸿基本上无事可做。在缺乏艺术氛围的桂林，他在作画之外“最主要的消遣是翻阅他所收藏的图书或清理自己旧日作品、画稿”。

第二件事是孙仁霖利用职权，时常请徐悲鸿吃饭、看戏，之后就贪得无厌地向徐悲鸿索画。索画次数多了，连他自己也不好意思开口，“于是就让他们老母，已出嫁的长女、次女，才十几岁的三女、四女，孙妾和一个才四五岁的小男孩，逐一向徐先生要画。徐先生只好勉强应付，回来时未免显得筋疲力尽。”

第三件事是桂林带有封建色彩的风俗掩盖着现代文明的光芒。当年的桂林，依然保留着边看桂剧边吃饭的陋习，人们“不但在开演之前痛饮猜拳，一无禁忌，即在楼下人满台上已开始演出，仍可边吃边看。”这让自幼接受儒家礼仪文化熏陶的徐悲鸿忍无可忍，认为这是不尊重艺术工作者辛勤劳动的陋习。徐悲鸿在不经意间开始感觉到：眼前的桂林，依然是一座缺乏滋养艺术家所需养分与沃土的边陲小城。

尽管如此，徐悲鸿需要顾及李宗仁的情面，他需要在恰当的时机，找到充足的理由才能离开桂林。1937年春，徐悲鸿继续在独秀峰下创作巨幅油画《广西三杰》。“七七”事变后，他暂时离开桂林回到业已暴露在日军炮口下的南京，安排蒋碧微和两个儿女撤往大后方重庆事宜。

对于此次回南京，蒋碧微在其回忆录中写道：“然后徐先生心安理得地先动身回桂林，行前他给了我五十元作旅费。徐先生是九月二十七日动身的，他一走，我就派人回宜兴，把伯阳、丽丽接回南京来。”“十月六日，离别了我们傅厚岗的家，驱车下关码头，登上了江靖轮。”透过蒋碧微的字里行间，可知徐悲鸿与蒋碧微之间的夫妻感情危机没有得到缓解。

第五、第六次到桂林

1937年9月底，徐悲鸿从南京辗转回到桂林。后来基于时局的变化，徐悲鸿决定回到已内迁至重庆的中央大学美术系任教。至于桂林的美术和美术教育工作，他也不放弃，一方面他委托张安治继续在桂林等待“桂林美术学院”新楼的建成，另一方面他将自己从南京带来的画册、图书、藏品、作品、照片、手稿等留在桂林，留待美术学院开学时使用。就这样，“他在十一月去了重庆那陡然热闹而又混乱的山城。”

1938年1月，寒风料峭，春节前徐悲鸿即从重庆来到桂林。此时，“桂林美术学院”新楼已建成，张安治已将徐悲鸿原居住在图书馆的被褥、书籍、画材等搬到新楼。

此时，李宗仁正在抗战前线徐州担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驻节徐州，根本无暇顾及其它事务，广西事务基本上交由省政府主席黄旭初处理。广西省政府明确表示“因抗战爆发，一切非急需的事业均停止，美术学校不能兴办。”徐悲鸿听到这则消息后，非常丧气，春节刚过，就急匆匆地离开桂林，回到已内迁重庆的他一手创办的中央大学美术系。

第七次到桂林

1938年4月，正值武汉会战前夕，长沙成为抵御日军南侵的第二道防线。面对战乱不断的危局，徐悲鸿非常怀念沦陷区的亲友学生。据徐飞白《徐悲鸿先生在桂林》一文回忆，“有一次，我陪他同去桂林郊外写生，想一消心中块垒，面对着奇山秀水、风景如画的桂林乡村，他忽然向我倾吐了对女青年画家孙多慈的怀念深情。”当徐悲鸿获悉孙多慈全家从安徽寿县避居湖南长沙的消息，徐悲鸿“亲赴长沙将孙一家接至桂林”。

