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学生军与藤县抗战宣传

周雄

广西学生军是以在校学生为主体的抗日救亡武装团体。他们深入桂南城乡和日军后方，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建立和训练民众抗日组织，发动民众实行破坏交通，切断日军的物资补给，协同正规部队袭击日军。

1938年10月，日本侵略军占领了武汉、广州，广西危在旦夕。在民族危亡的紧急时刻，广西新桂系当局在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感召下，为了保存地盘、抗日和壮大对蒋介石的抗衡力量，11月初在全省范围内招收第三届广西学生军（以下简称学生军），招收在校初、高中学生以及少数小学教师和机关职员，编成3个团。

当时，中共广西省工委按照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的指示，动员部分党员和进步青年参加学生军，以此团结教育爱国青年，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组织动员群众进行全民族的备战，壮大进步力量，遏制顽固派的投降倒退

1941年6月，广西学生军解散时，总人数为1196人，已发展中共党员166人，占学生军总人数的13.7%。由于有中共在学生军中起领导骨干作用，这支队伍成为一支进步的抗日救亡工作队，为推动广西全民抗战做了大量的工作，为抗战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其中，学生军一团、二团各1个大队，于1939年4月至1940年1月在藤县宣传抗日9个月，为激励藤县民众开展抗日斗争打下了良好的思想基础，这段历史值得铭记。

中共党员对学生军的影响

梧州招考学生军，是由民团指挥部政治部负责，那里有中共地下党支部和党员。地下党员根据上级党组织的指示积极报名参加学生军。梧州地下党参加学生军的党员有：靳为霖、张熙和、黄汉杰、丘文惠（丘冰）、梁敏之（梁治光）、黄廷机、吴家宜、袁承洋（袁舫）、练永雄、郭识严、张攀桂、周婉琼、崔震金（崔灿然）、邓秀琼、郭珩珍等。

他们在学生军中分别担任团、大队、中队和班的领导职务。如靳为霖任第二团政治部主任，黄汉杰任二团第一大队政治指导员，黄端庚任二团女生队政治指导员，还有分别担任各班班长的崔震金、邓秀琼、郭珩珍等。

当时，梧州高中为避免日军飞机轰炸，搬迁到藤县太平圩的三民中学，借该校校舍上课。梧高中共地下党支部号召中共党员带头参加学生军，在黄廷机、吴家宜、丘文惠、袁承洋、张熙和等中共地下党员的动员和带领下，一批学生积极分子报名参加学生军。梧高全校208名学生，就有180名报名参加学生军。

在行军途中，梧高中共地下党员和苍梧游击政工队的地下党员练永雄等6名党员成立了临时支部，黄廷机是负责人。之后黄廷机还成为学生军第二团党的负责人。各大队党的负责人分别是：一大队丘文惠，二大队张熙和（后是袁承洋），三大队吴家宜。学生军中的中共党员都充分发挥了自己的作用。

学生军成立后，第二团在桂林集训期间，曾邀请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以及范长江、夏衍、洪琛、张志让、张铁生、陆诒等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作有关抗日形势和战地情况的报告，还邀请日本反战作家鹿地亘、台湾抗日组织秘书张一之（即朱华来）、朝鲜抗日义勇队的金昌满等人作报告。

叶剑英为学生军讲述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介绍了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日前线的军事斗争和动员群众的情况；讲述了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和毛泽东《论持久战》对中国抗日战争战略战术的精辟论述，分析了抗日战争的发展趋势和最后必胜的光明前途。

这些报告对学生军的教育和影响很大，许多学生军的政治倾向由此更加鲜明，抗战积极性更高昂，树立了抗日必胜的信念，为了拯救中华民族的危亡，以满腔热情投入抗日的宣传工作。

在桂林听报告后，绝大多数同学还到书店买了不少进步书籍。如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论新阶段》，刘少奇的《论青年修养》（即《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共产党宣言》《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大众哲学》《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社会发展史》《辩证唯物论》等，以加深自己的政治思想素养。

学生军带的书籍多，行军时宁可丢掉行李，也不愿丢掉这些重要的精神食粮。二团一大队指导员黄汉杰没有什么行李，只有一担书，都是关于马列主义、共产党的书。一大队还集中购买了《论持久战》等著作，配备人手一册。

