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密晤海明威

● 颜坤琐

欧内斯特·米勒尔·海明威，1899年7月21日出生在美国伊利诺斯州一个乡村医生家庭，中学毕业后从事写作。1951年他创作的中篇小说《老人与海》，成功塑造了一位老渔夫不畏艰险，独自一人在咆哮的大海上与一条咬钩的大马林鱼，以及前来抢食的鲨鱼进行搏斗的故事。它写出了人类的顽强意志写出了人类的坚毅精神，1954年海明威由此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海明威是一位极富传奇色彩的作家，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在欧洲担任战地记者，1926年因长篇小说《太阳照样升起》而一举成名；到1940年代初，已创作出了长篇小说《永别了，武器》《丧钟为谁而鸣》，短篇小说《乞力马扎罗的雪》《在我们的时代里》《没有女人的男人》等大量作品，由此蜚声世界，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曾称其为“本世纪最伟大的作家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海明威偕同第三任妻子玛莎·盖尔荷恩来华采访中国抗日战争的实况，这是他写作生涯中唯一一次与中国有关的活动，访华期间，他与周恩来的会晤则是其中最富传奇色彩的一个篇章。

会见蒋介石

1941年3月25日，海明威夫妇在好友科恩的帮助下，从香港乘一架小飞机偷越华南日军占领区，穿过崇山峻岭，在粤东北一座小县城南雄着陆，到达抗日正面战场的华南战区。他们在华南战区采访期间，会晤了华南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和众多国民党官兵，收获良多。

4月6日下午5时，海明威夫妇从桂林搭乘一架道格拉斯公司制造的DC3型运钞机飞抵中国的战时首都重庆。海明威夫妇在重庆访问考察了10天左右，他们造访了兵工厂学校和军营，看到了被日机狂轰滥炸后满目疮痍的城市，也接触了在敌机空袭中顽强工作和生活的英勇不屈的重庆市民。玛莎在这段采访中展示了极高的政治敏锐度，她认为日本不可能击败中国！她在一篇报道中写道：“一个能三次转移自己的首都、学校工厂，100天内不依靠大机器造起机场的国家，会坚持到最后。四年(1937年至1941年)很长，但是，这个国家有四千年甚至更长的历史，四年只是沧海一粟。”

海明威夫妇在重庆最重要的活动，是4月13日与国民党最高领导人、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的会见。这天，一身戎装精神抖擞、庄重威严的蒋介石和夫人宋美龄在上清寺官邸设午宴款待海明威夫妇，他们不仅共进午餐，接着还晤谈了整整一个下午宋美龄担任翻译，不少军政要员也参加了会见。蒋介石首先询问海明威对华南前线的观感，接着又询问海明威对西方报刊最近登载的有关中共的一些文章有什么见解？海明威说自己没有读过这些文章，无从谈起。3个月前，蒋介石亲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斯诺和史沫特莱等有良知的新闻记者在美国报刊上作了公正的报道，引起美国进步人士的强烈反响。美国政府为此派出特使克里到重庆调查，事后宣称：在国共问题尚未解决前，美国政府无法大量援华，这使得蒋介石极为不安。他喋喋不休地讲话，是想通过海明威向美国舆论界作宣传，以改变他在美国民众心目中反共独裁的形象。过后玛莎对与蒋介石夫妇的这次谈话的评价是：“蒋氏夫妇口若悬河地向我们作宣传，其效果就像往沙里泼水……蒋氏夫妇害怕中国共产党人，却不害怕日本人。”

密晤周恩来

与周恩来的秘密会见，是海明威夫妇重庆之行最具传奇色彩的经历。他们到重庆的考察访问，中共方面即时得到了情报；同时，也了解到蒋介石和国民政府方面对中共、对国共两党的关系，对“皖南事变”，以及对抗战局势，向海明威夫妇作了片面的、有的甚至是完全歪曲事实的述评。有鉴于此，周恩来认为，必须找机会向海明威夫妇陈述中共的观点和立场，以正视听，使美国政界、舆论界、以及民众能够正确理解中共政策。于是，周恩来亲自安排了一次与海明威夫妇的秘密会晤。