在桂林期间，徐悲鸿帮助孙家安顿下来。孙家父女为表示谢意，邀请徐悲鸿、张安治和其他一两位同乡在她家聚餐。席间，徐悲鸿充分展示他视野开阔、知识渊博、谈吐自如、善于交际的优点，表现出“兴高采烈，热情洋溢，连连为孙多慈夹菜，使她父女均感到很不自然。但徐先生旁若无人，毫无顾忌。”（《抗战时期桂林美术运动（下）》）孙多慈之父孙传瑗曾任五省联军孙传芳的秘书，是位学养深厚的学者，他坚守中国传统婚姻观念，坚决反对女儿与比他的年龄仅小2岁的老师徐悲鸿恋爱，加上徐悲鸿尚有家室之累，更是他不可以接受的。

徐悲鸿骑车穿过明王城正阳门（伊水供图）

在桂林，徐悲鸿还与张大千相遇，他们租了一条小木船一道游漓江。在游船上，两位当代最知名的画家指点江山、畅谈丹青。兴致所至，张大千提出了“漓江画派”的概念，他说：“漓江这么美，如果长住下来，画它几年，画出漓江的特色，形成一个‘漓江画派’，这倒是个创举呀！”可自此之后，张大千没有再来桂林。38年后的1976年，身处美国的张大千，依然念念不忘桂林的奇山秀水，特意题诗寄情。诗云：

八桂山川系梦深，七星独秀足幽寻。

漓江不管人离别，翘首西南泪满襟。

第八次到桂林

两个月之后的1938年7月，中央大学刚放暑假，徐悲鸿即从重庆急匆匆地来到桂林。此次到桂林，徐悲鸿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从明处说，因时任广西省教育厅音乐编审、督学满谦子建议，在建成的美术学院新楼“举办广西全省中学艺术教师暑期讲习班”，徐悲鸿应邀开设临时讲座，张安治、孙多慈亦担任该班美术辅导教师。

讲习班集中了广西全省80多名艺术教师，徐杰民在《徐悲鸿在桂林》一文中回忆：徐悲鸿“很认真地讲课，引导大家欣赏他带来的大量艺术珍品，给大家讲美术理论，带着大家画人体、练素描。他要求学生很严格，十分强调基本功的训练，为了培养广西的美术人才，他花了不少心血。”

上课之余，徐悲鸿曾试图确定与孙多慈的恋爱关系。为表达爱意，徐悲鸿特意“为孙多慈画了一幅全身油画像”，并于7月31日在《广西日报》刊登启事，试图撇清与蒋碧微的关系。全文如下：

鄙人与蒋碧微女士久已脱离同居关系，彼在社会上一切事业概由其个人负责，特此声明。

启事刊发后，徐悲鸿的好友、早年毕业于法国国立矿冶大学的机械发明家，正在桂林开办工厂的沈宜甲主动替徐悲鸿向孙父提亲。沈宜甲兴冲冲地拿着刊有启事的报纸来到孙家说明来意，不料被孙传瑗“顿足大骂，把沈先生骂得狗血喷头，撵了出去。”因此之故，“孙家随即准备行装，不几日后，离开桂林，远远地跑到浙江丽水，在那里定居下来。”因孙父拒绝徐悲鸿提亲，并决绝地带着孙多慈离开桂林，这“对徐先生当然是沉重的感情上的打击”。没有几天，徐悲鸿“只好悒悒又回重庆”。

第九次到桂林

1938年10月，武汉沦陷。武汉沦陷不久，徐悲鸿从重庆再次到桂林，目的是“着手筹备去南洋为抗战救灾举行画展”。期间，张安治曾无意间谈到孙多慈离去之事，徐悲鸿“低沉而又痛苦地说：‘她死了！’”这里，徐悲鸿并无意诅咒孙多慈，而是告诉张安治，他与孙多慈之间的爱情“死了！”因为在民族危难的紧急关头，他不能沉醉在卿卿我我、风花雪月中不可自拔。

