浴血抗战的广西将士

● 韦英思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桂籍）指挥数十万大军，在华中地区打了一系列漂亮的硬仗。其中，1938年3月取得台儿庄大捷，歼灭日军王牌师团2万多人，是中国正面战场上有史以来第一次大规模作战的胜利。共产党八路军在抗日敌后开辟战场，也打响许多著名战役。例如平型关大捷，八路军在山西大同平型关附近，由第一一五师师长林彪指挥，集中较大兵力对日军进行伏击，有力配合了抗战第二战区正面战场的防御作战，迟滞了日军的战略进攻，打乱了敌人沿平绥铁路右翼迂回华北的计划。

在抗日战场上，无论是在国民党军队中，还是在八路军部队中，都活跃着众多的广西将士。他们指挥或参加诸多著名的战役和战斗，用满腔热血和宝贵的生命，为捍卫中华民族的独立写下光彩夺目的篇章。

经历过淞沪抗战的几位桂藉将领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军对中国加紧进攻，企图吞并整个中国。1932年1月28日，日军制造事端，深夜23时30分进攻上海，在闸北通庵路突然向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翁照垣旅发起袭击，第十九军军长蔡廷锴下令守军进行自卫还击。

日军分成5路发起攻击，首当其冲的是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七十八师一五六旅四六六团。四六六团团长张君嵩是广西合浦县营盘乡（现北海市铁山港区营盘镇）人，1900年出生在一个渔民家庭。小学毕业后，因家贫无法继续升学，留在村里教书。1920年投笔从戎，在粤军曾任连司务长、排长。1924年进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学习，毕业后在粤军中历任连长、营长，驻防东兴。1927年夏，张君嵩投奔同乡、广州卫戍司令邓世增，被委任为卫戍部队团长。1931年冬，邓世增调任第十九路军参谋长，张君嵩随其担任第十九路军四六六团团长。

四六六团于1931年12月下旬进驻上海，团部设在闸北太阳庙的广肇会馆，各营分驻于虬江路、闸北火车站一带。官兵驻扎在市内，目击日本浪人寻衅滋事，抗日保国的情绪高昂，全团官兵不请假、不离营，加强备战，日夜巡逻，枕戈待旦。

1932年1月26日，日本驻沪总领事借口一名日本僧人被殴致死，向中方提出要求道歉、赔款、惩凶及取缔抗日团体的最后通牒，并且要中国驻军撤离租界20公里以外。局势已经处于一触即发状态。27日午后，日军准备开火的消息传遍全城，许多居民纷纷涌向租界避难。

28日下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朱培德、军政部长何应钦向第十九路军发出为“避免冲突”的移防命令，并派出宪兵一团即刻开往上海闸北一带接替防务。傍晚时分，仓促奉命的宪兵第六团团长带领一营兵力到达闸北防区。鉴于日军当晚进攻的迹象已经十分明显，张君嵩团长认为，在此一触即发的时刻，仅以一营兵力驻守闸北防区，实在无法接防，必须待全团到达后方能交防撤退。他随即请示淞沪警备司令戴戟和第十九军七十八师师长区寿年。当夜23时许，接到戴戟电话通知：“租界的外国驻军纷纷出动布防警戒，日海军陆战队已在虹口公园集中，有向我闸北防线进攻的可能，应即严为戒备。”张君嵩当即命令前线各营全部进入阵地，严阵以待。当晚23时30分，日本军队悍然向我闸北驻军发动进攻，以装甲车为前导，分别向我军天通庵路、虬江路阵地发动袭击。我闸北守军依照命令，奋起抵抗。

战斗打响后，张君嵩身临前线指挥，痛歼来犯之敌。在他的英勇行动激励下，全团官兵视死如归，经昼夜忘我奋战，短兵反复拼杀，歼敌无数，终将敌寇拒于防地之外。日军多次增兵，张君嵩部始终坚守阵地，屡次击退敌人。此后，第十九路军在总指挥蒋光鼎、军长蔡廷锴指挥下给日军以迎头痛击。敌我相持20多天，日军始终无法越雷池半步。第十九路军的英勇行为鼓舞了国人的抗战信心，深受举国上下的赞许，并引起国际重视。在这场持续近36天的保卫上海之战中，第十九路军打出了军威、国威，经艰苦鏖战，以阵亡2390人、负伤6343人的代价迫使日军三易其帅。

