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理财大师”毛泽民

● 许圣义  席晓庆  张改层

毛泽东告诉世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但枪杆子少不了钱袋子做支撑，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红色金融与革命军队相辅相成。

毛泽民——毛泽东的大弟，原本只是韶山冲的一个农民，他在毛泽东引导下投身革命，边工作边学习，从组建中共第一个国家银行、发行苏区统一货币，到长征路上筹钱筹粮、补充红军急需物质，他尽心尽力为工农管钱、为红军理财，成为中国红色金融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临危受命担重任

缺人缺钱难运转

1931年11月7日至20日，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瑞金召开了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宣告成立。在这次大会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民被任命为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行长。

毛泽民为何被任命为中央苏区银行行长呢？就因为他是毛泽东的弟弟吗？事实上，历史早已证明毛泽东决非任人唯亲的领袖。据了解，因为毛泽民具有理财经验和金融方面的才能，才被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任命为国家银行行长。1921年秋，时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主任毛泽东前往江西安源，开展工人运动。次年，毛泽民被派往安源，开展经济工作，以更好地团结工人，把政治斗争引向深入。1923年2月7日，中国工人的第一个经济组织“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成立，毛泽民被推举为总经理。为了弥补资金的不足，合作社随后决定在社员中招股发行股票。这个举措，迈出了红色中国金融事业探索的第一步。而毛泽民，有幸成为这个崭新事业的最初实践者。

合作社开办后如何运转？毛泽民想了一个很方便、很经济的办法，充分利用铁路运输的方便，从湖南株洲、长沙等地购买物资，卖给安源的工友。由于省却了运输、储存费用，物品价格非常便宜，大受欢迎。正因为毛泽民在安源煤矿有红色金融实践的经验与成绩，1931年深秋，毛泽民被指派负责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并在大会期间负责国家银行的筹备工作。事实上，在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表现出的杰出理财能力，才是毛泽民成为国家银行行长人选的重要条件。

但是，毛泽民这个银行行长并非如旁人想象的那么潇洒光鲜与富贵安逸，这个国家银行行长的位子没那么好坐，所谓的国家银行既缺人又缺钱。因为，1932年2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在江西瑞金成立时，行址就设在叶坪村一幢三室二厅的普通农家小屋，包括行长在内只有5名工作人员，启动资金仅20万大洋，堪称世界上最小的国家银行。

毛泽民一上任就很快发现，国家银行的全体员工只有5名：行长毛泽民、会计科科长曹菊如、业务科科长赖永烈、总务科科长莫均涛、会计钱希均。他们大多文化水平不高，曾经的经历中与银行业务最接近的就是当过“杂货店店员”。而他们当时面临的任务相当艰巨：建立一套独立的中央银行体系，统一财政，调整金融，加强苏区经济建设，保障红军作战所需。

按照原先的计划，国家银行成立后，苏维埃共和国财政人民委员会应该拨款100万元，但实际上真正到位的，只有从闽西工农银行转来的20万元，不久也被调走了。既缺人又缺钱，毛泽民想方设法让银行运转起来，每逢红军有重大作战行动，国家银行都会组织“没收征集委员会”随部队到前方筹粮筹款。1932年3月下旬，红一军团和红五军团组成的东路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克漳州城。毛泽民也率领没收征集委员会随军来到漳州。这次筹得的100万元现款，成为国家银行的第一笔大额资金。

毋庸置疑，银行不同于“杂货店”，银行必须拥有严格的管理规章和规范的业务流程。如何让中共苏区银行规范运作起来呢？有一次，前线部队送来一批缴获的现洋，经手人员发现，现洋的包封纸竟然是国民党税务机关的四联单。毛泽民如获至宝，赶紧召集大家对四联单仔细分析研究，对金库的管理制度和流程加以改进，使金库资金的收款方、管理方（国家金库）、使用方和支配方都有了相应的记录，保证了财务制度的严谨。从四联单得到启发，毛泽民立即签发通知，要求红军各级政治部、供给部注意收集有关财政、银行、企业管理知识方面的书籍、文件、账簿、单据、报表等实物，备作参考，哪怕是片纸只字，都不要轻易丢弃。随着各种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很快正常运转起来。经过毛泽民的努力，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这个“世界上最小的国家银行”不断发展，被苏区党政军民和普通老百姓亲切的称之为“红色中央银行”。

