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女赵清阁：以笔为枪投身抗战

● 颜坤琰

赵清阁（1914—1999），河南信阳人，因幼失母爱，处境恶劣。读完高中后，想进美专，但没钱，倔强如风中劲草的她宁愿找工作做，也不肯向后母索取学费。17岁的她第一次向报社投稿就得到发表。1933年考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成为上海《女子月刊》的重要撰稿人。

赵清阁

1934年初春，20岁的赵清阁给久仰的鲁迅先生寄去了自己已发表的诗文，向先生请教。没几天就接到先生一纸短笺，约她到施高塔路内山书店见面。一个晚上，戏剧家左明陪赵清阁去看望鲁迅先生。鲁迅先生有些诧异地问道：“你怎么作旧体诗？”赵清阁羞怯地回答：“因为小时候爱读旧体诗，也学过。”鲁迅先生接着说：“能作旧体诗就也能作新诗，写散文要富诗意，作新诗对写散文有帮助。散文无论抒情和叙事，都必须辞藻优美、精练。然而更重要的是，诗与散文都应言志，不可空洞无物……”

有幸沐浴鲁迅“春风”的文艺新人赵清阁，从此更醉心于文艺创作。全面抗战爆发后，这位文弱女子以笔代枪，纵横驰骋，为抗战事业做出了力所能及的贡献。

《弹花》：射向侵略者的子弹

七七事变爆发后不久，武汉成为全国抗战中枢，不愿做亡国奴的作家、艺术家纷纷奔赴武汉，保家卫国。1937年底，赵清阁来到武汉，她一心想编一本宣传抗战的文艺刊物，于是，在华中图书公司老板唐性天的同情与合作下，赵清阁主编的《弹花》文艺月刊于1938年3月15日诞生了，刊名的寓意是：射向日本侵略者的子弹，一定会开出胜利之花。

《弹花》是抗战爆发以来国内较早创办的文艺刊物。赵清阁以“本社”名义撰写了一篇编后语《我们的话》，道出了该刊的宗旨：“目前，中国社会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被侵略民族为要生存而抗战，是神圣的，是有真实性的，惟有充分表现这种真实性的文艺作品，才是真正的艺术，才有它历史的不朽性。”“希望从事文艺工作的同仁能蠲除成见，群策群力，把笔尖一齐向外，对准我们的敌人。”在创刊号上还刊发了她创作的话剧剧本《把枪尖瞄准了敌人》。

刊物得到了稍后成立的中华全国文艺家抗敌协会（以下简称“文协”）中不少作家的积极支持。为该刊撰稿的著名作家、艺术家有42位，其中部分是共产党人士，也有著名作家、文人和国民党要人，如郭沫若、冯玉祥、老舍、应云卫、安娥、张恨水、魏猛克、罗荪、丁玲等。在文艺界统一战线的原则下，围绕团结抗日的内容组稿。刊物发行后受到民众的欢迎，第二期出版只几天，2000册就销尽；第三期加印到3000册，在当时战乱中的武汉，这可是一个可观的数字了。《弹花》每期发表文章15篇左右，包括文艺理论、小说诗歌、戏剧唱本、报告文学、杂感随笔、战地通讯、外国文学等多种栏目和体裁。论文如老舍的《我们携起手来》、丁玲的《略谈改良主义平剧》、穆木天的《调整文化队伍》、金满成的《忠于文艺、忠于抗战》，小说如冰莹的《倭寇的暴行》，诗歌如冯玉祥的《夜袭》等，都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由于日军对武汉的狂轰滥炸和气势汹汹的进逼，国民政府下令疏散在武汉的机关和人员把抗战指挥中心迁到重庆。文艺界人士都纷纷往大后方撤退，此时的赵清阁却对好友王莹表明要在前方继续战斗的决心：“无论武汉吃紧到什么地步，我都不离开。最后也只有回到前方的故乡——信阳、潢川去工作。”赵清阁又告诉表姐杨郁文：“我不离开武汉了，我要等着和鬼子拼命，就是用钢笔尖，也能戳瞎他一双眼睛！”但赵清阁又不忍心在日军的进逼中让刚刚诞生才5个月的《弹花》夭折，她有些左右为难，在朋友们的劝说下，为了使《弹花》继续发挥抗战喉舌的作用，赵清阁终于决定西去重庆。