战后，打响淞沪抗战第一枪的张君嵩因战功卓著，擢升为旅长。之后，张君嵩随第十九路军调往福建，升任师长。全面抗战爆发后， 他先后参加了粤北会战、 长沙会战、 长衡会战， 屡立战功。

第十九军第六十一师一二二旅第四团团长谢鼎新的经历与张君嵩颇为相似。谢鼎新1901年出生在苍梧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广西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后，考进李济深创办的西江陆海军讲武堂学习。北伐期间，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连长，后以战功提升为营长、团附、上校团长，隶属第十九路军。

1932年1月28日半夜，战斗打响后，谢鼎新奉命率第四团迅速向上海挺进，集中南翔待命。之后，日军对吴淞发起猛烈进攻，谢鼎新率全团官兵在吴淞要塞以南、蕰藻浜北端纪家桥一带布防，粉碎日军发动的3次总攻，击退日军精锐“久留米”师团和第九师团的主力。淞沪停战协定签字后，第十九路军调离第二道防线，开往福建，谢鼎新不愿参加“剿共”内战，遂想方设法辞职，暂时离开部队。但他心系战场，希望有朝一日能重返抗日前线，狠杀日本侵略者，报效祖国。

1937年8月13日，日军在上海再次点燃战火，淞沪会战（第二次淞沪抗战）爆发，谢鼎新即刻请缨北上杀敌。10月8日，日军向大场镇发动猛烈进攻，中国军队奋勇迎战。紧要关头，谢鼎新奉命率团和胡宗南部的一个团增援大场守军。在战斗中，谢鼎新身先士卒，扬手高呼：“团长在此！ ”士兵勇气倍增，连克谈家头等主要阵地。10月23日晨，谢鼎新身中3弹，担架队把他抬至后方时才苏醒过来，仍振臂疾呼：“前进! 冲呀!”至中午12时，谢鼎新溘然长逝，终年38岁，灵柩由其弟从上海护送回梧州。之后，谢鼎新被国民政府追授陆军少将衔。

高致嵩，也是参加了两次淞沪抗战的广西籍将领。他是岑溪人，黄埔军校第三期毕业。后调任国民革命军陆军第九集团军八十八师中校参谋。1932年日军进攻上海时，高致嵩随部赴上海支援第十九路军，在庙行一带痛击日军，日军以五六十门大炮进行长达5小时的轰击，火力之猛，前所未有。八十八师将士与日军展开肉搏战，终于打退日军进攻。此后，高致嵩继续战斗在江湾、闸北一带，身先士卒，打退敌人一次又一次进攻，不幸腿部中弹退下火线。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8月，高致嵩奉命率领浙江省保安处所属3个保安团驰沪参战。后该部编入国民革命军第八十八师二六四旅，高致嵩升任该旅少将旅长，在大场、江湾一带防区与日军展开激烈的街市战、肉搏战，将日军击溃。

高致嵩还参加了1937年的南京保卫战。11月，他奉命退守南京，防守中华门外雨花台左翼阵地，从12月7日起与日军激战。12日晨，日军集中飞机百余架、重炮数十门，分三路进攻、高致嵩率所部奋勇冲杀，与敌反复肉搏，终因弹尽粮绝，外无援兵，全旅官兵6000多人英勇殉国。高致嵩牺牲后，国民政府追授他为陆军中将。1986年，浙江省政府追认他为抗日战争革命烈士。

国民党官兵带有很大的地域性，一手创办第十九路军的陈铭枢是合浦人，因此第十九路军中有很多钦州、防城、北海一带的子弟。1932年淞沪抗战出了一个闻名遐迩的战斗英雄李其林，就是北海市铁山港区人。李其林，1912年出生于南康粪箕营村（现北海市铁山港区兴港镇新居营村）。幼年家贫，只读过1年私塾，16岁当兵，先后任班长、排长。淞沪抗战中，李其林率领全排士兵参战，不久中弹负伤。治疗期间传来前线吃紧的消息，他伤口未愈便私自出院重返前线，作战中再次负重伤入院医治，伤未愈又重返前线参加战斗。他的感人事迹一时震动全军，战后升任连长。之后，他的英勇事迹由上海影院拍成电影《十九路军一伤兵》，在全国公映。1937年，李其林转任广东省税警总团中队长，1939年升任税警总团大队长。同年秋，李其林率一个重机枪中队在清远县红旗岭防守，与日军作战时头部中弹，不幸牺牲。