1935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与原陕甘晋银行合并，组建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西北分行，印刷、发行新货币，由此承上启下，揭开了红色金融事业跨越式发展的新篇章。尽管“红色中央银行”拥有的资金赶不上蒋介石国民党中央银行的“九牛一毛”，也没有丰硕的金库和昂贵的轿车，更没有豪华的门面和气派的高楼大厦，可是，从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发展历史来讲，这个国家银行其实一点也不小，为发展苏区经济，改善、保障民生，支援革命战争，提供了强有力的金融支撑。新中国成立后，它一轨同风，甚至成为中国人民银行的前身，为社会主义金融体系的建立和金融事业的发展，培养了金融人才，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因陋就简建央行

土法上马造国币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建国之初，苏区各地并行流通的货币五花八门。在苏维埃国家银行成立之前，苏区流通的货币有江西工农银行的铜元券，闽西工农银行的银元券、光洋、国民党的纸币，甚至还有清朝的铜板。货币市场非常混乱，单是各级苏维埃政府发行的纸币就多达150多种，还有布钞10多种。金融市场杂乱无章，严重阻碍了商品流通和经济正常运行，统一货币、统一财政成为苏维埃国家银行的首要任务，刻不容缓。

1931年11月，在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民受命筹建的国家银行，筹划印刷、发行国家货币。当时条件简陋，既无办公场地也无设备设施。毛泽民迎难而上，经过精挑细选，确定了出纳、会计、记账和勤务等职员人选，随后又在叶坪村谢氏宗祠附近租借了一幢简易民房，几张桌子、几把算盘一摆，国家银行开始运转。与此同时，中央造币厂也在原江西省苏维埃政府造币厂的基础上扩建成立，人员、机器陆续到位。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印刷货币首先需要票样图案，中共汀连县委宣传部长黄亚光被推荐为最佳设计人选。但当时他因卷入一宗冤假错案，即将被处决，危急关头，毛泽民挺身而出，把他从刑场上解救下来，委以国币设计师之重任。黄亚光果然不负毛泽民所望，他充分借鉴客家传统文化艺术，推陈出新，很快就拿出了一套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和浓厚政治色彩的票样图案。中央造币厂的技师们也大胆革新，巧妙地利用原江西工农银行的印刷铜版，剪贴、改造成了国币印刷铜版。

印刷货币还需要专用的油墨和纸张，可是毛泽民派到国统区的各路采购员均因国民党封锁严密，无功而返。他情急之下，索性一头扎进土纸作坊，带领造纸工人采用树皮、毛竹和破棉、废麻作纸浆原料，掺入适量细羊毛，成功地生产出了具有韧性和防伪性能的钞票纸。之后他仍是采用土办法，带人上山刮松脂，烧烟油，配上熟桐油，试制出了合格的油墨。1932年7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首批国币正式开印，半年内印制伍分、壹角、贰角、伍角和壹园5种纸币，纸币上有两个俄文签名：一个是时任国家财政部部长的邓子恢 ，另一个就是毛泽民。

此外，他们还把各级苏维埃政府保存和散落民间的金银铜器集中起来，铸造铜币、银币和银洋等硬通货，充实国库储备，方便对外交易。国家银行发行的货币币值稳定，准备金充足，宣传解释工作得力，很快就赢得了社会各界群众的信任，他们纷纷交出旧币，兑换新币，中央苏区的货币和财政渐趋统一。到1932年底，苏维埃国家银行印制、发行货币65万元，在苏区顺利流通，并扫清了货币市场的混乱。邓子恢当时评价说：“统一货币金融、统一财政，这是毛泽民同志的一大功劳。”

国家银行自开办到停止，历时3年零9个月，共印刷、发行货币800万元，但因受国民党几番“清剿”，红军数度自毁，再加上自然消损，流传于世的已不多。新中国成立后，人民银行曾以1︰1的比值，收兑到771616. 55元，成了珍贵的革命文物。苏维埃国家货币虽然纸质粗糙、印制简陋，但票面设计质朴而不失典雅，富有民族特色，有的花符图案一直沿用至今。

想方设法保安全

多措并举反假币

众所周知，如何防止假币冲击是银行金融运行业务的一大难题。在那个“创业艰难百战多”的年代，办银行的种种辛苦，自不必言，令人更为感慨的是毛泽民在艰苦年代运用在金融领域的大智慧。

