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电侦察与红军四渡赤水

● 路福贵

1949年10月，我跟随湖南邵阳军分区第一任司令员邹毕兆南下。邹毕兆（1915—1999）是著名的红军“破译三杰”之一，1961年转业到地方，任邵阳地委副书记，我调到邵阳地委任常委秘书、绥宁县委副书记，我俩共事长达40年。2016年、2019年，我两次重走长征路，造访红军后代，看到解密以后邹毕兆亲笔撰写的万言回忆录。这份回忆录是我见到的红军破译敌军密电最直接、最全面、最真实的历史资料，也是我写就此文、重现历史真实的重要参考。

红军打开“千里眼”

1935年1月17日，遵义会议胜利结束，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按照中央政治局《遵义决议》精神，红一方面军准备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1月19日，红一方面军分三路向贵州土城推进，1月28日清晨，在土城与川军发生激战。当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以下简称“中革军委”）对敌情判断不准，原计划歼敌1个旅，可是敌人越打越多，实际是8个旅，红军伤亡很大。

多年后有文章说那是因为译电员写错一个字，“把‘旅’写成了‘团’，一字之差打败仗”。这种说法纯属主观想象。实际情况是，红军无线电侦察部队还没有来得及对新遭遇的四川军阀电台进行布控，被毛泽东称赞为红军“科学的千里眼、顺风耳”还没有对川军打开。

位于江西瑞金洋溪村无线电训练班旧址

长征开始就任中革军委二局（以下简称“二局”）破译科副科长邹毕兆的回忆录，是我25年前离休后被聘为湖南省党史联络员以来，所见到有关土城战斗和破译密电最为详尽的第一手历史资料。该回忆录写道：“刘湘在川南有10个旅，要实现渡江，必须消灭刘湘的若干个旅。1月27日，红军主力进到土城，郭勋祺的第三旅从温水尾我而来，后续还有潘佐第四旅，稍后还有廖泽旅。于是得先消灭郭勋祺旅。由于事先二局没有侦收到郭勋祺的电报，对敌人的兵力估计不足。”开国少将钱江曾是二局侦收员，他在他的《长征回忆》中说：“1月27日总部进到土城，与川军郭勋祺旅打响了。当时我们对川军的电台还没有来得及严密的侦察布控，因此对川军兵力也还未完全弄清。”

1935年1月27日下午，二局随军委到达土城，立即按照部署投入全部无线电侦察力量（包括侦收科6部电台、科长胡立教及20位侦收员）搜寻郭旅以及其他川军电台。但是，就在这天下午3时，郭勋祺旅已经派加强营占领青杠坡制高点，是夜又有3个团进入阵地，潘佐旅紧随其后。28日清晨5时，红军向青杠坡川军发起猛攻，激战4个小时，抓获俘虏审问，发现郭、潘二旅均为加强旅，每旅3个团而非常规2个团，装备精良，每个连装备6挺轻机枪，每个排都有冲锋枪班和迫击炮班、狙击班，战斗力大大出乎总部朱德总司令、刘伯承参谋长的预料，川军再也不是停留在他俩10年前印象中的“双枪兵”了。这一仗红军伤亡很大。邹毕兆回忆：“青杠山头落下炮弹，红军分路冲杀。由于遍布岩石，冲锋十分困难。俘虏一些敌人，中有下级军官，崔班长把一个指挥官模样的俘虏给朱总司令送去。红军与川军处于拉锯状态，部队伤亡很大，五团政委赵云龙英勇牺牲；六团政委王集成、十团团长姚吉、政委杨勇负重伤。”

中央急需了解全面真实敌情。周恩来、王稼祥满面尘土赶到二局驻扎的小山包，对曾希圣、曹祥仁、邹毕兆说：“你们赶快摸清敌情，我们帮你们弄饭。”二局早已侦听到川军十几个电台的数十封密电，但一时还不能破译出来。曾希圣、曹祥仁、邹毕兆夜以继日地连续破译，1月28日下午3时，复杂的川军密码终于被破译。邹毕兆回忆说：“我们在战斗中边收报边破译。郭勋祺密码叫‘正密’，是自编本，还是复杂的‘来去本’。曾局长、曹祥仁同志和我紧张地日夜破译，经过一天多的时间，把密码破译出来了。”有了破译科提供的正密码本就等于有了字典，校译科科长李作鹏和译电员陈仲山、戴镜元等7人立刻顺利地校译出已积压一箩筐的川军

