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开辟中国改革开放新时期

●倪良端

 

　　1978年，中国历史大转折之年。在历史转折之时，邓小平以极大的政治勇气、担当的精神、果敢的魄力，开辟了中国改革开放之路，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新时期。

 

　　1977年邓小平复出后，曾在多个场合、内容涉及多个领域使用“改革”一词。“开放”一词作为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的一项对外政策，是邓小平提出来的。 1984年2月9日，邓小平在厦门考察时指出：“改革开放后，侨务工作很重要。”这是中国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最早把“改革”和“开放”两个词连在一起，明确提出和使用“改革开放”一词。此后，报刊上开始出现“改革开放”的字样和提法。

 

正确理解毛泽东思想

 

　　1976年，10月6日，以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执行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的意志，采取果断措施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实行隔离审查，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中国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但要让深受“四人帮”打击迫害、被撤销领导职务的邓小平恢复职务，仍有阻力重重。

 

　　几经周折，在中国共产党内陈云、王震等一大批老同志的推动下，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职务的决定》。决定恢复邓小平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职务。邓小平领导职务的恢复，推动了拨乱反正工作向前迈进。在这次会议上恢复领导职务的邓小平说：作为一名老共产党员，还能在不多的余年里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在我个人来说是高兴的……

 

　　“四人帮”倒台虽然标志着“文革”时期的结束，但破除极“左”思想影响和禁锢仍需时日。1976年10月26日，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对中共中央宣传部门负责人说：凡是毛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不能批评。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及《红旗》杂志发表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社论中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1977年4月10日，尚未复出工作的邓小平，意识到上述“两个凡是”是不利于解放思想和执行毛泽东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他在写给中共中央的一封信中指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邓小平认为对待毛泽东思想必须完整准确的掌握运用，对待毛泽东的言论不能摘引只言片语。5月3日，中共中央转发了邓小平的信，肯定其正确意见。

 

　　在中国共产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讲话强调：要对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有一个完整的准确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党的工作。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认识。邓小平建议，在做好《毛泽东选集》的整理出版之外，搞理论的同志要花相当功夫，从各个领域阐明毛泽东思想的体系；要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教育我们的党，来引导我们前进。他强调，毛泽东倡导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是最根本的，特别重要。

 

　　1977年8月，中共“十一大”在北京举行。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的限制，大会没能够完全彻底纠正“文革”的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也未能完成从理论和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方针上拨乱反正的任务。有感于此，邓小平在致闭幕词中特别强调：一定要恢复和发扬毛泽东主席为我们党树立的群众路线、实事求是、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支持鼓励领导真理标准讨论

 

　　1978年5月10日，中共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第16期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文章指出：“只有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才能使伪科学、伪理论现出原形，从而捍卫真正的科学与理论。”文章还提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并不是一堆僵化不变的教条，它要在实践中不断增加新内容。当前，仍然存在着“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错误倾向。这是“四人帮”强加在人们身上的精神枷锁，必须坚决打碎。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文章的形式转载此文。新华社于当天转发了这篇文章。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予以转载。这篇文章见报后，引起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的讨论。由此，围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开始了全国性的大讨论。其时，中国共产党内外大多数人是赞成文章的观点的，是支持理论学术界、各级领导干部和人民群众参加讨论的，但也受到来自“左”倾错误思想和势力的干扰。此时，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陈云、胡耀邦等多数同志坚定支持，有力地推动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在全国迅速展开。

 

　　5月30日，邓小平同胡乔木等人谈话，有针对性地说：毛泽东思想最基本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实事求是。邓小平表态支持真理标准问题展开讨论，他要求理论界的同志积极参与讨论，从理论上引导群众搞清楚真理标准。

 

　　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同实际相结合，这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和根本点，是做好一切工作必须遵循的根本原则。他说：“我们也有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不但如此，有的人还认为谁要坚持实事求是、理论和实际相结合，谁就犯了弥天大罪。”邓小平强调：“一定要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这确实是一个十分严重的任务。”

 

　　根据邓小平的讲话精神，《解放军报》发表了《马克思主义的一条根本原则》一文，文章阐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邓小平的讲话在军内引起强烈反响，广大官兵积极参加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而此时，极少数仍然受“左”倾思想束缚的中央高层领导人，就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给宣传部门指示：不宣传、不报道。

 

　　7月21日，邓小平找来中共中央宣传部门负责人谈话，要求他们不要“下禁令”“设禁区”。经过邓小平的谈话，宣传部门主动密切配合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做好宣传报道，推进讨论在全国广泛地开展。6月到11月，中央党政军各部门，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的主要负责人都发表文章或讲话，赞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这个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形成了从延安整风以来又一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解放运动，它冲破了长期以来“左”倾错误思想的束缚，为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作了很好的准备。通过这次的讨论，对于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端正思想路线，从过去长期存在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从中国国情的实际出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营建科学春天确立科学技术是生产力