7月9日下午，赵清阁托朋友买到了疏散难民的“大豫”号轮船的房舱票。因天气的缘故，轮船延宕至11日夜间才起锚。第四天，船到宜昌，又因去重庆的船票难买，她们不得已在宜昌逗留了15天。后通过熟人辗转买到了两张船票。一路上历尽艰辛，于8月初抵达重庆朝天门码头。

赵清阁最初住在苍坪街一小餐馆楼上的蜗居内，住宿问题解决后，她就开始忙忙碌碌地奔波在崎岖的大街小巷，筹划恢复《弹花》出版的相关事宜。1938年10月1日，《弹花》第一卷第六期终于在重庆出版。赵清阁十分兴奋地在《编后》中写道：

文化在后方，正如武力在前方，同样是负着救亡的使命。……我文化工作者在今日已成为全国文化重心地的重庆，应该怎样坚强地把握住这伟大的时代，像前方战士那样紧张、勇敢地执着我们的枪——即是笔杆，瞄准向我们的敌人射击——即是暴露，更竭力唤起全民抗战的决心，要求全世界人士主持公道，爱好正义，予强寇以严正的制裁。文化使命是如此，《弹花》创刊的宗旨也是如此……

撤退到重庆后，由于日机空袭频仍，印刷困难，无法按期出版，月刊就变成了双月刊。再者，文协的机关刊物《抗战文艺》、茅盾主编的《文艺阵地》、臧云远主编的《自由中国》和马彦祥主编的《抗战戏剧》等抗战刊物，在《弹花》问世不久，也陆续登上了文艺期刊舞台。和这些厚重的刊物相较，《弹花》就显得单薄一些，因此，销路受到影响。在赵清阁的不懈努力下，又勉强出版了5期；嗣后，因为亏损日趋严重，华中图书公司老板唐性天坚决不愿再办下去。当时，赵清阁在教育部教科书编辑委员会的戏剧组任编辑，看到别人办刊物能申请政府津贴，于是她请教育部国民教育司司长顾树森帮忙。顾树森为赵清阁的抗战热忱所感动，便代她向教育部申请援助，终于得到大约每月两三百元的补贴。顾树森又介绍正中书局总经销《弹花》，卖出的刊物四六拆账，但所得无几，凑起来仅够纸张印刷费用。稿费也很低，有些朋友还分文不取。这样才又勉强继续出版。

1939年5月，《弹花》复刊发稿的那天，赵清阁碰上了“五三”“五四”大轰炸。当时，她正抱着稿子去印刷所，走到大梁子时警报响起，街道禁止通行。赵清阁赶紧躲进一家理发店，理发店里已经挤满了避难的人群，她只得蹲在楼梯下面。突然一阵巨响，顿时尘土飞扬，人们哭叫着扑向楼梯，压到赵清阁的身上。原来是附近中了炸弹，多处房屋震塌。敌机远去后，人们连忙往外逃。赵清阁这才透了一口气。刚刚站起来，只觉得头上湿漉漉的，最初还以为是汗水，谁知走到洗脸盆前往镜子里一看，额头上全是鲜血，她不禁大吃一惊，方才知道自己受伤了。高度紧张使她忘了创痛，庆幸怀里的一卷稿子安然无恙。她立即拔腿跑了出去，额头上的鲜血顺着脸颊直往下滴，殷红的鲜血洒在大街上。大街上横七竖八地堆着被炸断的电线杆，人行道上散布着断肢残骸，血迹斑斑。她顾不得空中还有敌机，周遭仍在轰炸，一个劲地直奔中正路（今重庆新华路）上的青年会跑去，那里住着几位文协的朋友。老舍、安娥等见赵清阁脸上血迹纵横，立刻用红药水给她清洗了伤口，发现额头被碎玻璃划破了。幸好伤口不大，也没有伤及要害。警报解除后，老舍护送赵清阁和安娥沿着长江边上走回城外两路口的住处，当时安娥与赵清阁住在一起。后来，老舍写了一篇《五四之夜》，安娥写了一篇散文《炸后》，其中都有关于赵清阁这次遇险经历的记述。