所有密电。他们发现，“郭旅虽被击退，但仍退守岩石山。且敌潘旅已加入战斗，廖旅亦在其后。29日继续战斗，势必有敌3个旅，而赤水、合江、古蔺的章安平旅、刘兆藜旅、达凤岗旅等3个旅必从北面合击我们。”

因为二局破译川军密电，这才把敌情弄清：红军周围已布满10余万敌军。毛泽东当机立断，立即提出，改变作战计划，跳出重围。按照当时中央决策体制，北上四川是政治局决议，改变决议也必须是政治局。1月28日下午5时，政治局召开会议，这也是政治局唯一一次在战斗进行时召开的会议。会议决定：“不应与川军恋战，从土城渡过赤水河西进。”1月29日，各路纵队渡过赤水河，甩开尾追之敌，经川滇黔三省交界的鸡鸣三省进入滇东大山区扎西，从而绝地逢生。

但是，毛泽东从来没有否认过土城战斗是一次失败的战斗。吕黎平《红军总部的峥嵘岁月》一书中写道，毛泽东说：“我们在土城战斗中没有打赢，伤亡还很大，主要是没有把敌情搞清楚，拳头不硬（没有集中兵力），责任在我们军委，不怪下面。”

“土包子”“红小鬼”也能破译密电

土城之战，红军主力遭受创伤。只有3万人的红一方面军却遭受3000人的伤亡。但是，毛泽东临危不乱，危难之际运用无线电侦察这个“撒手锏”，破译密电，洞悉敌情，在随后的四渡赤水战役中，挽狂澜于既倒，反败为胜。

四渡赤水是在敌我对比极其悬殊的情况下实现的。敌军多达40万、150个团，蒋介石坐镇高压指挥，不仅占有制空权和制地权，而且占有国家机器、乡保甲政权一整套的制人权。而红军不过3万，2月10日整编为16个团，半数是非战斗人员，每100人才有40条枪。红军没有根据地，没有后勤粮站，没有正规医院，没有民兵、妇联、儿童团，既要躲敌机轰炸，又要躲反动民团肆虐。但是，红军有坚定的信仰，有自己的领袖毛泽东，有隐蔽战线著名的“破译三杰”（军委二局局长曾希圣、破译科科长曹祥仁、副科长邹毕兆）。邹毕兆回忆说：“从1932年起，中央红军走出了一条破译蒋介石密码电报的路子……蒋介石军队的部署、调动、企图、装备、补给、处境乃至口令、信号，红军全部掌握了。”

早在1931年1月28日，红一方面军发布《调学生学无线电的命令》，举办无线电训练班，前后11期共培训2100人，影响深远。1932年11月16日，二局局长曾希圣和18岁的报务员曹祥仁根据缴获敌军已经译出30字的密电底稿，首次破译敌军密电本，得到嘉奖。红三军团长彭德怀立即推荐17岁的优秀报务员邹毕兆到二局。邹毕兆不仅报务能力突出，能够背诵3000个明码，而且只看一遍就能找出一份密电中的相同数码组。邹毕兆回忆：“我是在参与曾希圣、曹祥仁他们破密码过程中得到的经验和启发，进而能够独立破密码。”邹毕兆使用的，正是在《密码分析学》中被称为“综合分析法”“频率分析法”“复合猜字法”“归纳破译法”的4种破译方法。

破译密电，这是无线电侦察的最高层次。叶剑英称为“读天书”。有文章说“苏联帮助中国红军培训破译密电人员”，这是主观推测。共产国际、苏联确实曾经帮助中共培训无线电通讯人员，但是从来没有帮助培训破译人员。正如“山沟里也能出马列主义”一样，“土包子”“红小鬼”也能破译密电。

蒋介石于1935年3月21日夜发出密电原件。现存于云南省档案局。这个密电旋即就被红军接收并破译。译成红军总部《敌情通报》发出。

四渡赤水，敌我军队时时都在运动之中，蒋介石下达命令主要通过无线电报，红军的密电破译活动也随之达到最高潮。邹毕兆在当年的笔记本《心血的贡献》中写道：“1935年1月20日离开遵义至5月24日巧渡金沙江，红军在四渡赤水之战中，共计破译敌人密码高达90本，平均每天0.7本。破译成功率100%。”