何柱国率部打响长城抗战第一枪

山海关又称为榆关，位于长城东端及燕山山脉北面，南面濒临渤海，是辽宁通往河北的必经之地，自古就有“天下第一关”的美誉，战略位置极其重要。占领东三省之后的日军侵略成性，既得东北，又望华北，作为华北门户的山海关成了日军进一步侵略中国的最重要的目标。山海关及其附近的长城沿线， 因此变成遏制日军进犯华北最重要的防线。

驻守榆关的中国东北军第五十七军五十九旅旅长何柱国是广西容县人，也是东北军将领中唯一的南方人。何旅在东北军中以骁勇善战、纪律严明而著称。“九一八”事变前后，该旅负责镇守山海关。日军占领锦州后，驻扎在山海关车站的日军主将对何柱国进行策反，怂恿他脱离张学良“独立自治”，企图通过政治诱降达到不战而取得榆关，何柱国不为所动。

“策反”工作没有奏效，日军方面便开始有预谋地进行军事挑衅威胁，以逼迫中国守军就范。面对日军的挑衅，何柱国率领部队积极备战。1932年12月8日，日本一列铁甲车以追击义勇军为借口，开到山海关站东端长城缺口，向城内开炮，前后发射38发炮弹，点燃“榆关事变”的导火线。9日晚，大约有3000名日军进入那道台坟阵地，突然向中国守军开枪。12月底，日本进攻山海关的陆海空军集结完毕。驻守山海关的将领何柱国下定与敌拼死一战的决心，当即星夜赶赴北平，向张学良汇报紧急态势。

1933年1月1日，日军开始了进攻山海关的军事行动。下午2时许，日本守备队的一个中队集结在南关大街上，突然向守卫在南门外的中国哨兵开枪射击和投掷手榴弹，紧接着从城南兵营向山海关城发射5发重型炮弹。

何柱国接到旅部急电，立即火速返回榆关，下令如果日军攻城，坚决予以抵抗。热血沸腾的何柱国在《告士兵书》中豪情满怀地袒露自己的心迹：“愿与我忠勇将士，共洒此最后一滴之血，于渤海湾头，长城窟里。为人类张正义，为民族争生存，为国家雪奇耻，为军人树人格。上以慰我炎黄祖宗在天之灵，下以救我东北民众沦亡之惨……”并提出战斗口号：“以最后一滴血，为民族争生存；以最后一滴血，为国家争独立；以最后一滴血，为军人争人格！”慷慨激昂的动员令鼓舞着全军将士的抗敌决心。何柱国一回到山海关就发出作战命令，全城军民连夜抢修防御工事，在各街道主要路口挖战壕、设置路障，各家各户挖地窖，准备与日军决一死战。

1月2日上午9时，3000多日军开始向山海关守城发起进攻。日军步兵在炮火的掩护下，开始架梯爬城，进行强攻。东北军先用石头往下砸，紧接着扔手榴弹，多次击溃日军进攻。

10时，敌人不甘失败，重新集结兵力，从西、南、东三面包围山海关城，向中国守军的城防阵地展开全面进攻。日军30多门大炮向城内集中轰击，同时派出8架飞机沿着城墙低飞，投弹扫射，中国守军伤亡很大。紧接着，日军出动20多辆坦克掩护步兵向城墙猛扑过来。中国守军毫不畏惧，凭着大刀、手榴弹与敌人展开惨烈的搏斗。双方激战长达4个小时，日军攻城的作战计划始终未能得逞。

日军屡攻不下，急电关东军和华北驻军请援。1月3日，日军再次增加兵力，先是将城墙轰开一个大豁口，随即坦克和步兵乘隙攻入，在城门、巷道与守军展开争夺战，占领了南门、北门和西门，我军被迫撤出，榆关遂告失陷。城内外大火冲天，烧了3天3夜，平民伤亡3000多人。

