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早期领导人李大钊英勇就义前后

● 孟昭庚

一

在中国共产党早期领袖之中，李大钊最早接受马克思主义。虽然他与陈独秀相约建党，可是在中共一大上，他并没有因为未被选入中央领导机构——中央局，而有怨言。就“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而论，陈独秀性急、固执，家长作风颇为严重，而李大钊则敦厚、诚实、谦和，最孚众望。

在中共一大之后，李大钊负责中共北京区委和北方区委的工作，先后担任区委委员、委员长和书记。在中共第二、第三、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李大钊均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在中共三大之后，李大钊奉派执行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作为中共代表，李大钊多次坦诚地会晤孙中山，直率地向孙中山说明，他是第三国际的党员。孙中山毫不介意，说道：“这不打紧，你尽管一面作第三国际党员，一面加入本党帮助我。”孙中山亲自作为介绍人，介绍李大钊加入国民党。之后李大钊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帮助下，1923年底孙中山完成了改组国民党的准备工作。1924年1月20日，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李大钊成为主席团的五个成员之一，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参与了国民党的核心领导，孙中山对他极为倚重。会后回到北京，李大钊担负起了国共两党在整个北方的领导责任。

二

1924年6月，李大钊作为中国共产党首席代表，率领由工人领袖、中央委员王荷波，工人代表姚作民，妇女代表刘清扬，青年代表彭泽湘、卜士奇（笔者注：罗章龙也是代表之一，但他是后去苏联的）等5人组成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

很显然，李大钊所率的中共代表团去苏俄开会，是不可能获得军阀政府批准的，所以他们一行只能秘密出行。为了绕过奉系军阀张作霖的边防军警在中苏边境上的检查，他们不得不冒险坐马车穿越国境。他们坐着马车，从满洲里到莫斯科，整整走了12天。

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于1924年6月17日至7月8日在莫斯科举行。这次会议有来自全世界50多个国家和民族的共产党代表参加，是列宁逝世后，共产国际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

7月1日，李大钊化名琴华，代表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的第二十二次会议上发言。他表示了中国共产党坚持和维护列宁主义的坚定立场和明确态度，并向共产国际介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革命和工人运动的状况。会后，李大钊除在东方大学讲学外，还在莫斯科、列宁格勒等地参观、访问。李大钊特别感兴趣的是工厂附设的婴儿室。因为他一贯主张妇女走出家庭，但对如何实现儿童公育，只能停留在理论和设想阶段，没有实践的机会。

李大钊在苏联住了四五个月才启程回国，回到哈尔滨，他又来到了出境时住的那家苏联人开的小旅馆。店主人虽是苏联人，却能讲一口流利的中国话，对李大钊一行表现出特殊友好，很热情地问李大钊对苏联的印象如何。李大钊兴奋地回答：“好！好！工农当了家，中国革命非学俄国不可。”店主人拿出日本人办的《盛京日报》，上面登着北洋军阀政府北京卫戌司令对李大钊的通缉令，劝他：“你不要回家，还是到别处暂避一时吧。”李大钊笑了笑说：“哪一个干革命的不被通缉？干革命还能怕通缉？”

于是，李大钊回到北京，又投入新的斗争之中。

三

1926年3月12日，冯玉祥的国民军与张作霖的奉军在京津地区展开大战，日本军舰掩护奉军军舰驶入天津大沽口炮台，炮击国民军，国民军死伤10多名，不得不予以还击，将日舰驱逐出大沽口。日本帝国主义者借口国民军违反“辛丑和约”，遂纠集美、英、法、意及荷兰、比利时、西班牙等八国公使，于3月16日向北洋军阀政府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中国军队撤除大沽口炮台防务，限48小时答复。这一事件史称“大沽口事件”。

帝国主义者明目张胆地迫使中国政府开门揖盗的这一霸道行径，激起中国人民的无比愤怒。3月18日，在李大钊的领导下，北京民众和各校学生数万人，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群众抗议大会，李大钊在大会上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