博古曾经回忆：“3月4日，中央军事领导在鸭溪成立了前敌司令部，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任政委。毛泽东任政委后，亲自主管（二局）一科（破译科），直接掌管（敌军）电台的通讯往来，以此指挥战斗行动，用兜圈子的办法巧妙躲过敌人的堵追。”二局侦收员钱江也回忆：“1月28日下午，正是我在值班，收到曾希圣局长转来的毛主席的一个手令，这是一张长方纸的字条，内容是令二局指定专门电台，限3天内把龙云及其下属各电台找到，并加以控制。”毛泽东的这个手令出现在进军云南之前3个月，尔后四渡赤水、调动滇军孙渡3个旅到黔东、进军滇北、抢渡金沙江，都是为了实现这个战略目标。

红军靠“高科技”打运动战

取得长征首个大胜仗

红军一渡赤水之后，二局夜以继日连续破译敌人密电。其中，仅仅2月7日至10日的4天内，就连克敌军6本（套）新密码（国民党中央军、川、滇、黔军各有不同密码，都一日一换），为中革军委提供上至蒋介石、下至各路“围剿”军的具体部署和行踪。毛泽东亲自批阅密电，总揽全局，得知蒋介石已经调集国民党中央军、川军、滇军在扎西地区围歼红军。2月6日，蒋介石任命云南省主席龙云为“剿匪军第二路军总司令”，龙云受宠若惊，大献殷勤，立即上报《作战方略》。但是，就在2月7日夜，二局已经截获这份密电并破译成功，上报军委。有了这份非常重要的战略情报，我军对敌军部署了如指掌：三面强敌压境，唯有东面黔军较弱，是个短板。毛泽东更加胸有成竹，提出绝妙一招：“回师东进，再渡赤水，重占遵义。”

2月25日，红三军团二渡赤水进军桐梓，从俘虏的黔军那里得知守备娄山关要塞的只有3个团。到口的肥肉，打不打呢？离娄山关最近的敌人兵力部署至关重要。这时，曾希圣及时发来破译敌人密电后得知的敌情：“离娄山关南5华里的黑神庙一带，驻有距娄山关最近的黔军杜肇华的1个旅，能参战的兵力共4个团；另，方圆20华里以内无敌重兵。”看完电报，彭德怀一扫愁眉，立刻下达命令，发起战斗。此战旗开得胜。

1937年春，军委二局部分同志戴镜元、王永浚、邹毕兆（站立者）、曹祥仁、钱江、罗舜初在延安合影

1937年7月下旬，八路军总司令部三分队与二局部分同志合影

2月26日，依据二局提供的国民党中央军吴奇伟部2个师的位置，毛泽东判断这2个师两日内赶不到遵义，命令红一、红三军团对遵义发起攻击，再次攻占遵义城。邹毕兆日后回忆当时情况说：“根据破译密电，红军又发现吴奇伟纵队的2个师已经孤军深入到遵义之南。毛泽东立即抓住这个稍纵即逝的战机，中革军委于2月28日零时发出作战命令：‘一、三军团应不顾一切疲劳，坚决猛追该敌。’”在追击中又破译密电，侦察到吴奇伟的军部设在遵义东边的忠庄铺，只有1个团的兵力警戒。毛泽东立即派出第一军团从水师坝杀过去，吴奇伟吓得屁滚尿流，砍断浮桥，丢掉1个团逃命。二渡赤水，击中敌人软肋，击溃和歼灭吴奇伟部2个师、黔军8个团，取得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此后，二局无线电侦察的布控、侦收、破译水平得到进一步提高。

蒋介石的错误研判

和毛泽东的大迂回

1935年3月2日，蒋介石飞临重庆，坐镇“督剿”，调动大军，筑碉包围。3月16日，红军三渡赤水，这是一次全军佯动。红军在茅台镇架设2座浮桥大摇大摆地渡河，目的就是调动敌人从黔北到川南。敌军如获至宝地报告蒋介石。蒋介石在3月16日的日记中写道：“匪由茅台西窜。其再转南？转北？抑留一部于东面乎？”《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载，蒋介石基于红军“向西向北，如皆受堵绝，则其最后必仍向赤水河东南回窜，而以向南岸之公算为多”的研判，要求严防红军转来赤水河南岸回窜，设伏袭击共军于半渡。可他万万没有算到毛泽东会调虎离山南渡乌江大迂回！他连续4天紧急调兵到川南。3月20日19时，蒋介石志得意满地发出“到古蔺东南地区消灭朱匪”“包围圈已经部署完毕”的密电，得意忘形地夸下海口：“以如许大兵包围该匪于狭小地区，此即聚歼匪之良机。剿匪成功，在此一举！”该密电被红军截获破译。