《弹花》复刊后，又陆续出版了10期。这期间进步作家欧阳山、孔罗荪、草明、邵子南等都为《弹花》写了宣传抗战的力作，如孔罗荪的散文《江上》、欧阳山的小说《爸爸打仗去了》、草明的小说《荣誉大队》等。并继续得到了老舍、左明、安娥、陈瘦竹、李长之、梅林、张恨水、张十方、陈雨门、赵望云等作家和艺术家的支持。纵然如此，《弹花》出版还是困难重重。后来，教育部编印的一个官方杂志《学生之友》，载文斥责青年学生所谓“思想‘左’倾”，使赵清阁愤愤不平。她便化名“铁公”撰文抨击，双方发生了争论，开罪了官方，于是《弹花》补贴费取消了，正中书局也不肯经售了，迫不得已，《弹花》只好于1941年第三卷第八期停刊。

呕心沥血写佳构

1939年初，赵清阁寓居的苍坪街小餐馆被日机炸毁后，她只得迁往市郊的两路口赁屋而居。不久，赵清阁染上了肺病，而此时，日机也加紧了对重庆市区的狂轰滥炸；她供职的教育部教科书编委会远在北碚，于是，这年的初夏时节，她就同杨郁文一起迁到了距重庆约有100公里之遥、而与北碚却近在咫尺的北温泉“琴庐”。当时，许多文化、教育单位云集于北碚。

这时，著名剧作家阳翰笙也因患肺病，在琴庐前灵隐山麓的一幢楼房里疗养，每逢夕阳西下，阳翰笙就和妻子一起散步到赵清阁住处，谈天说地，摆“龙门阵”。他们是一年多以前在武汉相识的。因为阳翰笙当时正在构思《草莽英雄》剧本，常常与赵清阁讲些四川“哥老会”除暴安良的故事。而赵清阁也正在创作一部取材于民间绿林英豪参加抗日游击战的剧本《女杰》，阳翰笙讲的故事，令赵清阁的创作获益匪浅。

关于当时抱病写作的情景，赵清阁在《寒夜的灯光》里回忆说：

那时我蛰居重庆北温泉的琴庐，从事专业写作，因此日日夜夜都要伏案“爬格子”。北温泉是个山水如画的地方，泉水含石灰质，不少人前来疗养肺病，戏剧家阳翰笙就在这里疗养。我也患肺结核，所以一半也为的在这里治病。可那时正当抗日战争方酣之际，白天鬼子空袭频繁，即使我不愿往外躲，待在屋里也无法安心执笔，于是就全靠夜晚耕作。早春的寒夜还有些凉气侵人，我住的琴庐是竹杆建造的，当然不及砖泥建造的房屋御寒。而且没有电灯，点的是古老托盘式的菜油灯，用几根灯芯草燃放出微弱的光亮。……使得我的眼睛近视加深了，目力越来越差。不上一年工夫，我的近视度就由130升级为300。而我也不能因此搁笔，让大好时辰白白浪费。

与赵清阁时有交往，曾在重庆《国民公报》《扫荡报》任记者、编辑的刘以鬯在《记赵清阁》中写道：

病魔一直在威胁着她，甚至有可能夺去她的生命，她却不断与病魔抗争。我第一次见到她时就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她的脸色苍白似纸。这种苍白的脸色，会令关心她的人，为她的健康而担忧。不过她很坚强。尽管健康情况不好，却活得十分有劲，既无“弱不胜衣”的病态；也没有“I want live fast”的消极思想，用生之意志与病魔搏斗，视文艺为生命的最终目的，一若徐志摩将曼殊斐尔喻作鹃鸟时所说：“唱至血枯音嘶，也还不忘她的责任是牺牲自己有限的精力……”