会毕，数千名群众通往铁狮子胡同，向北洋军阀段祺瑞政府请愿，要求段祺瑞向日本政府提出抗议，不准其干涉中国内政，并反对北洋政府勾结张作霖发动内战。在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唆使下，段祺瑞政府竟然下令军警用大刀、刺刀攻击手无寸铁的群众。激愤的群众将生死置之度外，宁死不退，向铁门冲击。卫队奉命开枪，当场遭枪杀而死的爱国学生47人，伤者200多人。北洋军阀政府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在这次惨案中，李大钊自始至终，毫不畏惧地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为掩护群众撤退被打伤。

惨案发生之后，段祺瑞在全国舆论的强烈谴责下被迫下野，奉系军阀张作霖则在日本人的支持下入据北平。此后，李大钊即遭到奉系军阀的通缉，罪名是“假借共产学说，啸聚群众，屡肇事端”。

四

“三·一八”惨案发生之后不久，广州国民革命军挥师大举北伐，下长沙，克武汉，两湖直系军阀被驱逐，孙传芳的五省联军被击溃，北伐大军即将挥戈北上。

1927年春，由于北代战争胜利进军和工农群众运动的进一步高涨，严重动摇了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统治。于是，帝国主义加强与中国新旧军阀勾结，以镇压革命势力。在南方，新军阀蒋介石正在密谋“分共”“清党”——把中国共产党党员从国民党中“分”出去，予以“清洗”“消灭”。在北方，老军阀磨刀霍霍，公开杀向共产党人。日本人和张作霖认为活跃在北平的国共两党的组织是他们的心腹之患，必须在与国民革命军北伐军大战爆发之前坚决铲除。这样，古都北京便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国共两党组织连遭破坏，党员被捕、被杀者甚众。在这生死关头，李大钊只得把国共两党在北方的领导机关迁入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旁边的旧俄兵营内，此处为中东铁路局驻北平办事处，附属于苏联大使馆。在旧俄兵营内，李大钊通过交通和外界保持联系，继续领导外面的同志与军阀势力进行斗争。

敌人发觉国共两党的党部迁入东交民巷后，立即派出大量侦探在苏联大使馆周围严密监视。看到环境如此险恶，许多老朋友托人带信，或亲自看望李大钊，劝他离开北京，但为李大钊所拒绝。他说：“要走出北京并不难，就是工作离不开，我是不走的。”

为了逮捕李大钊，奉系军阀煞费苦心。他们训练了一批军警，专门执行这项任务。为免走漏风声，这批军警待在京师警察厅内，不许外出，同时，张作霖还派人分别与美、英、日三国公使接洽，以便取得他们同意中国派军警进入使馆区搜查苏联大使馆旁边的旧俄兵营。这些国家的公使一贯敌视苏联，他们对张作霖的交涉心领神会，便一致表示：这是中国内部的治安问题，应当由中国自行处理，使团方面概不过问。敌人还利用国共党部机关招员工的机会，派人打入机关内部卧底，掌握了机关的一些情况，并逮捕了北京地区国民运动委员会书记李渤海。李渤海被捕后，不但供出李大钊藏身的旧俄军营营房房号，还供出了其他一些共产党员的名单。

与李大钊同住在旧俄军营内的共产党员谭祖尧，有个在北京大学读书的四川江津老乡龚灿滨。龚灿滨从一位在《京报》任兼职记者的朋友口中得知，张作霖即将对避入旧俄军营的革命者下毒手的消息后，深夜冒险跑到东交民巷告知谭祖尧情况已十分紧急，劝他们马上离开。谭祖尧带上龚灿滨，一同来到李大钊的住处，让龚灿滨直接将情况告诉李大钊。

