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周恩来共产主义信仰的确立

张家康

五四运动前，周恩来在留学日本时，已经初步接触了马克思主义。五四运动爆发时，他是天津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1920年1月29月，天津各校五六千人奔赴直隶省公署请愿，遭到军警的阻拦和镇压，周恩来等被捕囚禁。在被羁押的半年时间里，他重新思考了许多问题，如他在一封信中所说，理想信念的“思想是颤动于狱中”的。出狱后，他即赴欧洲勤工俭学，经过实地考察，最终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并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

“一种爱国热忱，似已达于沸点”

周恩来祖籍浙江绍兴，出生于江苏淮安，父亲为人忠厚，不善交际，母亲性格开朗，处事精明。不满半岁时，周恩来被过继给叔父，不久，嗣父去世，由嗣母陈氏抚育。陈氏性格文静，才学出众，对他的成长倾注了全部的心血。周恩来10岁时，嗣母去世。

12岁那年，周恩来伯父周贻赓在奉天（今辽宁）谋事，经济收入比较稳定。周贻赓没有儿子，便写信让周恩来去东北跟随自己生活。周恩来后来说：“12岁的那年，我离家去东北。这是我生活和思想转变的关键。没有这一次的离家，我的一生一定也是无所成就，和我留在家里的弟兄辈一样，走向悲剧的下场。”

周恩来初入铁岭银岗书院读了半年书。很快，伯父把他接到沈阳读书。老师很开明，常给他们讲述时事，讲述民族英雄的故事。他正是从此养成天天读报的习惯。当时的《盛京日报》，周恩来几乎每天必读。一次，老师问学生们：读书为的是什么？有的回答是为了帮助家里记账，有的又说是为了将来个人的前途，他却脱口而出：“为了中华之崛起！”

周恩来的各门功课都是名列前茅，成绩尤为突出的当属国文。他的作文常被老师批语为“传观”，贴在学校显眼的墙报栏。1912年10月，他写了一篇作文——《奉天东关模范学校第二周年纪念日感言》，14岁的他在文章中就表现出一种历史担当的责任感，“吾人何人，非即负将来国家责任之国民耶？”教育之目的，“非即欲吾受完全教育，成伟大人物，克负乎国家将来艰巨之责任耶？以将来如许之重负，基础于小学校三四年中，同学，同学，宜如何奋勉，始对之而不愧哉？”

东北气候寒冷，冰天雪地，这对来自四季有序的江淮地区的周恩来而言，无疑是一个挑战。面临生活环境的转换，他一点也不畏难惧怕，一直坚持在凛冽的寒风中跑步、踢球和做操，以此驱除寒意，强身健体;由吃大米改为吃高粱米，他也很快就习惯了。几年下来，体格反而比以前强健多了。后来，周恩来对辽宁大学的学生说：“我身体这样好，感谢你们东北的高粱米饭、大风、黄土，给了我很大的锻炼。”又说：“吃高粱米，生活习惯改变了，长了骨骼，锻炼了肠胃，使身体能适应以后艰苦的战争年代和繁忙的工作。”

1913年春，周恩来的伯父调到天津工作，他随之跟往。8月，周恩来考入天津南开学校。和在东北一样，他学习用功，成绩优秀，尤其是国文和数学。他的作文连续两年参加学校组织的作文比赛，而且都是第一名。课余喜读书，不仅读《史记》等古籍，而且还读《民约论》《法意》和《天演论》等，视野更为开阔了。

入学的第二年，周恩来和同班同学发起组织“敬业乐群会”。会内活动生动活泼，有声有色。会员由最初的20多人，发展到280多人。周恩来主持出版会刊《敬业》，在创刊号上，他发表《春日偶成》：

极目青郊外，烟霾布正浓。

中原方逐鹿，博浪踵相踪。

时政的黑暗如遮天蔽日的雾霾，令人窒息。小小年纪的他以汉代张良博浪锤击秦始皇为榜样，表明前赴后继，英勇无畏反抗专制暴政的决心和毅力。

正是他的聪明才干和热心服务的精神，博得同学和校方的信任和认可。南开4年，周恩来是敬业乐群会智育部长、副会长、会长，是《校会》总经理、演说会副会长、国文学会干事、江浙同学会会长、新剧团布景部副部长、暑假乐群会总干事等。他的组织能力和才干在南开得以培养，这对他的一生也是至关重要的。

