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东征后期，中共与国民党和东北军的秘密联络

●李友堂

 

东征战役全面展开

 

　　1935 年10月，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在陕甘根据地的局面初步稳定下来以后，中共中央于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在陕北瓦窑堡镇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政治形势和党的策略路线问题。会议决定当下时期红军的军事部署和作战行动应确定地放在“打通抗日路线”与“巩固扩大现有苏区”这个基点上具体步骤是:把红军行动与苏区发展的主要方向，放在东边的山西和北边的绥远等省，提出了“抗日反蒋、渡河东征”的口号。

 

　　1936年1月17日，政治局会议进一步研究决定:毛泽东、张闻天(洛甫)、彭德怀随军行动，周恩来、博古(秦邦宪)、邓发组成中央局，周恩来任书记，主持后方工作，并兼后方办事处 主任。中央红军与陕北红军合并整编为红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政委毛泽东(兼)，参谋长叶剑英。下辖红一军团 (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红十五军团 (军团长徐海东、政委程子华).共 1.3 万多人。红二十八军红二十九军及“黄河游击师(即红三十军)，仍在陕北红军的渡河地点，红一军团为南边的绥德县沟口、红十五军团是北边的由清涧县河口，方面军直属队随红十五军团后渡河。

 

　　2月20日，东征红军渡河作战正式打响。东征红军大约 1.5 万人，而敌人晋绥军第一线就有 3万人以上强渡黄河打破了阎锡山布下的4道防线。阎锡山急调入陕“助剿”的晋军4个旅东渡。东征红军不到 10 天，歼灭并击溃晋军 75 个团，俘敌1200 多人，夺取了石楼、中阳、孝义、隔县4 县交界之战略枢纽地区，并占领了38个县。

 

　　东征红军转战山西50多个县，歼敌 1.3 万多人，俘敌4000多人，缴获各种枪支4000多支、火炮20多门，扩大红军8000多名，筹款30万元，使红军在兵员、物资方面均得到补充。

 

　　当东征红军转战河东之际，国民党中央军沿同蒲线和正太路进入山西，驻守洛阳、潼关及关中一带的国民党部队也加紧对陕甘苏区的围攻，并沿河北上，封锁黄河渡口，包抄红军后路，企图将红军主力围歼于黄河东岸的吕梁山区。中共中央于4月13日至15日召开军事会议后，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从4月下旬逐步转移到黄河岸边。

 

　　为了保存抗日力量，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开展，中共中央决定适时结束东征。

 

　　5月1日至5月5日，红军主力和总部人员先后从延水关、永和关、清水关、铁罗关渡过黄河返回陕北。5 月 5日，毛泽东率红军总部回到陕西杨家屹台，毛泽东、朱德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 (即《回师通电》)1936年5月14日至15日根据形势，中共中央在延川县大相寺召开了会议，总结东征，研究部署下一步的工作。5月21日，毛泽东、周恩来率领红军总部回到瓦窑保。

 

　　红军东征，从战役的决策、准备、发起到战场的指挥，毛泽东都亲临战地组织实施，创造了又一次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例。在东征后期，为了避免大规模内战的爆发，争取和团结一切抗日爱国力量，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积蓄抗日力量中共中央指令由周恩来负责分别同国民党、东北军开始秘密联络和谈判。红军如能与东北军协商秘密合作，可使红军免去后方的威胁。而蒋介石为了实现他“收编”红军的企图，也千方百计寻找机会与中共谈判。

 

中共中央和国民党代表的秘密谈判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想到当时美国是不会支持中国的，他转向苏联伸出请求援助之手，决定采取三个步骤:第一步，1932年12月12日恢复了他破坏的中苏邦交；第二步1935 年春派侍从副官邓文仪担任驻苏武官；第三步1935 年夏秘密进行联苏，请苏联做中间人，迫使中共交出武装。

 

　　1935年7月，苏驻中国大使答复，可以直接与中共谈判，苏联不介入别国的内政。于是，蒋介石指示陈立夫寻找适当途径与中国共产党密谈。1935年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发表了《八一宣言》，提出了“联合抗日”主张。此宣言后刊于巴黎中共中文报纸10 月的《救国时报》。这时，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机关和中央红军还在长征途中，他们和共产国际的无线电已经失去联系。共产国际不知道中共中央及中国工农红军的情况，不知道中共中央已经召开了遵义会议，确定了毛泽东的正确地位。中共中央也不知道共产国际的状况。

 

　　《八一宣言》发表当天晚上，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科总干事张冲将电文抄送给蒋介石。蒋介石想用对付杂牌军的方法对付红军一先“安排”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出国考察”，脱离中国工农红军，再由他“招抚”红军蒋介石想与中共进行密谈判，于是由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陈立夫负责，他们找到三条渠道。

 

　　第一条渠道。1935 年圣诞节前，蒋介石派陈立夫化名“李融清”、张冲化名“江帆南”扮作随员，与新派驻德大使程天放、陆军武官梯，赴欧洲意大利转苏联照会共产国际，并与共产国际建立中苏抗日同盟。陈、张在意大利登陆与莫斯科联系时，该行动被日本间谍侦悉并登报公布，蒋介石不得不急召回陈立夫、张冲。