4月中旬的一天，玛莎去重庆上清寺地区一家菜市场随意闲逛，偶遇一位金发碧眼的西方女子热情地向她打招呼。这位穿着中国旗袍、戴着博士帽的神秘女人向她压低声音说：“你好！我知道你是谁。”玛莎也友好地作了回答。金发女子悄然做了一个不要声张的手势：“请问你们夫妇想不想会见周恩来先生？”玛莎感到有些诧异，她对中国了解不多，对中共完全是陌生的，对“周恩来”这个名字则更是闻所未闻，但直觉告诉她，这可能就是她和海明威一直想见的人物。她愣了一下，随即低声说，她得和海明威商量一下。

回到下榻的上清寺宋子良公馆，玛莎把刚才的经历转告了丈夫。海明威一听非常高兴，感到喜出望外，他知道，周恩来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人物，正是他想见的中共在重庆的最高代表。他告诉玛莎：“对啦！你知道吗？周恩来还是荷兰导演乔伊斯·伊文斯的好朋友呢！”海明威知道乔伊斯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曾于1938年至1939年来中国拍摄纪录片。海明威当即表示十分愿意和周恩来会面。于是，玛莎随即返回菜市场，将海明威的口信转告给那位金发女子。事后他们才知道，这位金发女子，原来就是周恩来的上校秘书、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干部王炳南的德国籍夫人王安娜女士。她在柏林大学读书时参加了反法西斯活动，与当时的中国留学生、中共旅德支部负责人王炳南相爱结婚。婚后，王安娜随丈夫来到中国投身抗战，协助王炳南进行外事宣传工作。

第二天，海明威夫妇按前一日的约定先到街上随意散步，直到确认没人盯梢后便折返回菜市场与王安娜会面。王安娜带着他们穿街走巷，避开可能的跟踪，然后乘上黄包车，放下布帘遮住车斗。跑了一段路程后，来到曾家岩50号周公馆。

会晤是在一间整洁干净的地下室里进行的。屋里摆设很简单，只有1张桌子和3把椅子，早已等候在此的周恩来笑容可掬地迎接他们。周恩来穿了一件开领的短袖白衬衫和一条黑色的裤子，朴素大方，他态度和霭平易近人。周恩来和海明威夫妇之间是用法语交谈的，王安娜担任翻译。海明威用西方上流社会交际场合使用的语言来表示对周恩来的尊重，让海明威惊奇的是，周恩来竟然不用翻译就能听懂法语，他不知道其实周恩来早年曾留学法国。

在这间简朴的会客室里，一代文豪海明威与赫赫有名的中共领袖人物坐在一起，宛如老朋友一般促膝长谈。周恩来对海明威说他很喜欢海明威的长篇小说《永别了，武器》，但不喜欢好莱坞拍摄的同名电影，两人为此相视而笑。寒暄过后，海明威向周恩来介绍了他在华南前线的所见所闻，周恩来还饶有兴趣地倾听了海明威对中国时局的看法：“他们(海明威夫妇)表示，美国反对国共内战，主张抗日，赞成实现统一战线的民主政权；不满意国民政府的武断和抗战无能。对中共的抗战态度和民主、经济、外交等政策表示关切。”而周恩来则着重谈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以及中共坚定不移的抗日方针；并针对国民政府参谋总长何应钦和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关于“皖南事变”的声明，专门写了两份纪要交给海明威，请海明威转交给美国政府，希望美国政府能仔细读读它，可作为了解国共关系的参考。海明威将这两份纪要小心翼翼地带回了美国。后来他将纪要的内容也告知了代表美国政府委派他来华采访的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