一穷二白，白手起家，从无到有，苏维埃国家银行的任何一点进步，都需要毛泽民的别出心裁。拿纸币防伪来说，国家银行发行第一套纸币时，在制造技术与防伪技术上都是空白，为了防止假币流入市场，解决防伪问题，毛泽民反复实验，在造纸时将一定量的羊毛放到纸张原料中，这样既可以透视纸币鉴别，又可以靠撕开或通过火燎纸币嗅烧羊毛的特殊气味来辨别真伪。这样就解决了防伪问题，保证了货币的正常流通。

除了在印钞时的防伪设计匠心独运，防范和打击假币也让毛泽民费尽了心思。1931年，瑞金苏维埃政权建立后，国民党一边进行军事“围剿”，一边对苏区的经济实行所谓的“致命性清剿”。除了对苏区进行严密的经济封锁，严禁各类生活物资进入苏区，国民党还打起了苏区货币的主意。国民党军统特务组织派遣了特别行动小组，潜入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驻地瑞金县叶坪村，刺探苏区货币的生产工艺与流程，然后设立了假钞印刷秘密基地，大量生产苏区纸币；同时指使苏区边缘地带的土匪采用红铜镀银的办法伪造苏区银元，投放市场。一时间，市场上假币、伪钞泛滥成灾，造成国币币值急跌，国家银行信用严重受损。一些地方的奸商还乘苏区物资紧缺之机，故意哄抬物价，贬低苏区纸币甚至拒收国币，破坏苏区货币流通。到1933年3月，中央苏区各地发生群众抛出纸币、挤兑现洋的现象，敌特分子更是趁机暗中煽风点火，老百姓纷纷手持国币到银行，围挤在营业厅柜台前争相要求兑换银元。

更为严重的是，经此一劫，居住在白区的商人心有余悸，拒绝接受苏区铸造的银元，导致苏区与白区之间的贸易遭受重创。当时的国家银行行长毛泽民得知情况后，立即向时任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财政部部长邓子恢作了汇报。二人经过商议，决定“兵分四路”，力保国币信用。

应对挤兑风潮，最有效的办法无疑是充实银行准备金。经临时中央政府批准，国家银行从金库里拿出大批现洋，公开兑换纸币。毛泽民要求“凡是来银行兑换现洋的，银行一定要保证兑换，并严格规定1元纸币兑换1元现洋”。那几天，国家银行还刻意在营业厅里堆满了各种金银珠宝，前来兑换银元的群众看到这些“金山银山”后，兑换的急迫心情骤降，国币信用重新树立。

但是仅仅这样还不够，能够买到东西的货币才有真正价值，必须及时增加苏区市场上的物资供应与储备。当时，在宜黄县南部的黄陂，红军在第四次反“围剿”中歼灭大量敌军，缴获了大批辎重与现洋。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在接到国家银行的告急求援电报后，亲自押解现洋和物资运回瑞金，大量的布匹、食盐等日用品随即被充实到各个合作社的货架上，并在标价牌上写明“只收国币，不收现洋”。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不但拿出现洋换纸币，卖出的货物又只收纸币不收银元，双拳出击，彻底打消了老百姓心中的疑虑。原来吵嚷着要换银元的人群渐渐地散去了，甚至有不少刚刚换回银元的人见到纸币使用更方便，又捧着银元到国家银行来兑换纸币了。

对于那些破坏国币信用的奸商与反动分子，当然要用铁腕手段对付。为此，国家政治保卫局专门组建了假币侦破组，出重拳端掉了一批假币制造窝点，彻底堵死了假币的制造源头和流通渠道。比如，1933年8月，瑞金黄安区禾安乡地主赖以辉假借去广东购货之名，偷运粤系军阀假造的苏区贰角银毫共170元，企图经吉潭区关税处运进中央苏区，被专案人员查获后押送到瑞金县政治保卫分局。1934年2月，在闽西明光县查获了一起纸币造假案件，并逮捕了两名案犯，一人原本是从事雕刻佛像工作的匠人，另一人为其堂弟，帮其打下手。办案人员从案犯家的天井下搜出了印刷国币的石雕版，还有十几张道林纸以及少许彩色油墨。另外，假币侦破组还查获了国民党特别行动小组在苏区的数个假币制造点。对于这些伪造货币、破坏金融秩序的反动分子，苏维埃政府均进行公开审判，当众判处死刑。