不仅的同学喜欢他，老师也很喜欢这个学生。他和校长张伯苓的关系就极为融洽。几乎每个周末，周恩来都要去张校长家长谈。张伯苓常对家里人说：“周恩来是南开最好的学生。”校董严修也十分器重他，想把他的女儿许配给他，曾让人向他提起此事，他婉拒了。周恩来曾对好友说：“我是个穷学生，假如和严家结了亲，我的前途一定会受严家支配，因此辞却了。”

1917年寒假中，周恩来随学校新剧团观摩团去北京，在京短短的3天，“睹社会之腐陋，闻政府之黑暗”。回校后，他在一篇作文中写道“踯躅途中，睹乞丐成群也，则推己及人，视天下饥如己饥，溺如己溺。”“殊弗欲埋首窗下，孳孳于字里行间，而置他事于不问也。”这种对贫苦百姓的同情心，已经变成一种关注与担当的责任心。

周恩来在南开的4 年，正是民族灾难深重的4年。袁世凯统治下的民国，丧权辱国，列强欺凌。英国武装侵犯西藏，沙俄策划外蒙独立，日本强行提出《二十一条》。袁世凯称帝，督军团事件，张勋复辟等等，一桩桩一件件，可谓“城头变幻大王旗”了。他对这方生于兹养于兹的祖国的苦难，感到心如刀剐的痛苦，他在作文里发出了悲愤的呐喊：

呜呼，处今日神州，存亡危急之秋，一发千钧之际，东邻同种，忽逞野心，噩耗传来，举国骚然，咸思一战，以为背城借一之举，破釜沉舟之计。一种爱国热忱，似已达于沸点。

当时，在知识层普遍流行“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的主张。周恩来也曾相信过“贤人政治”，以为执政者如能“崇尚教育”“振兴实业”，国家就不难走出困境。可是，感官的刺激太直接了，他忧愤焦虑，寻寻觅觅中，一些基本的朴素的理念已经形成，“阶级不除，无平等之理，人群不合，无爱国之理。”“无分畛域，勿拘等级，孤寡者怜之，贫病者恤之，忧者奖之，劣者教之。合人群而成良社会，聚良社会斯能成强国家。”正是基于这些理念，他才有了方向目标和价值取向。

“二十年华识真理，于今虽晚尚未迟。”

1917年7月下旬，周恩来与李福景等同学筹划赴日本考官费留学生。行前，周恩来到东北探望伯父，并到沈阳母校同师友话别，为同学郭思宁题写临别赠言“愿相会于中华腾飞时”。

9月，周恩来由天津乘轮船赴日本，并赋诗一首：

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

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

诗意豪迈遒劲，表明东渡日本留学，研习各种学问是为了“济世”救国，十年苦读为的是成就救国救民的大业，这是他的理想和誓言。10月，周恩来入东京神田区东亚高等预备学校补习日文，准备报考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和东京第一高等学校。

来到日本时，周恩来家里的境况已是一天比一天困难。留学日本对他来说，只有走官费也就是奖学金一条路了。他自觉压力很大，只能格外用功。他在日记中写道：“我现在唯有将家里这样的事情天天放在心上，时时刻刻去用功。”这种朴素的感情，变压力为动力。“我想我现在已经来了4个月了，日文日语一点儿长进也没有，眼见着高师考试快到” “我一个人，除了念书，还有什么事可做呢？用功呀，用功呀，时候不再给我留了。”

周恩来一如往常地关心时政，关心民族的存亡兴衰。他以“求学的眼光”，观察“日本人一举一动，一切的行事”，每天看报都要细心研究日本国情，从而发现，日本军国主义是“有强权无公理”的制度，对外侵略扩张，弱肉强食，欺凌霸道。他由此感悟：“我从前所想‘军国’‘贤人政治’这两种主义可以救中国，现在想想实在是大错了。”

周恩来很喜欢读梁启超那笔端常带感情的文字，他在1918年1月23日的日记中写道：

晚间我又拿起梁任公的文集来看，念到“十年以后当思我，举国如狂欲语谁；世界无穷愿无尽，海天寥廓立多时”几句诗，我的眼泪快要下来。忽然又想到任公做这诗的时候，不过二十七八岁，我如今已痴长十九岁，一事无成，学还没有求到门，竟真正是有愧前辈了。

他特别欣赏梁启超的一句话——“世界无穷愿无尽”，尤其赞成人应该树立志向，因为“有大志向的人，便想去救国，尽力社会”。

那个时代青年的成长，怎么也绕不开《新青年》。1917年2月15日，他在日记中写道：

晨起读《新青年》，晚归复读之，对其中所持排孔、独身、文学革命诸主义极端的赞成。……从前我在国内的时候，因为学校里的事情忙，对于前年出版的《新青年》，没有什么特别的去注意，有时候从书铺里买来看时，亦不过过眼云烟，随看随忘的。

