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时期国民革命军第七军的政治建军

 ● 谈志兴

军队党代表、政治部等政治工作制度，是孙中山先生在屡经挫折的情况下，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帮助下，学习借鉴苏联红军的政治建军经验，联俄联共推进中国军队政治建军的产物。这种制度首先在黄埔军校实行，逐渐推广到新成立的国民革命军。北伐开始时，国民革命军8个军都实行这一制度。这一时期，李宗仁、黄绍竑等响应大革命的号召，积极与广东国民政府联系，实现广西统一和两广统一，并将原广西陆军第一军、第二军合编组成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引入党代表、政治部等政治工作制度，开展军队政治工作，使第七军成为北伐军主力，为促成北伐和北伐战争的胜利作出了突出贡献。

早期的国民革命军设置党代表

1985年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黄埔军校史料》记载，《国民革命军党代表条例》规定：“为贯输国民革命之精神，提高战斗力，巩固纪律，发展三民主义之教育起见，于国民革命军中设置党代表。”“党代表为所属军队之长官，其所发命令，与指挥官同，所属人员须一律执行之。”“党代表有会同指挥官审查军队行政之权。”“党代表不干涉指挥官之行政命令，但须副署之。”“党代表于认为指挥官之命令有危害国民革命时，应即报告上级党代表，但于发现指挥官分明变乱或叛党时，党代表得以自己的意见，自动的设法使其命令不得执行，同时应该报告上级党代表、政治训练部、及军事委员会主席。”“党代表在军队中，为中国国民党之代表，关于军队中之政治情形及行为，党代表对党员负完全责任。关于党的指导，及高级军事机关之训令，相助其实行，辅助该部队长官巩固并提高革命的军纪。”“党代表为军队中党部之指导人，并施行各种政治文化工作。”“并指导其所辖各级党代表及政治部。”“党代表应注意该部队之经济生活。”“党代表应深悉所属部队中各长官，及该部中一切日常生活情形，研究并考查官兵之思想及心理。”“党代表于行军时，应随地注意民众，毋令其受骚扰，并向士兵解释革命军人之目的，在能除人民受帝国主义者之压迫。”“凡军队所驻之地，党代表须与该地党部及农工等团体发生密切之关系，务使军队与人民接近。”

军队党代表主要是做党务、宣传教育和群众工作的，其职能核心有五点：一抓党对军队的领导，二抓军中宣传教育，三抓军队纪律巩固，四抓官兵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精神生活，五抓群众工作等。因此，党代表常常给人“文官”、文化人的印象。事实上，北伐开始时国民革命军8个军的党代表，大多数也确实是这样的形象，如第一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中山舰事件”后调整为国民党人缪斌），第二军李富春，第三军朱克靖，第四军罗汉（当时是共产党人），第六军林伯渠，都是才华横溢的共产党人。第八军的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刘文岛是国民党人，有留日、留法经历，获得巴黎大学博士学位。

第七军党代表黄绍竑

8个军的党代表只有2个军的党代表与“文人”“文官”形象有反差，一个是第五军党代表李朗如，是孙中山的侍卫长；另一个是第七军的党代表黄绍竑。对于为什么由黄绍竑来当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党代表，黄绍竑自己在回忆录中有详细的解释。1926年3月，他到广州和广东国民政府研讨两广统一问题，广西军队的编成是讨论的重点问题之一。广西军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前，部队原来由定桂军、讨贼军两个军组成，后来又改为广西陆军第一军、第二军，李、黄各为军长。因此，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时，广西方面仍希望编为两个军，即国民革命军第七军、第八军。但是广东国民政府不同意，认为广西如果编成两个军的话，无异占有国民革命军全部四分之一的数量，希望两个军合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军。汪精卫解释说：“第七军的番号，已经决定了，自然无问题。若再要编一军，因第八军的番号已决定给唐孟潇（生智），此外又不好再编。”黄绍竑听了汪精卫这个牵强附会的解释，认为“这个理由，实在勉强得很。而我们确拥有两军实力，原来已有两军番号，如果要并为一军，也有我们的困难。而且这一军的军长，由李德邻（宗仁）担任，抑由我担任，也颇难安排。我见他们内心为难情形，就自动提议请编为一军（但军制共编6个师）。以李德邻任军长，我自愿担任党代表的职务。谭组庵（延闿）听了我的提议，拍掌赞成，说：‘这才是真正革命者的态度啊’”。