榆关战斗我军死伤惨重。六二六团在两天的拼杀中，以不足1个团的兵力，毙敌400多人，一营、三营几乎全部壮烈牺牲，一营营长安德馨和4名连长以身殉国。榆关抗战是“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军首次抵抗日军入侵的壮举，打响了长城抗战的第一枪，何柱国因此被当时的媒体誉为“华夏一柱”。

李天佑率领八路军浴血平型关

进入全面抗战时期，经历红七军“小长征”北上、中央革命根据地二至五次反“围剿”、中央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战火淬炼成长起来的广西籍八路军指挥员，也活跃在抗日敌后战场，指挥和参与了许多著名战斗。最著名的是八路军出师以来打的第一个胜仗——平型关战役。

1937年8月20日，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红四师改编为第五师第三四三旅第六八六团，团长李天佑、政治委员杨勇，下辖3个营。9月，第六八六团开赴抗日前线。

9月23日上午，八路军一一五师针对歼灭平型关之敌的作战部署召开会议，在确定主攻人选时，师部领导看重能打硬仗的广西临桂县人李天佑。李天佑当仁不让，立下军令状：“请师长、政委放心，坚决完成任务。”

9月24日，平型关战役打响，李天佑率领八路军第六八六团担任中间突击主攻，与杨得志率领的第六八五团一起担负主要歼敌任务，冒雨设伏于平型关东北公路右侧高地。25日，在伏击日军第五师团第二十一旅团的战斗中，经整日激战，歼敌1000多人，击毁其全部辎重，取得八路军参加抗战的首战胜利。

略事休整之后，李天佑第六八六团于11月4日又参加广阳伏击战，同兄弟部队一起，经过一夜激战，歼灭日军第二十师团第四十旅团第九联队近1000人，缴获战马700多匹。

1938年2月，李天佑被任命为三四三旅代旅长。在抽出部分干部组建补充团后，3月，第六八六团参加午城、井沟战斗，与兄弟部队一起歼敌4000多人，毁敌汽车79辆，缴获骡马800多头，粉粹了日军西犯黄河的企图。

3月，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率指挥部渡汾河与主力会合时，因桥梁全部被日机炸毁，去路被日军堵住，只好经八路军第一一五师防地向东转移。为了团结友军共同抗日，李天佑选择白儿岭为阵地，指挥第六八六团二营五连利用两面是悬崖峭壁、中间只有一条路的有利地形，构筑野战工事，抗击了日军800多人在飞机、大炮配合下的多次进攻。

经过3个多小时的激战，敌人狼狈溃退。卫立煌与八路军第六八六团政委杨勇在后方阵地上观战时，从望远镜里见到八路军将士英勇杀敌的情景，不禁问杨勇：“那里有几个团在战斗？”当他听到杨勇回答只有1个连时，卫立煌连声称赞说：“八路军真能干，以一当十，以十当百！”

战斗结束后，卫立煌主动拨给第六八六团10万发子弹。同年4月，卫立煌从延安回到西安的第二天，又拨给八路军步枪子弹100万发、手榴弹25万枚，牛肉罐头180箱，以示他对八路军的敬佩和支持。

李天佑之后在解放战争中也有耀眼的表现，新中国成立后被授予上将军衔，有“无敌上将”的称号。

韦杰指挥香城固诱伏战

1939年1月，日军调集5个多师团3万多人的兵力，分多路对冀南进行大“扫荡”。刘伯承与徐向前、邓小平针对平原地形的战斗特点，将部队主力划分为5个集团，结合地方部队，分区寻机作战。

广西东兰县人韦杰，时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六八八团团长。2月8日下午，陈赓旅长电令补充团和六八八团设伏，分段袭击从邯南向南宫方向运动的敌人，配合冀南军区部队反“扫荡”。9日上午，因为敌人队形稠密，六八八团伏击地域开阔，进退较难，加之当时部队在平原作战的经验不多，这样分段袭敌伤亡可能很大，韦杰立即向陈赓旅长建议另寻战机，得到陈赓同意。随后，团侦察队了解到有一支沿途保护敌主力部队行动的轻装大队，约300人，当夜住宿在威县县城，韦杰决定围歼这股敌人，得到旅部批准。