现在回过头来重新阅读《新青年》，决不会再是“过眼云烟”了，而是摒弃了“我那从前的一切谬见”，舍旧谋新，找到了新标准，这新标准就是新思想、新文化、新道德，是民主与科学。

1918年5月初，北洋军阀政府和日本政府即将签订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的消息传出后，激起旅日中国留学生的强烈反对。周恩来积极投入这一运动，参加旅日中国留学生的爱国团体——新中会。他在入会演说中分析了中国衰弱的原因，“全是因为不能图新，又不能保旧，又不能改良”的缘故，而“泰东西的文化比较我们的文化可以说新的太多”“望诸同志从心中存着这新字，中国才有望呢！”他还向其他会员赠送了两句话：“哲学的思想，科学的能力。”

1971年1月29日，周恩来在会见日本友人时说，他到日本不久就爆发了十月革命了。“关于十月革命的介绍，我在日本报纸上看到一些。那时叫‘过激党’，把红军叫‘赤军’。”最初，他倒没有那么在意，引起他在意和兴趣的是在次年的4月23日晚上，他在《露西亚研究》杂志上读到一篇论述俄国党派的文章，了解到俄国民主党分为两派，过激派的“党魁”是列宁，“主张完全的民主，破除资产阶级的制度，实行用武力去解决一切的党纲。”他说：“过激派的宗旨最合劳农两派人的心理，所以势力一天比一天大，资产阶级制度、宗教的约束全都打破了，世界实行社会主义的国家，恐怕要拿俄罗斯作头一个试验场了。”

“社会主义的国家”和“列宁”，这些关键词已深入周恩来的脑海。当时的日本，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同时涌入，传播很快，介绍这些思潮的书籍很多。他阅读了约翰·里德《震撼环球的十日》，对十月革命有了比较理性的认识。他又阅读了日本著名的经济学家、京都大学教授河上肇的《贫乏物语》，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片山潜的《我的社会主义》，这些著作比较通俗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正是从这些书中，周恩来开始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

当时的中国国内，尚没有一本完整的马恩列著作的完整译文，列宁的作品甚至一篇也没有。对于不懂英文和日文的中国人来说，要想接触马恩列，语言的困难就是最大的障碍。他已能直接阅读英、日文著作，比较起国内同年龄段的年轻的知识分子，他无疑更早更多的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他在日记中写道：“二十年华识真理，于今虽晚尚未迟。”

1919年3月，得知南开学校即将开识大学部的消息后，周恩来立即决定回国就读。归国途中停留京都，他写下《雨中岚山》等3首诗，诗中写道：

潇潇雨，雾朦胧；一丝阳光穿云出，愈见姣妍。人间的万象真理，愈求愈模糊；——模糊中偶然见着一点光明，真愈觉姣妍。

尽管所寻所求的思想不是那么的明晰，可他仍在求索这“人间的万象真理”之中。

“思想是颤动于狱中”

周恩来于当年4月底回到天津，不多日，

便爆发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天津中等以上学校成立了学生联合会，成立了以女校学生为主体的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面对蓬勃兴起的学生爱国运动，教育当局决定提前放假，推迟开学，意在分流学生，使运动不能发展下去。此时，运动也进行两个多月了，学生中也有厌倦的情绪。周恩来看到了这一点，在一次南开学校的茶话会上，他对下一步的运动提出了建议：“宜审慎，有恒心，有胆力，方能成功。”

他受学联授命主办《天津学生联合会会报》，这份会报正式创刊于7月21日。此前，为扩大会报的影响力，周恩来已在《南开日刊》上发表了由他起草的《天津学生联合会会报发刊旨趣》，说《会报》将“本民主主义的精神发表一切主张”“本‘革心’同‘革新’的精神立为主旨。”“革新”就是改造社会，“革心”就是改造学生自身的思想。《发刊旨趣》发表后，被天津各大报纸所转载，影响所及，订报单一封接一封，订户已近2万。这些订户中，除大多是学生外，还有铁路、邮电员工及资本家等，甚至北京、保定和上海都有它的读者。