 

　　1936年1月3日，邓文仪回到莫斯科，想通过共产国际联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就国共两党关系问题进行秘密商谈。中共代表团先派出潘汉年与邓文仪见面，后王明与邓文仪约谈了4次。王明建议邓文仪回国内找中共中央，并安排潘汉年回国联系及与他们进行联络。1月 23日蒋介石急召邓文仪去柏林，国共两党在莫斯科的秘密谈判半途而废。王明仍派潘汉年秘密回国。邓文仪向蒋介石汇报后，蒋介石已知道中共中央在陕北，示意陈立夫等设法同陕北中共中央秘密谈判。

 

　　第二条渠道。陈立夫赴欧前，蒋介石派亲信曾养甫联系谋小岑，请谌小岑给在北平任中国大学教授的吕振羽写信。吕振羽当时还不是中共党员，但他与中共北平市委有联系。中共北方局在请示中共中央后，派中共北平市委宣传部长周小舟偕吕振羽往南京探询国民党方面的真正意图。

 

　　周小舟1936年初至8月间，4 次赴南京同曾养甫商谈。还带去中共北方局刘少奇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的名义写给曾养甫和堪小岑的信，以及毛泽东、周恩来致宋子文、孙科、冯玉祥程潜、曾养甫、覃振的信。周小舟首先派吕振羽出面和曾养甫商谈。过了两天，周小舟向曾养甫交了一份《八千直言》全文。

 

　　曾养甫觉得共产党派一个年青人来(周小舟 24 岁),谈判一时难以有所进展，想直接找共产党更高领导层堪小岑通过历史学家朝伯赞左恭等，找到了中共地下党员张子华，托其到陕北找中共领袖级的人物摸清意图。张子华带着国民党元老覃振的信件到西安，遇上蒋介石第三条渠道派去西安的董健吾。1936年2月27日，张子华和董健吾经西安到达瓦窑堡，向博古、林伯渠汇报了同国民党代表曾养甫、谋小岑会商的情况，及南京政府希望同中共谈判的要求。这时，红军正在进行东征。张子华则随博古去到山西前线，向中共中央报告情况。中共华北局的王世英向中央报告同杨虎城的联络情况时，也报告了周小舟吕振羽在南京同曾养甫 、谌小岑洽谈的情况。5月，张子华再人苏区，带回了周恩来邀请曾养甫湛小岑到陕北共同“商讨大计”的亲笔信。5月，蒋介石通过陈立夫向曾养甫、谌小岑口授了有关国共谈判四项条件及希望中共武装参加对日作战。吕振羽这时已被批准为中共正式党员，作为谈判代表，向国民党方提出了合作条件。

 

　　5月下旬，蒋介石认可由陈立夫、曾养甫提出条件。湛小岑起草了“协议条款对此条款，国民党上层仍嫌太大度。7月4日国民党将“协议条款”交周小舟、吕振羽、张子华。周小舟表示条款有些内容是共产党无法接受的，他必须将向中共中央请示，有赖于两党更高层人物的接触、进行更高级的谈判。双方谈判了几个月,之后第一渠道又联系上，这条线路没新进展。

 

　　第三条渠道。蒋介石知道宋庆龄与中国共产党有联系，于是派宋子文找宋庆龄帮助联系中共方面，宋庆龄答应了。1936 年2月，宋庆岭找到中共党员、上海地下党董健吾，让他前往陕北递送南京方面密函。董健吾拿着国民党中央的秘密“手令”，在南京见到张学良，张学良由此知道了“中央”也与“赤方”联系的秘密，将也们护送至陕北。董健吾与张子华于2月27日到了瓦窑堡。这时红军东征，毛泽东张闻天、彭德怀等已去山西周恩来在清涧折家坪红二十军。

 

　　第二天，林伯渠陪同他们在瓦窑堡会见了博古，他们转交了南京方面的密 函博古很快将这一情况报告了在前方的毛泽东、张闻天等3月4日张闻天、毛泽东彭德怀等联名发给博古转董健吾一封电报，请董转交给南京方面。

 

　　1936年3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山西石楼附近召开扩大会议，讨论与南京当局和国民党军队谈判的问题。会议指出:日本是最主要的敌人，国民党内正在分化，蒋介石、张学良都在动摇中，中共中央提出的五项谈判条件，不仅是对南京的也是与所有人交涉的基本条件和内容。会议还确定，与国民党军队的谈判，集中于军委；与国民党的谈判，集中于党中央常委。董健吾回到上海后，将上述信件交给了宋庆龄，向宋庆龄汇报了他知道的情况。

 

蒋介石回到第一条渠道

 

　　国共两党在莫斯科的谈判无果，1936年2月，潘汉年奉命回国，因事耽误，回到国内到达香港已是5月他按约定，先给国民党 CC系头子陈立夫发信，请他派人来香港联系。又与从陕北到上海建立了陕北一上海电台的冯雪峰建立了联系。冯雪峰来香港和他会了面。