 

　　1977年7月中旬恢复领导职务的邓小平，主动请缨分管科学和教育工作。8月4日至8日，中共中央科技教育工作座谈会召开。在同科技教育界知识分子座谈时邓小平发表了重要讲话，他在讲话中否定“两个基本估计”(即“文革”前的1949年到1966年，教育界基本没有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大多数教师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强调说：“知识分子的名誉要恢复”“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是好样的”“无论是从事科研工作的还是从事教学工作的，都是劳动者。”他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17年，教育战线和科技战线一样，主导方面是红线，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人是自觉自愿地为社会主义服务的。邓小平殷切希望要培养好的学风，使我国的科学教育事业兴旺发达起来。时任教育部主要负责人的刘西尧说，邓小平的“8·8讲话震动很大”。这就是中共中央决定1978年3月召开全国科学大会的背景。

 

　　1977年8月13日至9月25日，根据邓小平的指示，教育部召开了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会议决定高校招生改变“文革”期间的不考试的做法，采取统一命题考试，择优录取的办法。这一重大决定，成为鼓励学生努力学习，学校提高教育质量的有效措施，受到社会各界的赞同、家长和学生的欢迎。当年12月，约570万青年参加高等院校招生考试，各大专院校从中择优录取了约27.3万名学生。

 

　　9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召开全国科学大会的通知》。第二天，邓小平同教育部主要负责人谈话，指出：关于教育工作的“两个基本估计”是不符合实际的，怎么能把几百万、上千万知识分子一棍子打死呢?我们现在的人才，大部分是17年培养出来的。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创造条件，调动科学和教育工作者的积极性。自此，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观点，得到全党全社会的认同，形成共识。

 

　　10月3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恢复技术职称的指示。专业技术职称的恢复，给广大科技教育工作者和知识分子以极大的鼓舞与激励，指出了奋斗前行的方向和目标，是党和国家与社会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实际体现，广大知识分子衷心拥护。

 

　　中国的科学教育的春天一步步地向人们走来。中共中央发出办好各级党校的通知，中央党校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人民日报》相继发表《全党动员，大办科学》《搞好大学招生是全国人民的希望》等社论。中央批准各地进驻大、中、小学校的工宣队撤出学校。

 

　　中共中央召开全国科学大会的通知下发后，华国锋、邓小平、方毅和郭沫若4人在大会上的讲话稿进入起草阶段，中国科学院和国家科委政研室的同志担负邓小平讲话稿的起草任务。1978年2月底，邓小平审读了讲话初稿后对于光远说：替我起草的大会讲话稿，写得很好，文字也很流畅，按照这个稿子讲是可以的。但是，在中央政治局讨论讲话稿时，有人说：“这个稿子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不高，毛主席讲了那么多关于科学工作和知识分子的问题，为什么不引用?”还特别强调应该引用对知识分子要“团结、教育、改造”的提法。参加讨论讲话稿的方毅就此意见请示邓小平，问怎么办。邓小平说：“一个字也不要改。”在科学大会开幕前一天，新闻宣传负责人向邓小平的讲话稿的起草人提出：建议将文中的“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改为“我们已经有了一支工人阶级的又红又专的知识分子队伍”。执笔人认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指知识分子的全体。说“有了一支”是指多大比例呢?讲话是从整体上肯定知识分子的，如果改成“有了一支”就把这个重要命题改了。方毅向邓小平汇报了执笔人的看法，邓小平坚定地说：“不改，维护原样。”在3月1 8日的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当邓小平讲到“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时，会场上的人都激动了，长时间热烈鼓掌。中国农科院院长金善宝说：我82岁了，从今天起要当28岁来过。上海生理研究所所长冯德培说：邓小平的讲话把过去许多争论都解决了，大家可以放心干事了!

 

　　邓小平在科学大会上的讲话，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作用等基本原理，鲜明地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观点，中国“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当代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主要靠科学技术。他指出，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脑力劳动者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他强调，在中国应该也必须造就宏大的科学技术大军。

 

　　邓小平会见了在大会主席台就坐的著名数学家、研究“哥德巴赫猜想”取得突破性成就的陈景润。后来，经邓小平批示，为陈景润配了秘书“以分其劳”。1983年，按照邓小平指示解决了陈景润夫妻两地分居、由研究员晋升为一级研究员等。

 