当然，要从根本上解决挤兑问题，必须恢复苏区与白区的贸易往来，而恢复外贸则必须要使用白区商人能接受的货币。为此，通过上海中共党组织积极与白区商人沟通，国家银行终于购得了一台“老鹰头”铸币机和一批钢模用材。此后，中央造币厂放弃铸造只能在苏区内流通的银元，重点改铸白区通行的“老鹰头”现洋。这样，一方面让苏区的对外贸易开始回暖，另一方面也有效地打击了伪造苏区银元的不法行为，苏区金融秩序渐趋稳定。

开源节流巧理财

深山老林设金库

国民政府的银行是蒋介石的“钱袋子”，资金来源于国民的各种税收和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用利益换取的欧美列强贷款，资金储备充沛。可是瑞金中央苏区的“红色银行”基本上没有固定的财源，而且遭受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经济封锁和战争威胁，资金常常捉襟见肘。艰苦岁月中，毛泽民发挥理财才能，开源节流巧理财，打破封锁广聚财。

1932年2月，红三和红四军团久攻赣州不下，损失惨重，国家银行拨出巨额军费，结果血本无归，造成中央财政雪上加霜，近乎崩溃，国家银行面临倒闭。为了扭转局面，这年3月下旬，毛泽东经过据理力争，毅然挥师东征，连克龙岩、漳州，缴获了大量金钱和紧缺物资。国家银行配合中央财政部和国家政治保卫局等部门，督率3000多民工昼夜穿梭搬运回瑞金，大大缓解了中央苏区的金融危机。

为了给中共中央筹集资金，毛泽民尝试发行“国债”。1932年6月和10月，国家银行分二期发行“革命战争公债”共180万元，次年又发行“经济建设公债”300万元，并从中拿出20万元设立储蓄基金，广泛吸纳社会闲散资金，用于支持工矿生产，促进对外贸易。正因为经营有方，管理得法，国家银行在短期内从无到有、从弱到强，迅速发展壮大。总行设2个处、7个科和1个总金库，工作人员增加到50名。下辖福建、江西2个分行及分金库，1个瑞金直属支行、4个兑换处、5个金银收买处和几十个代兑处等机构，触角伸向苏区内外，业务涉及不同领域，为新生的红色政权积聚了雄厚的财力和物力。

不仅要将现有的财理好，为了充实国家银行的家底，还要发展生产经营，为革命争取更多的经济来源。1932年1月，毛泽民在苏区开办了公营钨矿公司，并和国民党负责封锁苏区的部队达成钨砂交易秘密协定，将国民党对苏区的经济封锁撕开了一个口子，通过卖出钨砂换回苏区军民急需的食盐、布匹、西药、银元。至1934年10月，苏区共生产钨砂4193吨。当时，100斤钨砂能卖52块银元。这对于粉碎国民党的经济封锁，充实苏维埃政府财政收入，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银行必须要配备金库。那么，“红色银行”的金库是如何设置又是如何确保安全的呢？红军自创建以来，一直依靠打土豪没收浮财和征收剥削者财产，解决自身的给养。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者奉共产国际指示如圣旨，不顾中国革命实际，盲目地推行所谓的“正规化”和“城市中心论”，武断地取消主力红军的筹款任务，改由政府统一供给。随着红军的扩大和战争的发展，中央财政赤字激增，收支严重失衡。根据有关法律和章程的规定，国家银行的业务除了发行货币、公债和期票，办理存款、贷款、汇兑和票据贴现，还有一项代理国家金库的特殊使命。每逢部队有重大作战行动，国家银行都要派人一手拿算盘，一手拿枪，深入前线接收、押运战利品，筹集军费和战备物资。毛泽民如何保障苏维埃国家银行仅有的资金的安全？如何确保银行金库资金安全？

在漳州筹得100万元现款后，毛泽民决定建立一个秘密金库来收藏这笔资金。在保密工作中，毛泽民组织了4批人来运送，每一批人只掌握一部分信息。包裹金银的不知道储藏何处，负责运输的不知道终点在哪里，储藏包裹的不知道里面是什么，最后的警卫人员更是一无所知。不仅如此，毛泽民在清册上还以黄酒、白酒来掩饰，可谓思虑周详。

为了确保国家财富的安全，国家银行还在石城县横江镇张坑村设立了一个秘密金库，将巨额资金封存在一口巨大的地窖里。两名便衣特工以熬樟油为名，长期驻守，国家银行和国家政治保卫局定期派人巡回检查。秘密金库虽然地处偏僻，远离政治、军事中心，但其隐蔽的自然环境、合理的职业掩护、严密的防范措施，以及周边良好的群众基础，令外界一无所知。