此外，八路军桂林办事处记者陆贻从前线采访八路军、新四军抗战的情况资料也很受学生军的欢迎和喜爱。

学生军在藤县的抗日宣传工作

经过短暂的军政训练，学生军于1939年初开往桂南、桂东南等地发动民众。

1939年4月16日，学生军二团一大队队部，一、二中队和女生中队同时到达藤县，官兵150多人；同时，学生军一团一大队一中队100多人，也到藤县太平镇开展抗日宣传活动。

学生军到达藤县县城时，受到了民众的热烈欢迎。市区、街道两旁的各家店铺贴着“欢迎广西学生军”的红色标语，抗日救亡歌声、爆竹声、口号声响彻整个县城。

县府召开了欢迎大会，代表各界人民欢迎学生军驻藤开展抗日宣传工作。藤县许多青少年以新奇的眼光追看这些能说会唱、有男有女的学生兵。二团一大队部和一中队队部驻龙颈苏屋，二中队驻黄一本堂。

学生军驻藤县后，为藤县的抗日救亡宣传做了大量工作。

一是利用多种形式开展抗日宣传，激发民众爱国热忱，唤醒民众的抗日意识。学生军在街上唱抗日歌曲、演戏、讲演，出漫画、墙报，写墙壁标语、做家庭访问等，采取多种形式进行轰轰烈烈的抗日宣传。他们还经常游街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卖国贼”“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枪出枪，支援前线，保家卫国”等抗日口号。

教唱抗战歌曲，是一种十分受群众欢迎的宣传方式。学生军无论到村庄还是学校，必定组织青少年和学生唱歌，通过唱歌激励青少年的抗日热情。他们教唱《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歌八百壮士》以及从延安传唱而来的《游击队之歌》《延安颂》《在太行山上》《到敌人后方去》等雄壮激昂、振奋民族精神的抗战歌曲，拨动了藤县每个不愿被侵略者奴役的民众心弦，其振奋人心的感染力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学生军演出《八百壮士》《夜光杯》《台儿庄之战》《我们的国旗》《放下你的鞭子》《到前线去》《油漆未干》等抗日大型戏剧或短剧。戏剧的内容，都是揭露日军侵略者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种种惨无人道的暴行，以及中国军民为拯救民族于苦难而甘愿抛头颅洒热血、英勇抗战的动人情景。观众对日本侵略中国的野蛮行径非常仇恨，甚至于学生军在藤县石桥乡演出时，饰演日本侵略者的表演者被台下的群众掷石头。

学生军在藤城大西街火油仓外墙上书写“杀敌”两个大字，人们搭船从浔江上落远远就能看见这两个大字，中国人民英勇不屈抗日杀敌的精神，深深地印在爱国的藤县人民脑海里。学生军书写的抗日墙壁标语还有“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抗战到底，反对投降！”“中国必胜，日本必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枪出枪！”“支援前线，保家卫国！”“打倒汉奸卖国贼！”“打倒汉奸汪精卫！”“坚壁清野！”“坚决保卫大广西！”等等。

学生军把抗日宣传工作的重点放在农村。他们到白沙、天祐、禤洲、旺国以及金鸡、象棋、三堡、糯垌、埌南、赤水、人和、太平、和平、濛江、党洲、天平、新白马等区乡开展抗日宣传，书写抗日标语、教唱抗日歌曲、讲演抗日形势、演出抗日剧、讲英勇抗日的故事、办识字班等。

每到一个区乡，学生军首先做当地区乡干部的工作：登门拜访他们，讲明来意，恳望给予支持，并请他们通知乡村长和有名望的父老到区公所来开座谈会，介绍学生军的任务，请求他们齐心合力组织和带领群众参与各种抗日救国活动；同时，也倾听他们对抗日救国的看法。

当地区、乡、村长，乡村父老和广大群众都热情支持学生军。在区、乡、村的群众大会中，学生军宣传抗日战争的形势，宣传前线英勇杀敌的故事，宣传中国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抗日必胜，日军必败，驳斥一切亡国悲观论；号召广大群众要作思想准备，要组织起来，坚壁清野，配合军队打击侵略家乡的敌人，保家卫国。

