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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的“临安”与“偏安”
● 张衍荣
杭州河坊街是条东西走向的历史古街,位于城南吴山脚下,距西湖仅数百米,历史上曾有南宋临安“第一街”之谓。
走进河坊街,迎面而来的仿古建筑,以及弥漫满街的古代市井气息,仿佛一下子回到了南宋那个遥远的年代。
靖康二年(1127年),金兵攻破东京汴梁,搜刮数日,将京城洗劫一空,存在了167年之久的北宋随之灭亡。金军掳徽、钦二帝和后妃、皇子、宗室、贵戚等数千人浩荡北去……大漠胡尘,寒风刺骨,书生皇帝宋徽宗凄惶无比,题诗于壁:
彻夜西风撼破扉,萧条孤馆一灯微。
家山回首三千里,目断山南无雁飞。
此谓“靖康之变”。
望着金军远去的身影,惊魂甫定的康王赵构 (宋徽宗第九子), 在宗泽等人的拥立下,匆忙在应天府(今商丘市)即位,改年号为“建炎”。因恐惧金人卷土重来,席不暇暖的赵构命人带上东京太庙里的祖宗牌位,一溜烟向南,扬州、镇江、南京,一路仓惶逃到杭州。听说此地郊县名“仁和”,赵构穿凿附会,将当年赵匡胤陈桥驿兵变后从“仁和门”进开封的事联系起来,自以为得了“天命”。
赵构逃到杭州,立足未稳便忙于向金人讨好,宣布惩罚坚持抗金的宰相李纲,录用投降派头子张邦昌的亲信,并派人携张邦昌所拟“约和书稿”向金人求和、乞降,情愿“削去帝号”。
怎奈好景不长,没过多久,金军又大举南犯,很快攻破杭州,直至将卑躬屈节的赵构赶入海中,返身又一把火将这江南名城烧为白地。幸亏岳飞、韩世忠率军苦战,金军难以久留,这个小朝廷才得以最终在杭州落下脚来。
这便是令国人长吁短叹的“南宋”。
一心只求保皇位的赵构虽定都杭州,对外却诡称“行在”(意思是不忘中原,这里只是皇帝的临时驻地)。为了迷惑舆论,改杭州为“临安”。
然而,当“岳家军”“韩家军”还在前方浴血奋战的时候,摸透赵构心思的太尉张俊,却在临安城里指挥“张家军”大兴土木,筑九里皇城,开十里天街,为皇帝营造宫殿,为自己修建豪宅,盖酒楼。这哪里还有一点“临安”的架势?分明自欺欺人么!因此军士歌谣满城传唱:“张家寨里没来由,使他花腿抬石头。二圣犹自救不得, 行在盖起太平楼。”
一时间,皇亲国戚,达官贵胄,竞相效法,纷纷在宫城外围、天街两侧修建宫廷私宅。中河以东建成德寿宫,上华光巷建成开元宫,后市街建成惠王府第,惠民街建成龙翔……而清河郡王张俊的王府,就建在凤凰山南宋皇城脚下的太平巷,形成“前朝后市”的大格局,这样便有了“清河坊”。
其实河坊街却比“清河坊”要古老得多,早在隋代就已形成,那时其貌不扬,很普通,居民也多是一些河工小贩。到了南宋时代,因其地处宫廷大内的城门之外,沉寂了数百年的褴褛小街,一夜之间身价百倍,突然就繁华热闹起来,被誉为“皇城根外第一街”。“八百里湖山知是何年图画,十万家烟火尽归此处楼台。”如此一个花柳繁华之地,逃到这里的赵构怎么可能还去“思蜀”呢!
街心立有一亭,“忠义亭”3个大字十分醒目。亭内有高大威猛塑像一尊,那是位头戴缨帽、身着铠甲、手握宝剑的古代将军。毫无疑问,这是现代国人所立的民族英雄岳飞了。在那个抗敌主战有罪的时代, 这天子门前的“第一街”,哪里会有他岳少保的地位呢?
宋室南迁之后,在高宗定下基调并身体力行之下,“大宋”的“主旋律”变得极其简单了,就“偏安”两字。凡诸般内政、外交事务,莫不是围绕着这两个字吹拉弹唱的。
岳飞的“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显然与朝廷的苟且偷安的“主旋律”相悖。因此,岳飞的壮怀激烈便成了刺耳的“杂音”。不换思想就换人, 岳飞怎么能不除掉?