肩挑背驮踏征程

甘当“军需”和“管家”

1934年10月，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红军主力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国家银行14名业务骨干被编入中央军委直属纵队第十五大队，其余工作人员继续留守中央苏区，开展游击斗争。在国民党白色恐怖的高压下，国家银行逐渐中止了货币印铸和发行，各地分支机构相继关闭、停业，结束了它们光荣的历史使命。秘密金库的大部分财物也被分散到各部队保管，剩余的几十担金银、现钞，以及国家银行的重要资料、中央造币厂的主要器材，靠200多名运输队员肩挑背驮，磕磕绊绊地踏上了漫漫万里征程。

就这样，毛泽民领导的国家银行被编为中国工农红军中央纵队第十五大队。他们把全部家当挑在肩上，开始“扁担银行”的长征。160多副扁担挑子，肩挑手扛的担子里，载有黄金150斤、白银840斤，以及大量的珠宝、银元、苏维埃国家银行印制的纸币，还有几台沉重的印钞机和铸币机……为了实现中央红军战略转移，守护红色金融仅存的微弱火种，服务中共中央财政需求，保障红军物资供给，这个世界上最小的国家银行，被挑在了肩上，踏上了征途。因此，毛泽民又被称为“扁担银行行长”。

当时，第十五大队除了负责保护、运输国家银行尚存的金银、物资外，还要负责筹粮筹款，负责中央红军在长征路上的粮草供给。实际上就是中央红军长征队伍的“军需官”和“大管家”。在沿途国民党重兵的围追堵截下，第十五大队一路上既要行军作战，监护中华苏维埃的“国家命脉”，又要见缝插针筹粮筹款，保障后勤供给，俨然成了中央红军的命根子。即使经历艰苦卓绝，毛泽民在长征途中，依然恪尽职守，没有放弃尝试利用货币的发行和回笼，帮助军队沿路筹款、驰援百姓、活跃贸易。遵义是红军长征中进驻的最大城市。进城之后，红军急需补给物资，然而，1935年早春的遵义，土匪军阀横行，官僚奸商霸市，市面上的“硬通货”竟然是鸦片。红军当然不可能把银元换成鸦片再去购买短缺物资，而对于“扁担银行”里的苏区纸币，当地老百姓并不感冒。毛泽民看到集市上的食盐价格高得离谱，且都掌控在不法商贾手里，老百姓吃不到盐，很多人得了大脖子病。好在红军一踏进遵义城，就打击了欺霸市场的军阀奸商，缴获了价值几十万元的食盐。毛泽民决计将这批食盐投放市场，且以极低价格销售，但规定必须使用苏币。短短的10多天，毛泽民带领“扁担银行”员工设立苏币兑换点，老百姓可以用银元按照1︰1的比例兑换苏币，红军也可以拿着苏币在市场上购买物品。苏区纸币凭借良好的信用，迅速在遵义流通了起来。

没过多久，“扁担银行”接到了随部队转移的命令，为了不让当地老百姓遭受损失，银行又开始迅速收回发行的苏币。撤离遵义之前，国家银行在遵义的闹市区张贴布告，设立了30多个兑换处，用银元、食盐等物资换回老百姓手中持有的苏币。短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在遵义完成了苏区纸币的发行、流通至回收的全过程，创造了金融史上的一个奇迹！

1935年1月29日， 第十五大队在赤水河边忍痛割爱，销毁了这批纸币和印钞机器，然后轻装上路，全速向北挺进。10月19日，中央红军历尽千难万险，终于抵达陕北革命根据地，长征宣告胜利结束。此时，第十五大队的14名国家银行干部仅剩下8人，而两担黄金、银元依然原封未动，保存完整。

遭受酷刑信念坚定

天网恢恢终惩凶手

1935年10月，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民任中华苏维埃工农民主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抗日战争爆发后，1938年2月，受中共中央派遣，毛泽民化名周彬，与陈潭秋等同志到新疆做统一战线工作，出任新疆省财政厅厅长等职。1938年的新疆因连年战乱，导致经济凋蔽，财政混乱，物价飞涨，民不聊生。毛泽民上任后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将新疆财政整顿得井井有条，促进了新疆工农牧业及文教卫生事业的发展。1941年2月，毛泽民改任新疆省民政厅代厅长，主持制定了《新疆省区村制章程》，实行了民主选举，在全疆整顿和扩建了17所救济院，举办了医药医疗训练班，培养了一批少数民族医务人员。