五四运动时，天津之所以出现学联和女界爱国同志会，就是因为受封建习俗的束缚，男女要严格地区分性别界限。经过运动的洗礼，这种界限早已打破。当张若名提出把两个组织合二为一时，立即得到了响应。在这个意见的基础上，他提出应该学习北京的经验，从两个组织中选出一些骨干分子，组成一个更严密的组织，并出版一个刊物。经过十多天的准备，9月16日，成立了一个独立的组织——觉悟社，并出版不定期刊物——《觉悟》。

觉悟社成立不久就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11月25日，北京《晨报》把觉悟社称作“天津的小明星”，说“该社产生了3个月，会员是天津学界中最优秀、纯洁、奋斗、觉悟的青年。”“他们抱了时时觉悟，刻刻觉悟的决心，所以叫觉悟社。”这些青年学生都有一颗赤子之心，爱国，致力社会进步。当然，他们中大多数人思想意识都还是在朦胧状态，像周恩来那样已在日本初步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的，还是少之又少。

根据周恩来的提议，觉悟社邀请北京大学教授李大钊来天津讲演，指导觉悟社的活动。李大钊对觉悟社打破男女封建主义的界限，实行男女同学组成一个团体，出版《觉悟》等都非常赞许，并建议大家阅读《新青年》《少年中国》等，“分类研究各种学术问题。”觉悟社还先后邀请徐谦讲《救国问题》，包世杰讲《对于新潮流的感想》，周作人讲《日本新村的精神》，钱玄同讲《白话文学》，刘半农讲《白话诗》等。“救国”“白话文学”“学生根本觉悟”“妇女解放”“工读主义”等新思潮，是他们常常讨论的话题。

1919年9月25日，南开学校大学部开学，设文、理、商三科，学制四年，学生共96人，教师17人。周恩来已在9月8日注册入学，学号62号，是文科生。不几天，大学部决定改名为南开大学，他是南开大学的第一期学生。

1920年1月23日，学联调查员在魁发成洋货庄检查日货，突然遭到3个日本浪人的毒打。各界代表向省公署请愿时，警察又殴打学生，并逮捕了各界代表20多人。时隔两天，当局又查封天津学联、天津各界联合会、国民大会，并贴出布告对这些团体“一律取消”，不许可“私行集会、结社”等，已是“黑云压城城欲摧”了。1月29日，各校学生五六千人集会后，由周恩来为总指挥，前往直隶省公署请愿。他和郭隆真、于方舟、张若名为代表，冲破警察的阻拦，强行闯入省市公署，提出4点要求：驳回日本通牒；拒绝山东问题直接交涉，催办福州惨案的交涉，取消中日军事协约；恢复天津学联原状；释放被拘代表，不干涉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

省公署非但没有接待他们，反而把他们拘捕。

囚禁之中，周恩来给同学们讲了世界工业革命史，然后又分5次作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讲演。据当时编写的《检厅日录》记载，讲演的内容有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史、剩余劳动、剩余价值等。这些知识来自他在日本的学习和研究。在各方的压力下，7月17日，天津地方审判厅在开庭审判后，宣布“期满”释放周恩来等全体被拘代表。

这半年失去自由的日子里，周恩来冷静地回过头来检讨自己所接触乃至信奉的思想，从而重新作出信念和理想的抉择。他在一封信中说“思想是颤动于狱中”。半年的沉思，他的一种革命意识的萌芽，如他所说，“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出狱后，他主持了觉悟社年会，在总结一年来天津学生和各界救国运动的经验教训后，认为：只有把五四运动以来成立的大小进步团体联合起来，加以改造，采取共同行动，才能改造旧的中国，挽救中国的危亡。

同时，经南开学校创办人严修的推荐和资助，他决定去英国留学考察。之所以出国留学，如他所说：“主要意旨，唯在求实学以谋自力，虔心考查以求了解彼邦社会真相暨解决诸道，而思所以应用之于吾民族间者。”行前，周恩来与《益世报》商定，作为它的驻欧记者，以撰写旅欧通信的稿费，维持旅欧期间的生活。

“我们当信共产主义的原理”

1920年12月中旬，周恩来等搭乘法国邮轮波尔多号，经过一个多月的漂洋过海，终于到达法国马赛。因染有小恙，在巴黎作短暂逗留。元旦一过，周恩来又乘轮船渡过英吉利海峡，于1921年1月5日到达英国伦敦，准备在这里入学。这是他的第一次远途，更是一次眼界开阔的他国之旅。