是什么力量在支撑着赵清阁废寝忘食抱病写作？是爱国的情怀、是对侵略者的无比仇恨。她常常是不及完工，就半途病倒，但“病中，仍不忍搁置，力疾促成。”她在《沧海泛忆》一文说：

想起了多少美丽的城池被敌人轰炸为一片焦土，多少战士的血染红了长江和黄河！无辜的同胞被敌人惨杀得尸横遍野！这无底无边海般深的仇恨！……能让强盗永远这样猖狂肆虐下去吗？不，一定不，我们要再接再厉与敌人拼到哪怕只剩一支枪，一颗子弹，一个斗士……我得等着和鬼子拼一下，就是钢笔尖也能戳瞎它一双眼睛！是的，两只拳头也可以敲痛鬼子底心脏。

1943年深秋，赵清阁在北碚江苏医学院附属医院住院做盲肠手术，当时，她正与老舍合作撰写话剧《桃李春风》，该剧本的第三、第四幕就是赵清阁在病床上完成的。

抗战爆发后，话剧成了宣传民族解放、救亡图存最有力最受群众欢迎的文艺形式，尤其独幕剧和街头剧更是锋利的轻武器。赵清阁尽了最大的努力去写剧本，以此唤醒群众的民族意识。她相信戏剧所收的宣传效果远较其他的表现方式为大，所以她积极投身到剧本创作中去，写出了不少富有爱国思想，表现抗日斗争的话剧，前前后后共创作了20多个多幕剧与3本独幕剧集。影响较大的如五幕话剧《女杰》、四幕话剧《潇湘淑女》（又名《忠义千秋》）、《此恨绵绵》、三幕话剧剧本《反攻胜利》等。

赵清阁还创作了长篇小说《月上柳梢》、中篇小说《凤》等。在小说《凤》再版自序中，她写道：

抗战以后，人人都变成了怒狮，平日卖唱于舞台的优伶，不仅只是凤，还有很多无名英雄，都干出了不少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举！为什么，因为时代唤醒了每个沉睡的灵魂！

1941年，赵清阁反映抗日主题的长诗《生日》发表在《黄河》第十一期上。全诗共20节，80行；该诗着意描述了为编辑出版《弹花》第二卷第五期，独自办刊发稿那天，正赶上大轰炸，她抱着稿子去印刷所，中途躲警报时被炸伤的过程。在诗的最后一节，赵清阁企盼着，呐喊着：“又是一次生日过去，整整活了25年，什么时候，才能回到故乡？什么时候才能骨肉团圆？”渴望胜利的心情溢于言表。

穷困潦倒不言苦

赵清阁到重庆不久，就被聘为教育部教科书编委会戏剧组的编辑。编委会在北碚，赵清阁当时住在北温泉，一方面养病，一方面醉心于抗战戏剧的创作。后来因为其他原因辞职后，固定的经济来源从此断绝，她生活和治病的花销就全靠少得可怜的稿费、版税所得，不够维持怎么办？那就只得变卖东西了。

染上肺结核半年后，医生叮嘱她：病愈后至少还须完全休息一年才能恢复工作。休息期间应当绝对静养，不能活动，不能思虑，多睡眠，多吃营养补品。为了尽快康复，原来计划一个星期吃一只鸡，但由于经济拮据，只能打对折，每月吃两只，单单这一项支出就要百余元。维持了两个月就干脆不吃了。有时买点猪肝代替，但也常常间断，因为，假如每天都吃，至少也需五六元，于是后来便完全改成了素食；兼之天气酷热，人渐渐消瘦下去。而且，为准备秋凉动笔的小说构思也令赵清阁伤神。这就整个破坏了医生一再强调的静养规定，因此，她的健康状况遂又陷入悲观境地。