黄昏时分，韦杰亲自带领第三营到达县城东南，由营长率领第十一连配属2门八二炮及一个重机枪排攻打东门，营教导员率第十连牵制南门之敌，第九、十二连作预备队。晚11时，敌人进入梦乡时，韦杰下令对东门之敌发起攻击。毫无防备的敌人顿时乱作一团，伤亡惨重。半小时后，敌人还未来得及组织反击，韦杰已带队撤出战斗，转移到香城固地区。

敌轻装大队被夜袭，损失惨重，一定会纠集力量伺机报复。韦杰和团政委及参谋长黄新友决定在有较坚固工事的香城固迎敌，同时派出若干侦察小组严密监视城内敌人的动向。果然不出所料，10日凌晨，敌第十师团第四十联队所属安田中队200多人，携炮4门，分乘8辆车向香城固地区进犯。快到中午时，敌先头车辆出现，担负诱敌任务的团骑兵连予以阻击。待敌人还击后，骑兵连边打边走，一会儿向东，一会儿向西，把敌人引入埋伏圈内。日军在离香城固约400米处下车，展开战斗队形前进。当敌人走近， “打！”韦杰一声令下。顷刻间，步枪、轻重机枪从四面八方向敌人猛烈射击，几十个敌人接连倒下，一辆汽车被击毁。余敌见势不妙，往后收缩，就地构筑工事，继而在公路两旁发动新的攻势。之后，敌人的3次进攻都失败了，伤亡近百分之八十。接近黄昏时，第三八六旅副旅长许世友带领新编一团赶到，立即布置战斗，仅用40多分钟就与韦杰部合力全歼敌人。

这次战斗， 我军以伤亡50多人的代价，取得毙敌大队长以下200多人，俘敌17人，击毁敌汽车、装甲车8辆，缴获炮4门、轻重机枪6挺、各种子弹3万多发的胜利。香城固诱伏战斗，是粉碎日军对冀南根据地第一次“扫荡”的一次主要战斗，创造了平原反“扫荡”的光辉战例。刘伯承对这一仗给予高度评价：“敌我伤亡的比例是四比一，这是一个模范的诱伏战。”

1940年初，韦杰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新编第一旅首任旅长，之后率部参加百团大战，取得一系列骄人战绩。

1942年5月，日军驻山西第一军团长筱冢义男中将纠集25个大队的日军和3000多名伪军，对太行区发动“第二驻晋日军总进攻”，妄图消灭十八集团军统率机关和一二九师主力部队，毁灭太行抗日根据地，掠夺资财。5月中旬，敌人奔袭八路军总部。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负责断后掩护，25日，在与数十名战友一同突围中不幸牺牲。彭德怀极为震怒，部署八路军各部在外线广泛出击，命令太行部队袭击长治机场。韦杰旅部按照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下达的指令，派副旅长黄新友率领一团，趁日军兵力分散、后方空虚之际深入敌占区，袭击敌长治机场，炸毁敌重型轰炸机3架及机库，汽车14辆，汽油库1座。与此同时，该部另一路也成功袭击南垂的维持会和伪警察署。

1943年9月，太行军区下辖8个军分区，其中3个军分区由桂籍将领担任司令员：韦杰任第五军分区司令员，黄新友任第四军分区司令员兼第八军分区司令员，其他军分区司令员分别为秦基伟、曾绍山、陈锡联、宗凤洲、皮定均。

1945年7月，日军投降前夕，太行军区取得东平战役胜利后，又组织安阳战役。安阳战役由太行军区5个军分区的主力，加上八路军总部警卫团和地方武装约10个团的兵力以及3万多民兵参加。安阳城内有日军第一混成旅团第七十四大队的2个中队，加上外围据点守军，共有日伪军7000多人。

太行军区主力组成3个支队，第一支队由黄新友、张廷发、高扬指挥，第二支队由韦杰指挥，第三支队由鲁瑞林、王一伦指挥。安阳战役取得胜利，解放了1500多平方公里的地区，是太行军区自百团大战以来歼灭日军最多，特别是歼灭日军军官最多、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也是太行军区对日军的最后一战。