1939年1月，徐悲鸿携带了“他的全部创作和珍贵的收藏经香港去新加坡”，在新加坡举办筹赈画展。画展采取发售筹赈名誉券方式，即捐款100元可得徐悲鸿作品一张，捐款200元可指定徐悲鸿另画一幅。结果画展尚未开幕已筹得2500元，整个展览卖画百幅。所筹款项全部捐献给国内抗战，表现出徐悲鸿以画笔为国家抗战尽责的爱国主义情操。

第十次到桂林

1942年夏，徐悲鸿在南洋、印度等地漂泊3年多之后辗转回到重庆中央大学。此时，成立于1931年4月的中英庚款董事会决定用庚子赔款建立中国美术学院，这是一所有别于教学的全国性美术创作研究机构。因徐悲鸿在中国美术界的声望，故请他出任院长。

美术研究与创作离不开必要的图书资料。战时的重庆，人们连赖以维持生存的粮食、药品也严重短缺，遑论美术类图书资料。为克服美术类图书资料短缺的困难，徐悲鸿想起了藏在桂林七星岩洞内的40多箱藏书、画册。

1942年冬，徐悲鸿由重庆乘汽车经贵阳抵达桂林。离别近4年的桂林，已成为西南的文化中心，文化、艺术界的空气“较为自由、团结”，以“广西省立艺术师资训练班”和“广西省立艺术馆美术部”为代表的美术教育研究机构教学研究活动活跃。同时，他见到了桂林的友好，诸如政界的李济深，文艺界的田汉、欧阳予倩、柳亚子、熊佛西等，心情大好。此次桂林之行，除了与老友会面之外，徐悲鸿主要做了3件事。

第一件事，为中国美术学院招聘一名图书管理员。因错过广西大学招生日期，19岁的湖南浏阳少女廖静文进入桂林一家文工团担任合唱演员。一天，她从阅览室的报纸上获悉重庆中国美术学院筹备处在桂林招聘图书管理员的信息，便毫不犹豫地报名应考，结果以笔试第一名的成绩参加口试。口试由徐悲鸿亲自主持，在一间极为朴素的办公室进行。廖静文第一次见到徐悲鸿，即给她留下了深刻、美好而又心生怜悯的印象。在她所著《徐悲鸿传》中，如是描述：“虽然他当时只有40多岁年纪，却已两鬓如霜。他依旧穿一件深蓝色的棉袍，脸上的轮廓优美，线条十分柔和，弯弯的浓眉下，闪着一双好看的沉思着的眼睛，眼角上有一些细密的光芒般的皱纹，脸色有些苍白。”

第二件事，徐悲鸿带领张安治、廖静文到桂林七星岩洞中整理他的藏书和藏画，并带一部分去重庆，供中国美术学院筹备处用。他们花了整整3天时间才将“一轴一轴的画卷，一摞摞的书籍和图片整理完毕”，其中，除了徐悲鸿的藏品与作品以外，还有“米开朗琪罗、拉斐尔、达·芬奇、伦勃朗、罗丹等大师们具有强烈艺术魅力的作品。”

第三件事，徐悲鸿最后一次游览漓江。整理完书画之后，尚未观赏过漓江百里画廊的廖静文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勇气，向徐悲鸿提议游览漓江。当年，从桂林到阳朔水路交通工具是带蓬的小木船，行程需要一天半。徐悲鸿租了一条小木船，与廖静文及几位同学一道顺流而下游览漓江。船至半途，徐悲鸿“坐在蓬舱里，打开他那画夹，拿出一副用炭笔勾画了的人物构图在思索，这是他准备创作的《国殇》的草稿。”

船至阳朔，他们参观了徐悲鸿6年前居住过的位于县前街的小院，院中两棵高大挺拔、枝繁叶茂、清香沁人的玉兰树在江风的吹拂下发出沙沙声，仿佛在欢迎昔日的主人。随后他们改乘汽车，返回桂林。几天以后，廖静文与徐悲鸿在桂林火车站乘上黔桂铁路的特快列车，“携带许多沉甸甸的书籍，踏上去重庆的旅途。”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