4个月来，赵清阁全靠拍卖旧书物支撑病后的生活。她一向不喜欢向朋友们诉苦、哭穷，她知道，这年头大家都很艰难，谁也不比谁强多少。你不能帮助朋友，怎么忍心让朋友为你犯愁呢？那可真是罪过啊！所以，朋友们从她的嘴里听不到苦音，也很难在她身上看到穷相。她硬着头皮，咬紧牙关，与生活挣扎，直至差不多把所有的东西都快卖光了！

为了买医治肺病退烧的进口药，赵清阁逼不得已把一只心爱的小提琴送到寄售商店。虽然她不是音乐家，可她醉心音乐，苦闷时她喜欢吹吹口琴，拉拉小提琴。音乐也有助于文思，因此赵清阁需要它，卖琴之后她又感到追悔莫及。考虑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她又去到寄售商店，想取回小提琴。谁知一眼看见商店的柜台里小提琴已无影无踪，她的心弦一下子断了！她急切地问老板，老板说昨天就卖掉了，并立刻把钱付给了赵清阁。她恳求老板为她追回提琴，恳求他告诉买主的姓名、地址，可被老板一口回绝了。

回到家中，赵清阁流着眼泪写了一篇散文《卖琴》，发表在重庆一家报纸上。她控诉生活的残酷，也责怨自己的无能。文章见报后便在社会上引起了反响。有人写信给她，愿意赠送她一把小提琴，但赵清阁婉言谢绝了。最堪告慰的是小提琴的买主，主动找到了赵清阁家，他是北碚复旦大学的学生。青年学子为赵清阁的小文所感动，愿意原物“归赵”。赵清阁为这位青年学子纯真善良的心感动，知道他也是一位小提琴爱好者。赵清阁见他手里提着那把琴，就请他随意拉一曲。赵清阁发现，这学子的基础比自己好，深觉琴得其所，便欣然打消了收回的念头，这位大学生反倒显得惴惴不安了。应云卫、程梦莲夫妇看了赵清阁的小文，在重庆买了些药寄给她，劝她保重身体。她接到药品后，一阵心酸，泪水像断了线的珍珠……

1945年9月，日本投降的消息一传到重庆，大家就急忙奔走相告，文艺界的朋友更是兴奋，疯狂地拥抱，跳跃！赵丹在一家餐厅里喝得酩酊大醉，把酒瓶酒杯都砸了，自己也受了伤。在杨郁文的家里，赵清阁看着她和丈夫张契渠兴奋得搂到一起，在地板上打滚，叫嚷，把他们一岁多的小儿子吓哭了。不知怎么的，这时候赵清阁竟情不自禁地簌簌掉下泪来，是欢乐还是哀愁？！她心里五味杂陈。

此时此刻的赵清阁急于想走，想离开重庆，离开雾！她怎能不急呢，这一阵子她连栖身之所都没有。

赵清阁盼到了出川的机会。一个朋友在上海主持一家私人经营的《神州日报》编务，聘请她主编副刊。赵清阁欣然应承，便积极准备起程赴任。为了尽快回到上海，她想乘飞机，因此需要一笔旅费。但她身无分文积蓄，怎么办呢？唯一的办法还是只有变卖自己已所剩无几的物品。当时，许多“下江人”为了掉头东去，纷纷拍卖旧衣物，城里的拍卖行一时间兴旺得了不得，买卖应接不暇。而私下“摆地摊”也逐渐盛行起来。但是，摆地摊非赵清阁所长，幸喜杨、张夫妇自告奋勇，愿当“总经理”，把他们的东西和赵清阁的合并拍卖。