谈话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尽管接触的时间短暂，会晤的场所简陋，但周恩来不凡的气质和儒雅的风度，仍然给海明威夫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海明威认为：“周恩来是一位具有极大魅力和智慧的人，他在遍布国民党特务和密探的重庆进行了出色的工作，同各国驻重庆的外交使节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向他们及时宣传中共的观点和立场，他成功地使几乎每一个在重庆与他有接触的人都接受共产党人对于所发生的任何事情的立场，他不愧是一位杰出的外交家。同时，在重庆周恩来是能够接近蒋介石却与蒋持相反观点的少数人中的一个。”

由于海明威夫妇对中国的情况不太了解尤其是对中共的情况更是陌生，因此，他们主要是听周恩来讲。由于他们当时沉浸在兴奋之中，没顾得上作记录，所以，37年后玛莎在她的回忆录中表露了难以挽回的遗憾她说：“很想把周恩来跟我们的谈话传给后人，可惜办不到了，现在已经记不清周恩来讲了些什么了。”玛莎又说：“我们第一次和中国人在一起感到非常自在，好像在家里一样，我们同为一个笑话放声大笑……周恩来讲的话现在记不完全了，不过，无论如何我们听他的谈话，听得如痴如醉。”她接着说“我觉得重要的不在于他说了些什么，而在于他这个人。他坐在那四壁如洗的小房间里身穿难以形容的衣服，而他却是个重要人物。我们认为周恩来是个胜利者，是我们在中国所见过的唯一真正的好人。如果他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典范的话，那么，中国的未来将是他们的。就我来说，我被这位魅力十足的人强烈地吸引住了。

担任翻译的王安娜女士是这段历史的参与者、见证者，她后来在回忆录《中国：我的第二故乡》中写道：“直到现在我有时还回想起与海明威会见的情况，在那一个小时中周恩来只说了三句话，其他时间全是这位著名作家的独自讲演，内容与解决远东诸问题有关。”玛莎和王安娜两位当事人晚年的回忆略有出入，或许是经历了太多的岁月沧桑记忆有误吧，但也正好作了一些互补。

海明威预言

访华期间，海明威因夫人玛莎在重庆染上了顽固的湿疹，因此不得不中断在中国的采访。回国后数月，他们就被罗斯福总统召见，这也证实了海明威夫妇的中国之行不只是单纯的新闻采访，它确实充满了政治意味事后，海明威夫妇还将整个访问经过向美国情报官员作了报告，玛莎·盖尔荷恩回忆了当时的情景：“……他(指海明威)气度轩昂地去了，对那些坐在办公室的情报官员说这场战争之后，共产党人一定会接管中国。为什么？因为蒋介石谈中国的民主，那是虚伪的胡说八道，是根本没有的事。人民对任何变革都会欢迎的，那个国家里最优秀的人是共产党人，可以毫无疑问地说，他(指周恩来)有一些像他一样的同志。因为蒋介石一伙太糟了，奢谈中国的民主，纯粹是虚伪的废话，那儿不仅没有民主，而且比没有还更糟。”

海明威到中国来，其目的是想通过观察这场侵略与反侵略战争是怎样进行的，为美国政府搜集军事、政治方面的情报，然而与周恩来的一席长谈，却把这位有“硬汉作家”之称的、相当自负的海明威征服了，他因此预言：真正有能力抗击日本侵略的中国共产党，与那些腐败、懦弱、无能的国民党政府和军队完全不同，中国的未来属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

周恩来在与海明威夫妇秘密会晤后，于1941年5月16日致电当时在延安述职的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并请他转报毛泽东：“根据海明威等所言，我们在外交上大有活动余地。”建议在香港多选几个人配合这种活动，活动方针须与重庆合拍。”这显示了中共对外关系的一次成功探索，与美国人交朋友，不再是蒋介石、宋美龄的专利。中共以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为窗口，开始突破了国民党对中共的外交封锁。因此，周恩来认为，今后在舆论宣传方面尚可大展拳脚。国民党中统负责人徐恩曾感叹道：“周恩来搞统战，犹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细数吾党同仁，难有与其匹敌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