新中国成立后，韦杰于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欧致富指挥特务团展开黄崖洞保卫战

1938年秋，为创建长久稳固的军火生产基地，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经过实地勘察，在请示朱德总司令后，将八路军总部军工厂从榆社县韩庄村迁到黄崖洞水窑山进行扩建。黄崖洞位于山西省境内黎城、武乡、辽县交界处的水窑山上，是一个高25米、宽20米、深40米的天然石洞。这一带沟壑纵横、悬崖林立、地形险峻、易守难攻。左权亲自负责设备搬迁、厂房扩建和保卫工作。半年后，原军工厂发展成一个700多人的兵工基地，不仅制造出优质的枪支，而且成功开发了适应于山地作战的“六零火炮”，还生产大量的地雷、炮弹、手榴弹等，年生产量可装备16个团，有力地保障了抗日军民对敌作战的武器供应。

1940年著名的百团大战以后，日军对八路军更加恐惧和注意，调集优势兵力进行打击，黄崖洞兵工厂更是成为日军的眼中钉，他们决定破坏这个兵工厂。左权对此早有防备，他不仅在各处山头督修数百处掩体与战壕，还发动全体军民利用自己生产的大量地雷在周围进行密集布设。左权还向朱德、彭德怀建议，将保卫八路军总部的特务团派往兵工厂负责保卫任务。时任八路军总部特务团团长的是广西田阳人欧致富。  

1941年11月，驻山西黎城日军7000多人，分两路大举进犯黄崖洞兵工厂，在空军的掩护下发起进攻，妄图彻底破坏兵工厂。彭德怀、左权下令，八路军总部特务团和当地民兵密切配合，必须有效阻挡敌人，特务团团长欧致富、政委郭林祥负责具体指挥。

黄崖洞保卫战打得异常激烈。地雷给日军造成惨重损失，但并没能终止其进攻。从11日拂晓至13日拂晓，日军对黄崖洞防御阵地发动数十次进攻，使用强攻、偷袭、牛羊踏雷、施放毒气等各种手段。八路军防御部队巧妙地进行阻击，日军伤亡数百人，仍无法突破防线。日军于是改变策略，不仅加强兵力、火力，甚至使用火焰喷射器。面对如此猛烈的进攻，在黄崖洞水窑口守卫的战士与敌人展开地雷战、肉搏战。一时间，山石上血迹斑斑，阵地前尸骨累累，敌人却始终没能越过水窑口。

敌人变得更加疯狂，使出最毒辣的手段，向八路军阵地前沿发射毒气弹和燃烧弹。阵地前霎时烈火熊熊，一片烟雾，敌人趁机涌上前来。危急时刻，特务团八连八班班长王振喜带着满身烈火跃出工事，向敌人猛烈射击、投弹，与敌人展开肉搏，其他战士也纷纷跳出来与班长并肩战斗。王振喜等12名勇士全部壮烈牺牲。

17日拂晓，由于敌众我寡，一小股日军窜进兵工厂，警卫团被迫放弃部分阵地。但此时的黄崖洞兵工厂除了几座空房，人和机器早已撤离，敌人除炸毁厂房外，一无所获。八路军所有人员撤到二线进行防御。

18日，日军在飞机的掩护下，又兵分3路进攻一营阵地。坚守在南山某高地的特务团二连一排官兵与敌人白刃格斗，有3个战士把敌人引到山顶，等他们靠近时，将最后一枚手榴弹掷向敌群，自己纵身跳下悬崖。

就在此时，另一个团在左权的指挥下赶到黄崖洞增援，他们与特务团里应外合，终于将敌人赶出黄崖洞。19日收复全部阵地，20日彻底击退进犯日军，黄崖洞兵工厂保卫战取得胜利。

黄崖洞保卫战中，欧致富率特务团抗击5倍于己的日军主力的疯狂进攻，浴血奋战，以不足1500人的一个团兵力， 伤亡 140多人、牺牲44人，歼敌1000多人， 创造了敌我伤亡8 ∶ 1的战绩，赢得保卫黄崖洞兵工厂的胜利。彭德怀称：“这是中日战争中敌我伤亡对比之最新记录。”中共中央军委在《战役综合研究》中将此役誉为“一九四一年以来反‘扫荡’的一次最成功的模范战斗。”

战斗结束后，左权专程来到特务团驻地，召开祝捷庆功总结大会。他在会上作了战斗总结，宣读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给全团指战员的贺电，并授予特务团锦旗和“黄崖洞保卫战英雄团”称号。

新中国成立后，欧致富于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桂军在安徽打下日军陆军军衔最高的将领