在“七七”抗战纪念日，学生军参加县城举办的纪念“七七”抗战两周年大会，晚上举行火炬游行，抗战的气氛浓厚。驻太平的学生军，也参加了太平各界举行的“七七”抗战两周年纪念大会，在致祭仪式上宣读祭文。

学生军驻藤县期间，出版了许多宣传抗日救亡的报刊，向广大群众揭露国民政府的腐败，宣传共产党正确的抗日路线、方針、政策，深受广大群众的欢迎。

主要的报刊有《胜利日报》（每期印180份），《胜利》（每期印200份），《动力周报》（每期印156份），《军中导报》（每期印200份），《怎样实行空室清野》（每期印300份），《论青年的修养》（每期印400份），《论敌我战略战术之演变》（每期印400份），《“七七”献金告太平民众书》（每期印700份）。这些报刊，都是学生军中的中共地下党员参与主办的，是宣传中共抗日方针政策的重要工具。

二是帮助群众建立抗日救亡团体组织，帮助民团开展抗战军政训练工作。驻县城学生军召开各界救亡座谈会，成立各种组织，发动各界参加救亡工作。他们首先举办各种形式的成人扫盲班、文化补习班和青年读书会，除了上文化课，还讲政治常识，特别加上抗日救国的内容，讲抗战形势、抗战故事，教唱抗日歌曲、教画抗战漫画、写艺术字等；接着还成立了“藤县歌咏话剧团”和“儿童歌剧团”。

藤县歌咏话剧团的团长是梁达贤，基本团员有80多人，包括许多话剧爱好者。歌咏话剧团主要成员是藤县中学的学生、小学教师和一些社会青年，有200多人，每周定期在大街的一间铺子里教唱抗日歌曲。儿童歌剧团排练演出了《小英雄》《美人计》《梦游北平》3个独幕剧。

驻濛江街的4名广西学生军与濛江小学两名老师、区公所的梁助理和几名进步青年组织了一个儿童队，教唱抗日歌曲，讲八路军抗日故事，每逢圩日都上街宣传；还与福音堂教会牧师开办成人夜校，对街上文盲和半文盲成年人进行识字教育，结合开展抗日救国教育。到农村活动的各个分队，每到一处都根据实际情况，组织青年男女成立歌咏队、戏剧队、儿童救亡团、妇女识字班、成人读书班、锄奸队等。

学生军所到之处，都协助当地区、乡民团开展军政训练，既讲全民皆兵抗日救亡的意义，又教他们射击、投弹、训练列队等战术，使各地民团既懂得持久抗日和抗日必胜的道理，又学到一些军事基础知识。

三是进行抗战募捐工作。驻太平镇的学生军在太平各界举行的“七七”抗战两周年纪念大会上，印发《“七七”献金告太平民众书》700份。会后，成立抗战献金委员会、设献金台，发动群众献金。由于宣传发动工作做得好，群众积极献金，有的捐出金戒指、金耳环、银耳挖等首饰，有的捐银毫、铜币。有一个叫农八婆的妇女，将自己平时攒下的钱捐了出来。学生军还到太平圩附近农村，发动群众献金。

四是进行家庭访问，开展劳动服务工作。学生军结合抗日宣传开展家访活动，对出征抗日的军人家属上门访问，开展民族抗日的思想教育工作。学生军拜访了四子女参军的张印南家后，张印南也自愿参与抗日宣传。学生军学习红军、八路军的优良传统，帮助军人家属及贫苦群众耕田、插秧、割禾、打柴、担水、种杂粮等，不要任何报酬，连稀粥也不吃群众一碗。学生军住在群众家里，天天帮群众扫地、担水，借东西用了就还，打烂了照价赔偿，很受群众欢迎。群众说：“军队见多了，可是从来未见过帮农民种田的军队，学生军真是好军队！”

很多农民主动给学生军送菜、送柴却不收钱，但是学生军还是付了钱。不少学生军与当地群众结下深厚的友谊，有些老人把他们认为干儿女。有些分队离开时，村镇的男女老少都依依不舍地送行，有的赠锦旗，有的放鞭炮欢送，体现了珍贵的军民鱼水情。