　　全国科学大会后，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举行。邓小平出席大会并作重要讲话，他要求提高教育质量、提高科学文化水平，要大力加强各级各类学校的革命秩序和纪律，造就具有社会主义觉悟和现代科学文化技术的一代新人，促进整个社会风气的革命化。他提出教育事业必须和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要求全党、全社会要尊重教师、重视教育、尊重教师的劳动，提高教师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

 

　　全国科技、教育大会后，中央制定了一系列振兴科技教育的政策和措施，全国的科技教育形势为之一变。其中主要有：中共中央决定，恢复和办好一批全国重点高等学校。中央组织部召开落实知识分子座谈会，会议认为对知识分子要充分信任、放手使用，做到有职、有权、有责；要调整用非所学，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努力改善他们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国家科委和中国科学院召开的讨论党的工作座谈会指出：科研机构党的工作要以科研为中心。中共中央转发国家科委提出的《一九七八年——一九八五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草案)》。1978年12月28日，国务院发出通知，决定在全国恢复和增设169所普通高等学校，发展教育以适应“四个现代化”的需要。

 

推动平反冤假错案

 

　　复出参加中共中央领导工作的邓小平支持中央党校根据胡耀邦意见撰写的《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一文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说：我们要敢字当头，敢于冲破阻力，敢于推翻“四人帮”一伙在审查干部中的不实之词和所作的错误结论。一切强加给干部的诬蔑不实之词，一定要推翻。这篇文章的发表，为解放干部、为平反冤假错案开了先声。文章发表后，各地干部群众给中央和有关部门来信1万多封，表示拥护。

 

　　1977年8月至10月间，邓小平、叶剑英、陈云、李先念、聂荣臻、徐向前等老同志带头宣传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在这些老同志的带动下，开始对一些实际工作的拨乱反正，在平反冤假错案和落实政策方面有起色，局面有所打开。

 

　　经邓小平、叶剑英提议，1977年12月10日中共中央任命胡耀邦为中央组织部部长。在中共中央领导下，胡耀邦遵照党的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率领中组部全体同志经过大量切实的调查研究，强力地推进平反冤假错案工作。

 

　　进入1978年，拨乱反正和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力度加强、步伐加快。

 

　　1月28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召开中央、国家机关26个部委负责人座谈会。胡耀邦在会上说：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可以工作而没有分配工作的，要尽快分配工作；年老体弱不能工作的，要妥善安排；少数干部要做审查结论的，尽快作出。会后，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有序推进。9月17日，中共中央批发了《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决定的实施方案》,指出，对于过去划错了的人，要坚持有错必纠的原则做好工作。9月25日，胡耀邦在全国信访工作会议上指出：判断对干部的定性和处理是否正确，根本的依据是事实。

 

　　为落实好知识分子政策，10月10日至11月4日中央组织部召开的座谈会认为：知识分子队伍的状况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过去提出的对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已经不适用于目前的情况。当前，要继续做好复查、平反知识分子中的冤假错案工作。

 

　　在11月10日至12月15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根据会议提出的讨论全党工作重点转移的战略决策、解决“文革”中遗留的一大批重大问题和一些重要领导人功过是非问题的议题，陈云在11月12日的发言中明确指出：要肯定“天安门事件”是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要肯定彭德怀对革命的贡献，要为陶铸、薄一波等被定为“叛徒”和“叛徒集团”的案件平反，要批判康生等重大问题。会上有的同志提出应为“二月逆流”“反击右倾翻案风”等平反。11月13日，邓小平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总结性讲话中指出：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国。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处理遗留问题为的是向前看。

 

　　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后，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加速推进。11月4日，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批准，中共北京市委宣布：1976年清明节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行动。对因此而受到迫害的同志一律平反、恢复名誉。11月6日，新华社报道，全国各地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工作全面完成，同时开始了认真进行错划右派分子的人的改正工作。

 

　　在拨乱反正全力推进中，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大会讨论了“文革”中发生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和以前遗留下来的某些历史问题。会议决定撤销中共中央发出的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和“天安门事件”的错误文件，审查和纠正了过去对彭德怀、陶铸、薄一波、杨尚昆等所作的错误结论。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重要成果之一是中国共产党重新确立了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使中国共产党掌握了拨乱反正的主动权，打开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

 

　　1979年1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和地、富子女成分问题的决定》,批转了中央统战部等六部委《关于落实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政策的请示报告》等。中央和地方继续纠正冤假错案，为受到牵连的同志平反，恢复名誉。中央宣传部、组织部、统战部、公安部、民政部等报请中共中央批准，开展了对错划的右派分子给予复查和改正、平反；将70多万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及其它劳动者从原工商业者中被区别开来，恢复了劳动者的身份。

 

　　1980年3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认真传达好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定的通知》。

 

　　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调动了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的积极性。这对于中共中央率领全党、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向前看，开创中国改革开放道路有着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