李大钊听罢情况后，在室内来回踱步，沉思一阵后口气很肯定地说：“这地方是苏联大使馆，按照《辛丑条约》之规定，中国军警不得进入东交民巷外国使领馆区。我认为，这是张作霖故意放出风来逼鸟出林，他好在外面下手。张作霖虽是‘东北胡子’出身，我看他也不敢冒此天下之大不韪，派军警进使馆区抓人。”他又对谭祖尧说道：“我们一走，北平的党组织就会瘫痪，至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工作会停顿下来。所以，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离开北平。”

在斗争环境越来越险恶的情况下，李大钊的表姑不放心，在去探望他时问他：“你们老搞这些，也不怕吗？人家那样厉害，兵权在手，今日赶，明日捉，把你们从这儿赶到那儿，你们不是自讨苦吃吗？”李大钊回答道：“他们就好比是一堵墙，我们捣来捣去，总会把这堵墙给捣垮的。”“早晚我们是要胜利的。我们的主义，就像庄稼的种子一样，到处都撒遍了，他们是破坏不了的。他们破坏了这儿，还有那儿长起来，没有关系。”

五

在帝国主义分子的默许和支持下，北洋军阀的“安国军总司令”张作霖下令，于1927年4月6日清晨，数百名训练有素的宪兵、警察、特务不顾外交惯例和国际公法，强行进入了苏联大使馆，冲入旧俄兵营。

这天早上，李大钊的夫人带小女儿外出，李大钊正在伏案写东西。忽然，外面传来一阵尖厉的枪声。随着一阵纷乱的喊叫声，只见许多军警从低矮的围墙外跳进了院子里，包围了李大钊的住处。只听一声粗野的大吼：“不要放走一个！”吼声未落，一群如狼似虎的宪兵、警察、特务蜂拥而入，十几支枪口指向李大钊和他的女儿李星华。一个满脸横肉的特务抓住工友阎振山，指着李大钊，恶狠狠地问：“你认识他吗？”阎振山摇了摇头，表示不认识。“哼！你不认识吗？我可认识他呢！”特务得意地狞笑着，声嘶力竭地狂叫：“给我搜！”李大钊早就做好了被逮捕的准备，敌人从他身上自然是什么也搜不出来的。

凶恶的敌人把李大钊绑起来带走了。临走时，他只是关切地看了女儿一眼，没有说一句话。下午，李大钊的家人也全部被抓起来关押在草街子胡同的监狱里。

张作霖一举逮捕了中国共产党人李大钊、范鸿劼、谢柏俞、谭祖尧、杨景山，及国民党左派人士邓文辉、张挹兰等。就在李大钊被捕的第六天——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李大钊被关进了监狱，敌人使用酷刑逼供，用竹签钉进他的指甲缝，最后竟剥去了他的指甲。在敌人的淫威面前，李大钊坚贞不屈，没有说一句有损共产党荣誉和革命利益的供词。

李大钊的狱中自述回顾了他从事革命斗争的经历，表达了自己的信仰和抱负，宣传了反对帝国主义、改造国家的革命主张。在自述中，他把一切责任都承担起来，尽力掩护同时被捕的青年同志。后来，有人访问当时的狱卒，据狱卒说：“执行官吏受上峰指使，以种种方法‘诱导’先生（指李大钊），使其供出同党人之行止，先生至终不说，只道我李大钊是共产党，其他同志的踪迹概不知情。”

当时的北京《晨报》是这样描述的：“李大钊受审时……态度极从容，毫不惊慌”“着灰布棉袍、青布马褂，俨然一共产党领袖之气概。”在法庭上，李大钊“自谓平素信仰共产主义，侃侃而谈，不愧为革命志士本色”。

敌人见硬的不行，又来软的一手，施展利诱的招术。张作霖的参谋长杨宇霆利用同乡关系来劝降，妄图用高官厚禄收买李大钊。李大钊毫不容情地说：“大丈夫生于世间，宁可粗布以御寒，安步以当车，就是断头流血，也要保持民族的气节，绝不能为了锦衣玉食，就去向卖国军阀讨残羹剩饭，做无耻的帮凶和奴才！”李大钊话中带刺，杨宇霆岂能听不出来，他羞惭得无言以对，狼狈而去。