初到英国，这里丰富的物质生活和欧战所带来的震荡和不安，交互映入他的眼帘。他当即给《益世报》发去一篇通讯，写道：

吾人初旅欧土，第一印象感触于吾人眼帘者，即大战后欧洲社会所受巨大之影响，及其显著之不安现状也。影响维何？曰生产力之缺乏，经济界之恐慌，生活之窘困。凡此种种，均足以使社会上一般人民饥寒事业交困于内外，而复益之以战争中精神文明所得间接之损失，社会之现状遂乃因之以不安。

并认为，“使欧洲危机终不可免而至于爆裂也，则社会革命潮东向，吾国又何能免？”

当时“温和”“稳健”的费边社会主义，在欧洲颇受欢迎。周恩来虽然年轻，却思虑缜密，没有轻率地作出结论，而是在反复的考察和思考。在英国时，他给表弟陈式周去信说：“弟之思想，在今日未大定，且既来欧洲猎取学术，初入异邦，更不敢有所自恃，有所论列。”“至若一定主义，固非今日以弟之浅学所敢认定者也。”

社会改革不外乎两类选择，一类是在旧的体制上的改良，如现在的英国；一类是颠覆似的革命，如十月革命后的俄国。中国究竟应该是英式还是俄式，他也一时拿不定主意，所以在给陈式周的信中说：

若在吾国，则积弊既深，似非效法俄式之革命，不易收改革之效；然强邻环处，动辄受制，暴动尤贴口实，则又以稳进之说为有力矣。执此二者，取俄取英，弟原无成见，但以为与其各走极端，莫若得其中和以导国人。至实行之时，奋进之力，则弟终以为勇宜先也。

本以为“中和以导国人”是一良法，可在伦敦的两个多月里，英国煤矿工人开始了声势浩大的同盟罢工，促使他的观念发生了改变。1921年4月以后，罢工再掀高潮，参加的工人多达百万。周恩来先后写出《英国矿工罢工风潮之始末》《英国矿工罢工风潮之影响》《煤矿罢工中之谈判》《英国矿工罢工风潮之波折》《英国矿工总投票之结果》等9篇通讯。他认为“资本家无往而不为利，欲罢工事件之妥协难矣。劳资战争，舍根本解决外其道无由，观此益信。”最终舍弃费边社会主义，认定中国只能走俄式社会主义，也就是十月革命的道路。

到了法国后，周恩来除了补习法语外，便是社会调查。一者为的是“对于一切主义推求比较”，二者要给《益世报》撰写通信，这项工作往往是通宵达旦。有时还翻译一些稿件，为的是赚得生活和学习的费用。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来自书籍和报刊，当时的法国，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和报刊，书店、图书馆和报亭都可以购买和阅读。正是在法国，周恩来比较系统地阅读了英文版《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国家与革命》等。他在书中划了粗粗的杠杠，写了眉批，记了心得。在他读过的《卡尔·马克思的生平与教导》一书中，他在马克思的这些话下划了粗粗的线条：

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

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一、阶级的存在仅仅因生产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二、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三、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

在经历了五四运动和英、法国的实地考察，在对各种主义和思潮进行推求和比较后，他终于接受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确立了共产主义的信仰。1922年3月，他在给觉悟社朋友的信中说：“现在再郑重声明一句，便是‘我们当信共产主义的原理和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专政两大原则，而实行的手段则当因时制宜！’”“我认清C.ism（中文译共产主义，引者注）确比你们晚，一来因为天性富于调和性，二来我求真的心又极盛，所以直迟到去年秋后才定妥了我的目标。”

周恩来晚年在一次会议上说：“1920年我到法国，还对费边社会主义有过兴趣，但很快抛弃了。我感谢刘清扬和张申府，是他们两人介绍我入党的。”刘清扬是觉悟社社员，张申府是北京大学哲学讲师，他们是夫妻，都是五四运动的积极分子。当创建中国共产党时，李大钊和张申府就是北京最早的成员。1920年12月27日，张申府、刘清扬来到法国。行前，陈独秀、李大钊委托张申府在欧洲建立党的组织。到法国后，张申府首先发展了刘清扬。1921年春，他们介绍周恩来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参加共产党后，周恩来革命的信念更加坚定。1922年3月，他给觉悟社社员写信说：“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会变的，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信中还附有一首诗，诗中写道：

壮烈的死，苟且的生。贪生怕死，何如重死轻生！……没有耕耘，哪来收获？没播革命的种子，却盼共产花开！梦想赤色的旗儿飞扬，却不用血来染他，天下哪有这类便宜事？坐着谈，何如起来行！

这是周恩来的信仰，周恩来的追求。他一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身体力行的正是年轻时确立的理想信仰。 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