3月19日，二局破译科在古蔺县大村镇连续破译敌军3本新密码。多份落款“中正”的密电显示，坐镇重庆的蒋介石已经被红军三渡赤水行动迷惑，开始“咬钩”。毛泽东成竹在胸。三渡赤水时，毛泽东就密令工兵连长王耀南在太平渡、二郎滩维修二渡赤水时的老浮桥。为了双保险，毛泽东又于3月20日15时发出密电：“立派两个先头团，每人沿途砍带架桥竹子一根，并带全部工兵连夜兼程赶到，急袭太平渡、林滩两点，抢船各架桥两座，由师长、政委分往亲自指挥。太平渡之桥限明21日12时架成，林滩限15时架成。”为四渡赤水跳出包围圈的压轴大戏拉开序幕。

20日17时，也就是早于蒋介石发出“到古蔺东南地区消灭朱匪”密电的2个小时，毛泽东精准把握时机，发出四渡赤水密电：“我野战军决秘密、迅速、坚决出敌不备折而向东，限21日夜由二郎滩至林滩地段渡过赤水东岸，寻求机动。”红军如猛虎下山向东猛扑。敌军却仍按照蒋介石命令往西北古蔺东南行军。红三军团第十一团政治部主任王平回忆说：“敌军西进，我军东进，各走各的，彼此情况都互相摸不清。有个晚上，军团下令突破封锁线，规定团长、政委、参谋长、政治部主任分开走，每个人带一部分连队。有些掉队伤员到国民党军队里上药。司号员赵国泰混过敌人耳目到敌人炊事部门打饭吃。”就是在这种大胆的绝密穿插中，3月29日，红军顺利突破乌江。

南渡乌江后，红二师政委刘亚楼问毛泽东，红军绕来绕去，到底要去哪里？毛泽东微笑不语，用红笔在地图上画出一道醒目的红线，由贵州向西南，入云南，再折转直指金沙江，构成一条超乎所有人想象的大迂回路线。就是这条大迂回路线，体现了“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战争精髓，体现了“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灵活战术。

“三人团”＋“玻璃杯”＝“赢得了”

三渡赤水之后，中共中央领导水平更加成熟，中央“神经中枢”也进行创新，按照既要耳聪目明又要指挥及时的实战要求，实事求是，中央决策体制发生深刻变化，2万多红军在蒋介石40万大军包围中更加机动灵活，声东击西，从容不迫，如鱼得水。

1935年3月10日，红一军团发来电报，建议进攻打鼓新场。主持中央工作的张闻天在苟坝召开中央会议。此时的红军两次试图建立根据地未成，敌军又正在合围，下一步行动将直接关系红军的生死存亡。多数同志赞同打。毛泽东因已深入掌握二局破译密电，知己知彼，主张不打，事后证明毛泽东的意见是正确的。于是根据日常军事指挥完全集权的需要，成立了新“三人团”（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来全权指挥军事。

当时总司令部设有4个局：一局作战、二局侦察、三局通讯、四局管理。邹毕兆回忆：“毛泽东亲自主管军委二局，并要求绝对封锁破译敌军密码的消息。”“毛主席深入到我们军委二局，不仅亲自批阅密电，还和我们一个党支部过组织生活。我们因为加班每天只能睡3个小时，有人生病，还有雷永通同志被敌机炸伤，都坐过毛主席的担架，我也坐过一回。钱江误食野菜中毒昏迷，毛主席把坐骑老黄马给他，救了他一命。”“毛泽东说，‘和蒋介石打仗，我们是玻璃杯押宝，看得准，赢得了’。这个玻璃杯就是破译敌人密码工作。”

当时的红军，拥有一支技术高超的无线电侦察部队。正是这支“高科技”部队，保证了毛泽东创造性地采用运动战并取得胜利的可能。

蒋介石密电当天变成红军的敌情通报

1935年3月21日，红军四渡赤水。有文章说“四渡赤水是秘密的”“贵州天无三日晴，蒋介石侦察飞机难以起飞，救了红军”。这些说法与历史真实大相径庭。实际情况是，21日当天蒋介石就探悉红军四渡赤水情报。潘文华、侯汉佑也密电致蒋介石。蒋介石立即发出密电，调动40万大军围堵，一窝蜂追来。但是，蒋介石这封密电同时被红军无线电侦察部队接收。由于蒋介石启用的