国民革命军第7军

东方出版社2011年出版的《黄绍竑回忆录》中，黄绍竑回忆说：“我之所以自动提出编为一军，一来固然为解决当前会议席上困难。同时我鉴于以往两军间，总不免有彼此的界限，不如趁此机会，混编一起，不特前隙尽除，此后必可更加团结。我自己虽不任军长，但以我过去的历史，同德邻（李宗仁）私人的关系，担任党代表，还不是同军长一样的么。”因此，第七军党代表就成为8个军党代表中的例外。其他军的党代表都是外派的，除了第五军李朗如没兼政治部主任，其他都是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而第七军党代表是自己产生的，是原两个军合并重组的产物。尽管目前大多数研究说8个军的党代表都是副党代表，笔者仍然认为，第七军是个例外，黄绍竑的职务是党代表，而其他军的党代表是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因为，按照《国民革命军党代表条例》规定，党代表与军长是平起平坐的，军长所下的一切命令，都要党代表副署，这就引起许多军长的抵抗，甚至有军官认为这个制度规定是荒谬的。比如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年出版的《张发奎口述自传》中，时任第四军第十二师师长的张发奎回忆说：“为什么早先第四军不实施党代表制？廖仲恺是第一位由国民党任命的驻黄埔军校党代表，第一军是国民革命军中第一支实施党代表制度的部队。李济深（第四军军长）是不情愿接受这个制度的。第四军被一连串的胜利宠坏了，没人将这一制度强加于我们。我记得有一次师级以上军官讨论过，都不赞成党代表制。我们认为，部队长的命令，甚至作战命令必须与一位党代表连署是荒谬的。我相信文官干预部队长的作战命令是错误的。文官缺乏军事知识和战术认识，廖仲恺是一个例子。其次，我认为已经建立了政治部，就不必设立党代表一职了。”正因为这一制度遭遇军官的质疑和抗拒，所以国民党中央在向各军派党代表时，采取了妥协的办法，党代表前面都加个“副”字，是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实际上是把副党代表摆在政治部主任的位置上，副党代表不能执行党代表的职权，更多是执行政治部主任的职权。军党代表和军长一样是上将军衔，而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是中将军衔。

在第七军出师北伐时，党代表黄绍竑没有随军出征，留守后方主持广西全省行政事务，并自兼国民党广西省党部主任委员。

黄绍竑后来回忆说：“在军党代表之下，设政治部，各师亦设政治部，团设政治指导员。党代表及政治部为当时新创设的制度。党代表与军长，处于同等之地位。对于部队，代表中央党部，有监察的责任。军长所下的一切命令，都要党代表副署，才发生效力，可说这完全是采苏联的办法。这个制度，在若干部队里，部队长官与党代表，往往会发生严重的冲突和磨擦，而在第七军里面，德邻和我，却精诚相见，毫无隔阂。从全军的官兵看起来，名义上虽有不同，实际上也是一样的服从。他在前方，可以带着我的图章，代我行使党代表的职权，我在后方，也能够带着他的图章，代他行使军长的职权，一点没有窒碍或发生阻力的地方。这种和谐的精神，完全是公私历史造成，而不是其他所能做到的啊。”

第七军军长李宗仁对政治建军的态度

第七军政治部主任黄日葵是由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派来的共产党人。《黄绍竑回忆录》记载了黄绍竑对他的评价：“第七军政治部主任黄日葵同志，很坦白，一见我就说，他戴的是红帽子，他只是干他责任以内的工作，绝对照从我的意旨。的确，他是—个很有能力的工作者。”

黄日葵离粤赴桂时带了一批党团员，作为骨干分配在第七军的各政治部门任职，并指导编辑《革命之花》和《士兵生活》周报，宣传“三民主义”、孙中山的“三大政策”等，使这支旧军队的面貌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官兵关系、军民关系都有改善。

军长李宗仁对黄日葵的能力是肯定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出版的《李宗仁回忆录》中写道：“当时各军中除党代表外，都有政治部的设立。北伐开始时，总政治部主任为邓演达，副主任为郭沫若。邓极左倾，其左右也悉为左倾或共产分子，第七军政治部初成立时，中央派来的政治部主任黄日葵，便是一名共产党。黄少年任事，干劲十足，为人又能说会讲，吃苦耐劳，全军上下都极敬重佩服他。”

但是，第七军成立时已经是在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炮制反共的“中山舰事件”以后，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了蒋介石提出的在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中排除共产党人的提案，特别是5月15日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通过所谓《整理党务案》，规定共产党员在国民党省、市以上各级党部任执行委员的人数不得超过总数的三分之一、共产党员不能担任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名单应该全部交出等，蒋介石限共、清共的步伐加快，国共间的裂痕已日趋明显，这种形势也影响到第七军党代表和政治部制度的实施。