五是中共地下党在驻藤学生军中发挥重要作用。驻藤县的学生军二团一大队和女生队中就有多名中共地下党员。一大队指导员黄汉杰，女生中队指导员黄端庚，班长周婉琼、崔震金，以及一中队的丘文惠（丘冰）、郭识严、张攀桂、梁敏之等，都是地下党员。二中队当时虽然没有中共地下党员，但是在桂林和寻旺集训期间，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中共地下党的领导。

学生军驻太平的一团一大队一中队当中有地下党员莫朗（杨烈）、梁琳、黄嘉、黄保华（黄耿）等，直接参与领导这个中队的活动。

学生军中的地下党员将新闻电讯、新华社、《新华日报》《曙光报》的新闻稿，叶剑英的《积小胜为大胜》等文章转载在《胜利日报》《动力周报》《军中导报》等宣传抗日的报刊上，宣传中共抗日方针政策，鼓舞了藤县民众的抗日志气。

学生军到藤县后，直接或间接地受中共地下党的领导。当时，地下党在藤县对学生军的领导主要是通过各种合法的组织活动，如生活委员会以及各班组的学习会、生活会等活动，发挥党员的组织领导作用。地下党通过学生军的生活委员会做好生活管理、人事调动、工作安排等，每周开一次生活检讨会，抓好世界观改造，认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并与学生军中的国民党特务开展斗争。

当时，学生军的待遇是很低的，每个人只发给8元5角桂钞，班长为11～13元。大部分同学都用破布条打草鞋穿，把积攒下来的一些钱用来购买进步书籍；医疗条件也很差，只能治疗一些小伤小病，若是患上较大的伤病便要回家医治。学生军所到之处，不是住祠堂，就是住乡村公所或空闲的公铺，很少住民房。

学生军能在这样艰苦的生活条件下坚持下来，除了每个同学都有火热的抗日救亡民族心和爱国心，还有中共地下党在学生军中的正确领导，有我党我军正确的抗日路线、方针、政策的影响，有国内进步人士的引导，有抗日军队英勇作战的鼓舞。

学生军播下抗战的火种

1939年11月，日军占领了南宁，学生军缩编成两个团：驻藤二团二中队在1940年1月奉命调梧州；驻太平的一团一大队一中队，于8月离开太平，调往宾阳，配合昆仑关杜聿明部队作战。

学生军从1939年4月驻藤县宣传抗日，到1940年1月调离，与当地人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学生军离开藤县时，县政府召开了欢送大会，会上县长讲了话，赞扬学生军的工作，赠送了锦旗，在离开各区、乡时，当地民众均热情欢送并赠锦旗。

学生军在藤县开展的为期9个月的抗日宣传，播下了抗日的火种。1944年9月17日，在太平洋战争后期，穷途末路的日军为打通经越南到东南亚的通道，大举进犯广西。9月22日，日军攻占梧州后，为夺取位于平南县的盟军丹竹机场，分数路侵入藤县。

侵华日军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的灾难，经过学生军的抗日宣传动员，在藤县人民的心中激发出不屈的抗争力量，面对日军的横行肆虐，藤县人民愤怒地拿起土枪土炮，甚至赤手空拳地与敌人做殊死的战斗。

据不完全统计，在日军入侵藤县开始的2个月，藤县民众对敌战斗20多次，共毙敌110多人，伤敌数百人，活捉随日军行动的汉奸、非武装人员40多人，缴获六五步枪100多支、子弹数百发，战马多匹，物资一大批。

藤县民众演绎了“太平人民借枪抗日，仁安群众山口截击”“石桥民众八方迎击，安合城楼三战退敌”“潭东百姓齐心抗战，古达黎七孤胆杀敌”“濛江伏兵歼敌寇，壮士捐躯高村楼”“梁家人血战社山嘴，众兄弟保卫大坟村”等动人的抗战故事。

总之，哪里有日军侵略，哪里就有人民群众起来奋勇抵抗。藤县人民用土枪土炮、用鲜血和生命，写下了英勇悲壮的抗日斗争历史，所有这些都与广西学生军驻藤宣传抗日、播下抗日火种密不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