然而，1942年春新疆军阀盛世才转而投靠蒋介石，随即与中共、苏方彻底决裂。8月29日，蒋介石向盛世才传达了关于“肃清新疆共党”的指示。几天后，盛世才就把所有在新疆的中共人员包括家属小孩统统集中在几个地方，以后又分批投入了几个监狱。其中包括在新疆做统一战线工作的毛泽民与陈潭秋等同志。 

1943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得知消息后，次日即电告在重庆的中共代表周恩来设法交涉营救。此后营救工作一直未停止。直到1946年，时任国民党政府西北行辕主任兼新疆省主席张治中被中共方面的诚意所动，强烈要求并说服蒋介石同意无条件释放新疆所有在押中共人员。惟独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3人下落不明。

1949年10月，中共中央派当年也曾被盛世才扣押的刘护平到新疆担任公安厅长，交给他两个任务：第一是寻找被盛世才杀害的同志们的遗骨；第二是抓捕反革命，把杀害革命烈士的凶手统统抓住。早在延安的时候，刘护平就认识了毛泽民。1941年2月当他从莫斯科返回延安被滞留在迪化时，和在新疆工作的毛泽民见面。盛世才投靠蒋介石以后，1942年9月初，他和毛泽民等几十个人一同被盛世才软禁在迪化八户粱，后来刘护平获释放，但从此他就再未再见过毛泽民。因此，想法设法寻找到毛泽民的被害线索一直是刘护平心中念念不忘的事。

一天晚上，刘护平的秘书在翻阅一大沓敌伪档案卷宗时突然发出了一声惊喜的高叫：“刘厅长，审讯记录，毛泽民的！”只见一张陈旧的卷宗上，毛笔书写的字很大，时间是1943年5月5日。刘护平等人很欣喜，有了线索，调查终于有了明确的方向。

1950年春天，特务头子李英奇手下的执法队长张思信落网了。几天之后，在审讯室里，刘护平和当年审问过自己的监狱长张思信面对面地坐着。“毛泽民等烈士是怎么死的？”面对当年穷凶极恶的刽子手，刘护平拍案怒喝发问。张思信吞吞吐吐道：“这，我不知道……”“物证都在，赶快老实坦白！”“人是我们几个人杀的。”在铁的证据下，张思信终于低头认罪。

随后张思信被押到六湾山一处山坡下，他指着一排坟包说，被害烈士们就埋在山坡下倒数第六排的坟包里。挖开坟包，经过6年多的时间已无法辨清受害者是谁。张思信记得清楚，棺材左边第一个是陈潭秋，第二个是毛泽民，右边第一个是林基路。刘护平等人小心翼翼地将烈士遗骸放入棺中，重新掩埋，在每位烈士坟前立下一个半米多高的木碑，然后举行了简单的祭奠仪式。

1950年8月，当年盛世才手下的刽子手、杀人害命不计其数的李英奇、富宝廉等相继落网，毛泽民等烈士被捕后的受害情况以及失踪之迷终于得以真相大白。

1942年秋，盛世才对被逮捕的中共人士，特别是陈潭秋、毛泽民等几个高级干部使用威逼利诱和屈打成招的手段，在严刑拷打下，有3个人叛变，可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3人始终坚贞不屈。毛泽民被捕后，特务们在盛世才的指使下，妄图通过审讯逼迫他承认中共在新疆有“秘密活动”，要搞“阴谋暴动”，并迫使他公开声明反苏和脱离中共。毛泽民义正词严地驳斥敌人的阴谋。敌人对他用尽了“打板子”“坐飞机”“药水熏”等酷刑，经过7天7夜地折磨，毛泽民始终没有屈服，表现出浩然正气、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革命气概。1943年9月27日，盛世才为了向蒋表示他与中共彻底决裂的忠心，下达了杀害陈潭秋、毛泽民等人的手令，烈士们就这样不为人知的被杀害了。

1950年冬，李英奇、富宝廉、张思信等一批杀害革命烈士的反革命凶手被公审处决。1953年清明节，毛泽民等3位烈士的灵柩被移至乌鲁木齐北郊的革命烈士陵园重新安葬。

英灵不朽，忠魂永在。共和国不会忘记，党和人民不会忘记，历史不会忘记。2009年9月14日，毛泽民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之一。在金融界，毛泽民被称为“红色中央银行”鼻祖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理财大师”，作为中国红色金融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其功绩长留，英灵不朽，忠魂永在，名垂青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