李宗仁当时对共产党人的认识是这样的：“大体说来，我当时对广州方面的所谓跨党分子印象大致都不坏。他们都勤劳刻苦，热情洋溢。虽然和我们因信仰不同，难免格格不入，但是我对他们的任事作风是很佩服的。”“另有一部青年的党员和少壮的领袖却是‘跨党分子’。他们是国民党内的共产党员，信仰不同，背景各异。他们和国民党的结合是暂时性的，日久必然分道扬镳。不过他们多半是青年分子，对革命狂热奔放，极少腐败分子掺杂其间。他们平时虽打着国民党的旗号，但是暗地却发展其共产党的组织。”（《李宗仁回忆录》，下同）因此，李宗仁想的就是广西要防共、限共，要“未雨绸缪”防止共产党渗透。他认为：“当时广东方面，最活跃的中下级党人多为‘左倾’分子和共产党员。而在广西除梧州市党部为少数共产党渗透外，其他各级党部极少共产党分子掺杂其间。广西省党部中虽有几位委员以左倾自命，然尚无真正共产党人渗透。且黄绍竑自兼广西省党部主任委员，开诚布公，不作左右袒，所以共产党在广西，不能发生多大作用。”而且，其时“军、财两政既由广西自理，党务自然也由广西当局斟酌地方情形，呈请中央核办。谁知这一党务独立，日后竟获致意想不到的善果。广东当时国共纠纷已日渐显著，嗣后国共纷争扩大，我们广西能够维持一片清白，就因为此”。

第七军党代表由黄绍竑自请担任，上面派来的政治部主任是共产党人黄日葵，李宗仁不放心，于是采取变通办法，将第七军政治部分为前方部队政治部和后方部队政治部，将黄日葵留在后方，协助党代表黄绍竑开展政治工作，而另行推荐国民党人麦焕章为前方部队的政治部主任并随军行动，实际上是限制共产党人对军队政治工作的领导权。

李宗仁回忆道：“这时广东，上自党政军各级机构，下至农、工、学生运动，国共间的裂痕已日趋明显。我深恐黄氏（日葵）在我们部队中发展共产党组织而招致分裂，影响作战精神。所以当我返抵桂林准备出湘时，密向黄绍竑建议，将黄日葵留在后方，为第七军后方留守部队的政治部主任，另行推荐麦焕章为第七军前方部队的政治部主任。麦为留法学生，和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等都有私谊，为人忠实坦白。但是我推荐上去后，总政治部却拒绝加委，闹出许多误会。后因我态度坚定，麦氏才得就职。这件事在当时虽引起了小风波，然在民国十六年清党时，各友军多为共产党所渗透，唯我第七军能保持一贯纯洁无染的作风，未始不是我们未雨绸缪之功呢。”

“北伐之所以顺利的成功，部队政治工作的成功，占很重要的因素”

在《黄绍竑回忆录》中，黄绍竑曾评价说：“自从政治部成立之后，各部队的精神生活，表现得非常活泼，北伐之所以顺利的成功，部队政治工作的成功，占很重要的因素。”

围绕保障北伐战争的胜利，国民革命军第七军的政治工作主要做以下几方面工作。

第一，严禁军内派系活动，信赏必罚，大公无私。

李宗仁认为：“广西对部队的整顿极为迅速而有效，冗兵汰尽，则所余的全系劲旅。我更竭力革除我国军人派系分歧的恶习，严禁军官因出身的不同而划分派系。信赏必罚，大公无私。所以全军上下一心，进攻退守，足可收指臂之效。”