李大钊在狱中也没有停止过革命宣传。他不仅鼓舞难友的革命斗志，连看守的士兵和警官都成了他的宣传对象。李大钊被捕后，铁路工人组织了劫狱队，准备营救李大钊。李大钊得知这个消息后，极力反对，他说：“我个人为革命、为党牺牲，是光荣而应当，但已经是党的损失……我不能再要同志们来做冒险事业，而耗费革命力量，现在你们应当保存我们的力量……不要使革命力量再遭损失。”

李大钊落入敌手后，一些军阀说李大钊是“赤党祸根”，认为“巨魁不除，北京终究危险。”纷纷要求张作霖将李大钊等人立即处决，以绝后患。

六

反动分子对李大钊既恨又怕，急于杀害他。1927年4月28日上午10时，敌人突然开庭军法会审。据1927年4月29日《晨报》报道：“军法会审于昨日上午十一时在警察厅南院总监大客厅正式开庭……依次召预定宣告死刑之二十名党人至庭，审问姓名、年龄、籍贯及在党职务毕，一一依据陆军刑事条例第二条第七项之规定，宣告死刑。至十二时十分始毕。”所谓“党人”，即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

1927年4月28日12时30分，李大钊等人被警庭用6辆汽车分载，押解到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行刑。在押解过程中，马路断绝交通，警戒极严。

残忍的刽子手，使用西欧绞刑机杀害被宣告死刑的20位革命者。面对死亡，李大钊拖着被酷刑折磨过的身体，是那样从容、镇定，脸上带着凛然不可侵犯的尊严。他挺着身躯，对军法会所派的监刑官——奉军宪兵营营长高继武及参加行刑的狱卒、狱吏说：“不能因为今天你们绞死了我，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监刑官高继武一听，气急败坏地令狱卒制止李大钊，一个士兵凶狠地冲上去一拳将李大钊击倒在地。

当时的《北洋画报》，曾发表署名“王郎自京师寄”的通讯——《处决李大钊等琐闻》。《琐闻》所云：“未几执行吏来，首以李大钊送往绞刑台。李见此，知已不免，乃曰：‘请以纸笔来，俟书一遗嘱。’执刑者曰，此时已晚，由不得汝矣。李无言，神色尚未变，既上。执刑者令其颈稍伸长，李如言应之，厥态殊从容。”从这段文字的记载中可知，李大钊临刑时的表现，堪称是从容、镇定，毫无畏惧的。

《晨报》也载：“自下午二时至五时，二十人始处刑完毕。首登绞刑台者，为李大钊。闻李大钊神色不变，从容就死。”为了祖国和人民的利益，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理想，李大钊奋斗一生，直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殉难之际，年仅38岁。李大钊被军阀们定为“罪魁祸首”。施刑时，别人只用20分钟，而对李大钊，刽子手却使用“三绞处决法”，故意延长其痛苦的时间。

七

1959年夏，中国革命博物馆建成后，用以杀害李大钊的凶器——绞刑架，被编为0001号，作为国家一级革命文物，被博物馆收藏至今。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有关部门对杀害李大钊一案进行调查。发现1927年王振南在北京任伪京师高等审判厅推事时，积极参与谋害李大钊等人。当时，王振南以高等审判厅代表的身份担任临时组成的特别法庭的主席审判官，几次对李大钊等30人进行“会审”，力主判处李大钊等20人绞刑，谢光沛等10人徒刑。

李大钊是中国共产主义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他不仅是我党早期卓越的领导人，而且是学识渊博、勇于开拓的著名学者，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事业中，占有崇高的历史地位，是伟大的革命先烈。今天，我们更加感受到李大钊为实现共产主义不怕流血牺牲的革命精神的崇高和人格力量的伟大，他永远是共产党人学习的楷模和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