他们把地摊设在杨、张住处体心堂附近的领事馆街口一块较干净的地方。每天早晨，杨、张两人用被单包了一些旧衣物到街口摆摊，张很会招徕生意。起初，赵清阁觉着在熙熙攘攘的人群前摆地摊怪不好意思的，站一会儿便溜了。后来她被分工在中午值班，让杨、张回去吃饭。值班时，赵清阁拿一本书坐在小板凳上读，为的是用书遮住脸，怕熟人认出她。可偏偏中午来来往往的过路人多，不断有顾客光临，问长问短，她总是结结巴巴地答不对口。尤其是讲价钱，她更不知如何应对，顾客一还价，她就说：“随便吧！”这反倒把顾客难为住了，买也不好不买也不好，他们会说：“这啥子话?”“你这人恁个不会做生意嘛！”她苦笑了笑说：“我本来不是做生意嘛！”这话让顾客瞠目结舌。遇到好心人，表示同情，按照定价买下她的东西，这又会使她感到难堪，仿佛是顾客施舍，自己成了乞丐。

有一天中午，赵清阁正出神地看书，来了个顾客拿起她的一只口琴吹了几声，问她卖价。她又脱口而出地说：“随便。”口琴定价是两元，顾客只出一元；听见她说“随便”，以为赵清阁同意了，便预备付钱卖下。这时忽然有人从顾客手里拿过口琴说了一句：“让我看看。”接着又说：“两元，我买了！”赵清阁被这熟稔的四川口音怔住了，举目一望，原来地摊前站的是大作家郭沫若和老舍。他们从天官府出来，经过这里发现了赵清阁。这意外的邂逅羞得她顿时红了脸，一阵热辣辣的！老舍幽默地慢条斯理地说：“依我，干脆把地摊摆到那些外国使馆门前去，我给你写块招牌，就叫‘作家地摊’，也叫洋大人们见识见识咱们中国作家的体面！”郭沫若频频点头，附和地说：“对！让朋友们常来凑凑热闹，再让报纸发条新闻，包你生意兴隆！”听了他们俩的对话，赵清阁一时品不出是什么滋味，站起身直想跑开。

郭沫若给赵清阁大讲生意经，抱怨她的口琴卖贱了。赵清阁说，比白扔了强。郭沫若又建议她画几张国画卖，他愿给她题字。这—下提醒了她，她也乐意试试。她已经久不作画了，也从未卖过画，天晓得此路行得通不？她的涂鸦之作会有人买吗?

赵清阁买来画笔、宣纸、颜料，开始作画。最初只画了几帧写意花卉，她自己觉得除了有一点意境外，毫无可取之处。她羞怯地拿给郭沫若看，他认为可以托人卖出去。他为赵清阁题了一帧红梅图，这是郭沫若第二次为赵清阁题画。这画卖掉后，她追悔莫及。

一位编过报又经商的靳姓朋友很有办法，他帮赵清阁卖掉了两张画。还指定叫她画一张观世音图，说是他认识的一个资本家的母亲信佛，平日供奉观世音菩萨，愿出高价请人绘制一幅素静典雅的观世音像。赵清阁欣然承诺。她用水墨画了一帧安详恬静的观世音素描坐像，没有幽篁，只在坐像前绘一枝竹叶；画面尚觉清逸淡雅，不流于世俗。想不到这幅观世音图竟被那位老太太赏识，她很慷慨地给了赵清阁100元润笔。这真使她喜出望外，不禁合掌念了一声：“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卖画的钱足够她买一张飞机票，卖旧衣物的钱就打算留到上海用来重新添置衣物。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买到了民航机票。赵清阁终于可以出川了，可以离开山城，突破雾障！行前她向朋友们告辞，相约后会有期。

重庆的初冬，还温暖如春。起程的这天早晨，天空下着毛毛细雨，好像是山城在挥泪向她惜别！几年穷困潦倒的生活没有把她击倒，她以乐观豁达的心态面对贫穷、疾病，还有那人世间种种无端的流言蜚语，她以坚强的毅力坚持文艺创作，为伟大的抗战事业尽心竭力。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