华中地处华北、华东、华南、西南、西北等地区之间，是全面抗战时中日争夺的焦点。日军华中派遣军辖14个师、6个混成旅，约27万人，此外还有16万伪军。在新四军直接与日伪军作战的同时，桂军也在华中与敌军进行直接战斗。

《安徽通史》记载：“抗战期间，国民党军开辟了大量敌后游击根据地，鄂豫皖边区大别山抗日根据地，是其中唯一坚持下来的敌后根据地。” “大别山抗日根据地之所以能够坚持，在于新桂系行之有效的政治、军事、经济举措，在于桂军将领有坚定的抗日立场，也因为桂军有较强的战斗力。新桂系以大别山区为依托，开展游击战争，使日军困守于点线之内，有效地控制了安徽约40个县的政权，自身的实力也得到了加强和扩张。”

最值得桂军骄傲的，是1942年底发生的一件大事。1942年12月18日中午，一架日军飞机飞临大别山区的太湖县弥驼寺上空。大别山横跨鄂、豫、皖3省，位于南京和武汉之间，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得大别山对于南京和武汉都具有重要的军事价值。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集团军第四十八军的防区在桐城、庐江、潜山、太湖一带，既是日机从上海、南京飞往武汉的必经之地，也是日军重点骚扰地区。按国民党第五战区第四十八军军长苏祖馨所令，第一三八师安排四一二团两个重机枪连，用8挺重机枪在弥驼寺附近的高山上设立一个高射阵地，由一名副团长亲自指挥。

这天大雾弥漫，气流大，一架日军飞机在怀宁上空降低高度减速飞行。当飞机进入大别山区后，正在演练的高射炮队士兵听到来自敌机的“嗡嗡”声，但因天气原因并未看到飞机。在副团长的指挥下，果敢的指挥员立即命令炮手装填炮弹，循着机声方位导前200米，随着他手中的小红旗一挥：“放！”8挺重机枪以密集火力对空齐射，成一条线的移动扫射。大约20分钟后，飞机引擎声中断，射击也随之停下来。过了一段时间，一团燃烧物冒着滚滚浓烟从天空坠下。不久接到驻地报告，说有一架飞机坠落到张家榜的一片稻田里。四一二团副团长亲自赶到现场，看到机上11人已被烧得焦黑，全部毙命。坠机死亡者之一就是侵华日军第十一军司令官兼华中派遣军指挥官冢田攻，他于当天刚晋升为日军大将，成为当时在抗战中被中国军队击毙的日本陆军军衔最高的将领。

冢田攻，南京大屠杀的策划者和指挥者之一。1937年10月任日军华中方面军参谋长。1938年2月晋级陆军中将。之后，又任参谋本部次长、南洋派遣军（南方军）参谋长。1942年6月，日军为实施“五号作战计划”，将冢田攻从南洋调回中国战场，任驻武汉日军第十一军司令官兼华中派遣军指挥官，将其晋升为陆军大将。如此“大名鼎鼎”的冢田攻却在12月7日返南京检讨“五号作战计划”后，于12月18日乘专机从南京飞回武汉的途中被桂军四一二团高射炮队击中而身亡。

冢田攻之死，给正处于抗战最艰苦的相持阶段的中国军民以极大的精神鼓舞。国民党第二十一集团军总部以及后来台湾方面有关战史的资料中，均提到冢田攻被我军高射炮击中的事件及经过。白崇禧在回忆录中说：“敌第十一军司令官名冢田攻者，率高级随员七八人乘飞机经大别山太湖县境之张家榜上空，为我军击落，敌机与人员皆告失踪，我并俘获敌人机要文件并缴存中央。敌因恼羞成怒，以优势之部队分路扫荡大别山以为报复，我军以高度机动脱离立煌区域，向皖北转进或疏散于山区。敌占立煌四五日，因给养困难，又时遭游击队之袭击，乃即撤出，敌退；我军又回，一切仍复旧观。”何应钦、蒋经国等撰写的文章也都提到过第四十八军的这一战绩。

广西将士——不论是八路军还是国民党军，他们在国家受到侵略、民族危亡时刻，挺身而出，不怕牺牲，浴血沙场，誓死保卫国家安全。他们的英雄主义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