是与龙云新制定的密码本，其中又有很多古怪地名，破译难度大，但是，红军战胜困难，只用10多个小时就破译成功，送到毛泽东面前。总部立即开会研究，22时将其译成红军总部的《敌情通报》：“蒋探悉野战军于21日晨由太平渡、二郎滩一带渡赤水河，向东回旋。”“郭勋祺旅跟追中。蒋令上官云相所部在遵、桐、松坎各地严阵固守……”这份通报，将蒋介石密电中围追堵截的兵力部署丝毫不差地变成红军掌握的敌军部署件。

邹毕兆在回忆录中写到，当晚毛泽东对曾希圣说：掌握的敌人情报很及时，工作做得不错。走夜路是要打个灯笼的，红军长征也得有个“灯笼”。那就是准确及时的敌人情报。

在瞬息万变、生死攸关的突破封锁线战斗中，红军连续破译敌军密电。二局侦收员贺俊侦回忆说：“我和钱江两个人，他一部机器我一部机器，我走前面他就走后面，他走前面我就走后面，两个人轮流，一天都不能够停。”“情报掌握就是那个程度：国民党师以上的100%，密码100%，报文100%。”

敌军一个也不能破译红军密电

红军能够破译敌军密电，难道敌军不能破译红军密电吗？

四渡赤水需要高度机动，更需要电台紧密联系。中革军委三局负责通讯联络，专门配备4部电台。各军团和部分师以及干部团也配电台，合计14部。四渡赤水，连日行军，天天鏖战，急如星火。3万红军自始至终都耳聪目明，上下同心，在40万敌军包围圈中穿插，纵横驰骋，声东击西。红一、红三、红五、红九军团拱卫军委纵队，紧张有序，密电联络，从无泄密。这些电台报务人员都是瑞金总司令部无线电训练班学员。红五军团电台政委李白是邹毕兆在二期训练班的同学，到延安后被李克农派往上海，战斗在敌伪心脏，上海解放前20天不幸牺牲，是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主角李侠原型。

最能说明敌军一个也不能破译红军密电的例证，是红九军团佯装中央主力欺骗敌军长达20天的战例。1935年3月27日，中革军委密电派出红九军团转至甘溪地域，向敌佯动。这是中革军委为保证红军主力突破周浑元、吴奇伟、王家烈、孙渡4道封锁线而采取的绝密行动。中共中央领导特派中央纵队政委何长工到红九军团担任政委。军委三局政委伍云甫日记中提及，为确保通讯联络，中革军委特加派一个30分队电台到九k（军）。红九军团在封锁线展红旗、打伏击、放烟火，大造声势，佯装红军主力，在敌军十几万大军中左冲右突，神出鬼没，从而保证红军主力顺利突破乌江。蒋介石3次上当受骗，甚至与在前线堵截的下属周浑元发生争执，延误追击。红九军团政治部主任王首道回忆：“4月7日，伪装中央军缴了长岩民团70支枪；次日，没收反动首领盐庄，给1000多人分了盐；4月29日，我们接到军委电令继续西进，渡过北盘江。”1个月后，红九军团圆满完成佯装主力任务。中革军委通过无线电导演的如此绝密大事，敌军从未识破。

此前，蒋介石可是玩弄破译密电的能手。他曾通过陈立夫派出特务检查邮电局电报底稿，破译密电，打败军阀孙传芳；他在侍从室组建以密码破译专家黄季弼为首的专门机构，破译各地军阀密电。1933年春，他亲自命令黄季弼侦译红军密电。黄季弼经过2个多月研究后沮丧地报告：毫无头绪，无从下手。

邹毕兆曾说：“我军自编密码，是那个时代最先进，最安全的密码体制，最早编制这套密码的人署名伍豪，伍豪就是周恩来。”

原来，红军对于各种电报内容自首至尾均用密码，以号码数目替代密本名称。译电法则引用复译法编成表式，表式是由0000号至9999号的1万号之中任意抽用，随时变更，发电人及收电人彼此均有此表对照，故密本究竟共有多少种、每种用多久、何时更换，均无从分析。

毛泽东的“斩首行动”