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许多军队领导人就不一样。比如，李宗仁提到的蒋介石搞“第一军待遇特殊化”现象：在长沙，李宗仁遇见第二、三、四、六各军的高级官员，“一提到补给的情形，不免异口同声的怨言四起。他们举个明显的例子说，各军出发以来，例须按期发放草鞋。然蒋总司令却吩咐，他的第一军每一士兵发给两双；其他二、三、四、六各军，却平均每一士兵连一双草鞋还领不到”。再例如，李宗仁揭露的蒋介石照顾“天子门生”现象：“他们同时又抱怨蒋总司令治军无法度，遇事不论军法而好市私恩。”“有时第一军中黄埔出身的中、下级军官闹亏空，发不出薪饷来。其上级无法解决时，照例只有报告总司令。蒋总是说：‘把他叫进来！’这营长或连长被叫到总司令办公室后，蒋便责问他为什么闹亏空。此人往往坦白地说：‘报告校长！我一时行为失检，把饷银赌输了，发不出饷来。’蒋闻言大怒，顿时骂得他狗血淋头。但是骂过之后，还写一张便条手谕，叫他拿去向军需处领钱，将这军官的亏空补发了事。他对这个犯法的军官不特不加处罚，甚至认为他诚实，颇可嘉许呢。”“诸如此类的滑稽剧，当时在军中时有所闻。黄埔学生都知道蒋总司令这一套作风，因而都喜欢单独求见‘校长’。他们对‘校长’的处理办法，亦从不讳言，并津津乐道，以夸耀于人。故全军上下，皆耳熟能详。因而所谓层层节制，按级服从的制度，可谓荡然无存。蒋氏不但不以为虑，还以黄埔学生忠于他个人为得计。”

李宗仁认为，这是蒋介石身上“无可补救的缺点”。“蒋氏的个性，可说是偏私狭隘，刚慎黠傲，猜忌嫉妒，无不俱备。”蒋介石“身为国民革命军的统帅，然其意念中总是以第一军为主体。军中一切弹械补充，给养调剂，编制扩展等等，第一军常比他军为优厚。例如江西肃清后，严霜如雪，岭南子弟不惯于寒冷气候，多已瑟缩难耐，然后方军毯运到时，蒋总司令即面谕兵站总监俞飞鹏，就第一军伤兵医院优先发给，此外赏赐慰劳银元也照此办理。俞谓，每一医院中都有各军的伤兵，当如何应付。蒋说：‘不管，不管，他们自有他们自己的军长！’蒋氏此话，显然忘却其主帅的地位，而仍以第一军军长自居。他这种作风，可能故意使第一军待遇特殊化，而使其他各军官兵对第一军发生向往羡慕之心，然事实上，他所得的结果反而是友军怀怨不平，部曲离心。”“所以就这点说来，蒋氏最多只可说是偏将之材，位居主帅之尊，其智慧、德性，涵养俱不逮远甚。”

第二，积极发动群众，严格群众纪律，促进军民打成一片。

李宗仁指出：“因为在国民党改组之后，我们仿效苏联，发动群众运动。各县都组织有农民协会、工会、学生会等。群众大会经常举行，情绪极为热烈，军民打成一片，如水乳的交融。”

黄绍竑则回忆道：“前方的进展，与后方息息相关，参加北伐的部队，固然负荷着非常重大的使命，而后方的工作，亦极度紧张。第七军北伐的部队，所需要的粮饷、被服、械弹等，都是由广西自行筹划接济，飞刍挽粟，人马补充，工作繁重。广西自民国十年以后，祸乱频仍，地方元气大伤，但对于革命的贡献，不敢稍落人后。一直等到革命军进展至武汉、南京之后，这种负担，才得减轻。但因前方的胜利，使后方的民气，更加发扬。同时主持的人，亦愈觉易于推动。革命初期的军队与民众，是真正的打成一片。所谓军民合作的精神，在那时候，可说达到最高度了。”（《黄绍竑回忆录》）

为了做好宣传群众的工作，第七军有一支由广西省党部号召青年女学生百余人组织的“广西学生女子北伐工作队”，随军担任宣传、看护、慰劳等事务。李宗仁军长的妻子郭德洁女士适任广西省党部监察委员，遂由党部推为女子工作队队长，随军北伐。这支工作队都是20岁上下的青年女子，“然在革命空气熏陶之下，均抛却脂粉，换上戎装，在枪林弹雨中，登山涉水，不让须眉”。她们的工作主要是宣传鼓动、慰问伤兵、访问民众等。“当我军在前线喊杀连天，所向披靡之际，战场上忽然出现这一支小队。各界不知底细，以为她们也是冲锋陷阵，出生入死的战斗人员，敌人为之咋舌，我军士气也随之高涨。一洗数千年来我国女子弱不禁风的旧面目，为我革命阵容生色不少。那时各友军政治部虽也有女子工作人员，然以女子单独组成一队在前线工作的，我第七军实开风气之先。其时去清季不远，民间习俗，仍极保守，男女有别，授受不亲的观念，牢不可破。我广西女子，所以能毅然挺身而出，参加北伐，实是革命风气感召使然。”（《李宗仁