赵构做了36年皇帝,看家本领就是乞和,把国家安危、和平希望完全寄托在豺狼的保证上,以至一日无和约便难受得要命;一旦和约被“友邦”撕毁,却先反省己方求和诚意够不够?退位后又当了20多年左右朝政的太上皇,尽管继任者孝宗是个颇有抱负的皇帝,怎奈其养子身份让他始终不得不屈从高宗的权势,被迫认敌作父(宋孝宗即位次年,即1164年,宋金和议达成,规定宋皇帝对金主自称“侄儿”)。孝宗入继大统27年,竟有24年是在赵构的目光逼视下,于诚惶诚恐中艰难度过的。饱受屈辱、苦不堪言的孝宗锐气消尽,眼见恢复中原无望,最终只能在极度失望中以无所作为退出政治舞台。尽管孝宗本人并不甘心,一直蓄积财力,把一线希望寄托在后代身上,怎奈他之后的皇权交接,说来令人嗟叹,每每不是政治闹剧,便是波谲云诡, 光宗、 宁宗、 理宗、 度宗……上台者非声色犬马之徒,即懦弱无为之辈,谁都无心“北定中原”。
正是在这“偏安”思想的支配下,南宋文武出现了两极分化。
军事上,武备废弛,长城自毁,“王师”一触即溃,根本不能打仗,而初年的三大名将结局迥异:岳飞满门被害,韩世忠退隐悠游,张俊投靠秦桧成为加害岳飞的帮凶。
文化上,“国家不幸诗家幸”,一大批诗人词家横空出世,经典篇章源源不断,群星灿烂,浩瀚辉煌。原本婉约缠绵、低吟浅唱的宋词,风格上出现了戏剧性变化:南宋前期,国家危亡迫在眉睫,面对山河破碎,同仇敌忾的文人们抑郁不平,怒发冲冠,谁都无心再唱卿卿我我了,词风因此一改缠绵阴柔为慷慨激昂。南宋中后期,宋金和谈,南北分治,统治者决意求和,大势已去,任凭志士们壮怀激烈,“栏干拍遍”,却回天无力。
在无限感慨中别过“岳飞”,再往前便见与之遥相呼应的“武大郎炊饼摊”。那是一尊活体“雕塑”,一个搞笑的模仿秀。故事里的一些岁月悄然而逝,岁月中的一些故事重上心头。“武大郎炊饼摊”,这个当年“第一街”上子虚乌有的故事,很容易让人想起原产于南宋临安的“莫须有”……
街头雕塑中,有一组饶有兴味的黄铜群雕,描绘的是旧日杭州的市井生活,共有5人:一中年汉子将刚从街井里提上来的泉水往自家水桶里倾倒;汉子的右侧,一中年妇人坐在井旁的小竹椅上,一边在脚盆里用搓板搓洗衣服,一边欣慰地瞧着面前吹泡泡玩耍的孩子;汉子的左侧,是一对母女,她们坐在凳子上闲适地剥着莲子。此外还有一把虚席以待的小竹椅。杭州人的生活是从井边开始的,场面颇为典型,生活气息十分浓郁。
邻里和睦,安居乐业,本是人心所向,但广义地看,又何尝不是一种割不断血脉的文化传承?它为人类所共有,无国界、时空之限,也不分种族、信仰、制度、意识形态等等诸如此类之别。或许,它,唯有它,才配称历史长河中的主旋律。
清河坊大井巷很是出名,盖因巷内有一令人咋舌的大井。该井周4丈,深约4米,旧名寒泉,又名吴山井、吴山泉,俗称大井。相传系五代吴越国和尚德韶所凿,井水不杂江湖之味,甘甜寒洌,异于众井。南宋淳祐七年(1247年)杭城大旱,城中诸井均已干竭,独此井不涸,故又称“钱塘第一井”。当年井口无盖,常有人掉落井中。绍兴年间由太尉董德元捐钱,用大石板盖住井口,上开五眼,成为五眼井。井圈为六边形,井壁用条石菱角式砌筑,井旁立“吴山第一泉”石刻一块,记述当年此井救济百姓的事迹。
当今不长的河坊街巷口格外多,每个巷口都露出一条羊肠小道,这些通往老巷深处的羊肠小道,很容易勾起人们的联想。千百年来,这里曾经发生过多少故事?它们阅尽了几多沧桑?如今又在向人们诉说着什么?忽然想起东京汴梁的宋都御街,人称北宋“第一街”,宽阔平坦,条管笔直,甚为气派;而眼下这条“第一街”呢?除繁华之外,地形地貌、布局结构、环境声气、风格气质,全无半点共同之处。不免想起林升的《题临安邸》:
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
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
如果不是那该死的“暖风”,将“游人”熏醉,使其骨子里发生霉变,他们怎么可能“直把杭州作了汴州”?
南宋152年,趔趔趄趄的,与其说悲愤的句号画在大海上,莫如说就句号在这“暖风”里。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