毛泽东得到二局“3月24日蒋介石由四川飞抵贵阳”的密报后，乘敌人在贵阳防备空虚，指挥红军主力立即掉头南下，直逼贵阳。

蒋介石听说红军直奔贵阳而来，疑似“斩首行动”，他心惊肉跳，4月1日至8日，连发13封密电、7个手令，特令周浑元、吴奇伟纵队和一直徘徊在滇黔边境的滇军孙渡纵队星夜兼程前来救驾。同时，对防守乌江不力的主官黄道南革职查办；对追击不力的吴奇伟纵队司令严加训斥。

蒋介石侍从室主任晏道刚中将事后回忆说：“蒋介石当晚拉稀了。反复地起夜，又造

成宋美龄着凉感冒。”蒋介石在紧急调动10万大军保驾同时，还准备了空中、陆路逃命通道。蒋介石命贵阳警察局长王天锡准备小轿、快马到行辕，以便逃命。

邹毕兆回忆：“1935年4月4日，红军先头部队已向贵阳逼近，4月5日中革军委也已过脚都河到谷集（均在贵阳城东面）。红军突过乌江时李抱冰十六军也急忙跟着从遵义南开，其他敌人都在拼命地向贵阳涌来保驾。蒋介石惶惶不可终日。”

不仅如此，4月2日，二局破译蒋介石密电有“显有东窜之势”的话语。毛泽东见微见著，再派出一部兵力，向贵阳

东方瓮安方向佯动，故意让敌军飞机发现，让蒋介石错上加错。蒋介石益发坚定他的错判：红军要到湘西！紧急命令各路国民党军向东星夜驰进，“均至瓮安附近会剿”。蒋介石越过龙云直接给孙渡发电要求“兼程猛进”，还亲自接见孙渡，与他称兄道弟，奖银圆5万。孙渡受宠若惊更加卖命。4月8日，孙渡乘大卡车飞奔前线，被相向而来的红军伏击，孙渡命令“绝不停车”，卡车冲过伏击圈后毁坏，警卫员一死三伤。之后，孙渡仍然按照蒋介石“会剿”密电奋力东进。邹毕兆回忆：“由于红军佯为东进，孙渡的滇军3个旅竟向贵安东开。蒋介石的军队全数东调，去布置一场战略大决战。毛主席也正要诱使敌人尽量向东调，去的越多越好。”

4月7日，二局侦知孙渡纵队已过贵阳并继续东进，毛泽东大喜：两个半月前就已布局的大迂回终于实现，云南空虚，红军得救了。他立即下令秘密突围西进。4月9日，红军在贵阳以东20公里处突然转向西南，从贵阳、龙里之间敌军防线30公里的空隙中穿过。国民党40万大军都按照蒋介石密电，兼程东进围歼，红军3万将士则按照红色电波的指引，以日行60公里的速度向西南进军，经云南北上大西北。直到4月23日，红军已经进入云南，打响入滇的第一仗，蒋介石这才大梦初醒。

无线电技侦多次扭转战争危机

曾希圣、曹祥仁、邹毕兆3人是红军破译敌军密码的核心。邹毕兆亲手记录中央红军破译成果，将之取名为《心血的贡献》，里面记载了从1932年10月至1937年底，二局共破译蒋介石中央军和地方军的各种密电达1050封，平均每月17封。而敌军破译的红军密电是0。原总参三部部长彭富九说：“我把这个见证技侦创业史的珍贵小本子交给保密室，现已成为技侦档案的镇馆之宝。”

长征中，红军总司令部甚至比敌军某些军、师主官更早地看到被破译的蒋介石的手令、密电。20岁的曹祥仁、19岁的邹毕兆，拿起侦收的密电数码，只看一遍，立即就能看出段落、看出重复字码。他们破译的关键在于发现重复，抓住重点要害，脑海里立即将其变换成阿拉伯数码，随即变换成汉字，直接报告敌人密电内容。敌军收发报台还在校对、对照密码本译电，红军领导已先敌研究对策。

徐向前元帅晚年时说：“我们党史、军史……对隐蔽战线、情报战线反映不够。我们打了一辈子仗，对‘毛泽东用兵真如神’的提法心悦诚服，但是，毛泽东用兵真如神是以情报为基础的。”

正如毛泽东在长征结束后所高度评价的：长征有了二局，我们就像打着灯笼走夜路。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