回忆录》，下同）“簪缨巾帼，相映成辉，对民心士气都发生极大的鼓励作用。”“北伐期中，本军所过之处，当地居民的口碑都可为本军纪律严明作佐证。”“老百姓处处为我们设茶水，送粥饭，探消息，指迷路，亲如家人，为我们作战提供了有利条件。”

第三，经济公开，官兵同甘共苦，官长身先士卒。

当时广东国民政府财政困难，广西与之进行军队整编协商时，约定两广统一后，广西地方财政，仍由广西自理，第七军军饷也由广西自筹，中央暂不过问。事实上广西的财政更加困难，第七军的制服都是用最粗的土制灰布制成，既易褪色，又易破烂，士兵穿久之后，难免褴褛不堪，七军部队常常被人称为“叫化军”。但就是这支“叫化军”，在北伐战争中发挥出超乎人想象的战斗力。经济民主是法宝。李宗仁回忆道：“北伐开始时，本军的饷糈却远不及其他各友军的优裕。在统一广西期中，我军因战费浩繁，有时未能按月发放薪饷。士兵每名每日只有伙食费小洋二角，官长不论高低，一律发伙食费四角。各单位主官除另发少数‘公费’之外，别无其他津贴。所幸我们经济公开，虽患贫而不患不均，因此官兵都能甘之如饴，而无怨尤。”

官兵同甘共苦、官长身先士卒是主要因素。李宗仁说：“然本军官兵都身经数十战，上下团结一心，纵令是高级指挥官也无不身先士卒，所以，每个战斗兵都能勇往直前，有进无退。在统一广西各大小战役中，无一而非以少击众，士气极为旺盛；加以本军经济公开，所有各级官长俱能与士卒共甘苦，再施以严格训练，晓以革命军人救民的大义，因此本军所到之处，南自镇南关，北至山海关，可说是战无不摧，攻无不克，纪律严明，秋毫无犯。”

对这一点，李宗仁也与第八军进行比较：在北伐军攻下长沙后，“在长沙，除计划次一步战略部署和参予欢迎大会之外，我对唐生智的第八军也作了一番仔细的观察。唐生智是最近加入革命阵营的，军中作风有许多地方仍未脱军阀的窠臼。官、兵界限分明，不共甘苦，不像我军官长士兵打成一片。我军纵是高级指挥官出门，随行卫士也很少。短途便步行，稍远才骑马，极少坐轿。而唐军纵系连长官阶也威风凛凛，不可亲近。一日，我在长沙街上步行，忽然又碰到刘文岛（第八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他坐了一乘华丽的四人大轿，前呼后拥而来。那时长沙尚未筑有马路，街狭人多，摩肩接踵，拥挤非常。我们徒步的人见到这乘大轿，不期然都向两旁让开，驻足侧目而视。谁知我却给轿子里的刘文岛一眼看到，他连忙弯身向前，大拍其轿杆，要轿夫停下，然后匆忙下轿，向我立正敬礼并寒暄一番，问我到何处去，为何不坐轿子。我说，只是出来散步，用不着坐轿。刘文岛当时在长沙是十分显赫的人物，经他这样卑躬屈节一来，街上围观的市民才知道我便是第七军的李军长。我并非故意表示我的平民化，这只是说明两军作风之不同而已。”

第四，开展军中精神教育和破除迷信运动。

一方面，第七军的精神教育宣传三民主义，宣传国民革命精神，宣传北伐军为被压迫民众谋利益而奋斗，宣传国民革命军纪律，使官兵懂得为主义而战的道理。

另一方面，开展了破除迷信活动。广西在各种政治建设尚未开始之前，首先由军队开始开展破除迷信活动。1926年7月，黄绍竑以政府主席的身份通令全省各县捣毁寺庙偶像，以祛除社会迷信。除孔庙关岳庙，一律不准保存。此破除迷信的社会运动，系白崇禧所首创。他驻军桂林，便下令给各部队官兵，将桂林城郊附近的寺庙会馆里所有的佛像，一律捣毁。白崇禧曾对黄绍竑描绘过这一情

景：“当捣毁城隍菩萨的时候，那些士兵，都有些畏惧，但迫于命令，又不敢不打。当执行之前，有些士兵上了香，磕了头，口里喃喃自语：‘城隍爷爷不要怪我，我是奉了军令，身不由主的啊！’这可见军令的威严，亦可见迷信的力量了。然而迷信的力量，毕竟敌不过军令的威严，城隍爷爷终于被打倒了。”（《黄绍竑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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