 

　　潘汉年在1936年7月7日的香港《生活日报》上看到一则署名“黄毅”刊登的给“叔安”的寻人启事。启事内容为:“叔安弟鉴:遍访未遇，速到九龙酒店一叙。兄黄毅。”“叔安”是潘汉年曾经用过的一个化名，也是他到香港后写信给陈果夫时所用的名字，于是潘汉年立即到九龙酒店会见了“黄”

 

　　这个化名“黄毅”的人则是国民党中央委员、组织部副部长线冲。张冲受陈果夫、陈立夫之托到香港，邀请潘汉年去南京向国民党当局陈述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观点和条件。7月中旬潘汉年到南京后，与张冲等在上海、南京多次接触，商谈了有关国共合作的问题。

 

　　陈果夫、陈立夫认为既然潘汉年来自莫斯科，他尚未见到中共中央同志，他所写的书面材料只代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不能代表国内的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他们希望潘汉年赴陕北，取得国内中共中央和红军方面正式谈判代表资格和有关合作谈判条件后，再到南京与陈果夫、陈立夫面谈。

 

　　潘汉年8月8日抵保安向中共中央汇报了共产国际的精神及有关情况。潘汉年在8月10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后，即被派遣到张学良部工作。这期间，保安在 6、8 两月当中收到南京“两次来件”。

 

　　8、9两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两次扩大会议。将“抗日反蒋”改为“逼蒋抗日”，对许多政策作了重大调整。认为“南京政府是一种民族运动的大的力量”“国民党中央军全部或大部有参加抗日的可能”“重提国共合作”，并准备改变苏维埃政权和红军的形式及党的土地政策。8月26日，潘汉年收到毛泽东通知，9月上旬回到保安，准备赴上海与国民党谈判。9月24日，潘汉年携中央文件、毛泽东致宋庆龄等人的信、周恩来致陈果夫、陈立夫的信，于10 月中旬到上海。经浦口时，把《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书》交给了张冲，请他转交给国民党中央。10月14日，中共中央决定先由潘汉年作初步谈判代表。

 

　　10月中旬后，张冲亲至上海请潘汉年赴南京与陈立夫见面。潘汉年随张冲抵南京。第二天，即与陈立夫见面。潘汉年首先向陈立夫表明此行完全是受中共中央委托前来“共商国共两党合作谈判问题”。陈立夫则表示潘汉年通过张冲转去的“中共有关合作谈判的文件”他均已过目，但由于国民党中央还未就此事开会讨论，目前尚无正式的谈判意见，因此只能就个人的观点提几点看法。希望中共放弃割据，交出军队由国民政府统一指挥会面很快结束，潘汉年离开南京。

 

　　11月9日，潘汉年奉命去南京与陈立夫正式会谈。10日，潘汉年向陈立夫转交了9月22日周恩来致陈果夫、陈立夫的书信，并阐述了毛泽东起草的“八项条件”。陈立夫以冷淡的态度表明他此次完全是受蒋介石之命作答。第一，既愿开诚合作，就不好有任何条件；第二，对立的政权与军队必须取消；第三，目前可保留3000 人之军队，师长以上领导一律解职出洋，半年后召回按材录用，党内与政府干部可按才适当分配南京政府各部服务；第四，如军队能如此解决，则你们所提政治上各点都好办。双方认同红军改编后享受与国民党军一样待遇。

 

　　潘汉年指出；“这是收编条件。”陈立夫问:“可否请恩来出来一次?”潘汉年答:“暂时停战问题不解决我想他是无法出来。”谈判陷入僵局。

 

　　11月19日，潘汉年与陈立夫第二次正式会谈。陈立夫则继续提出蒋介石收编红军的方案，把保留红军的人数从3000人增加到3万人。中共中央11月22日致电潘汉年:“恩来事忙，斩难出去。”“迫蒋停止剿共此是目前抗日统一战线的中心关键。”国共合作第一轮谈判陷了僵局。12月8日,中共中央致电潘汉年:谈判显无速成之望，彼方如有诚意，须立即停战，并退出苏区之外，静待谈判结果“我们愿意以战争求和平，绝对不作无原则让步”。蒋介石对共产党的方针是:“中共武装必先解除，尔后对他的党的问题才可以作为政治问题以政治方式解决。”蒋介石想“招抚”中国工农红军中国共产党是拒绝“招抚”花招的。

 

“西安事变”中共的态度和蒋介石的承诺

 

　　1936年12月12日，发生西安事变。张学良立即邀请周恩来迅速到西安共同研究解决西安事变的问题。张冲为被西安拘留人员，国民党和中共的联络中断。

 

　　中共中央13日召开了政治局会议。把“反蒋抗日”改为“逼蒋抗日”，并给共产国际发了电报。17日，中共中央发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决定。17日下午，中共代表周恩来、博古(秦邦宪)叶剑英飞抵西安。周恩来到达西安和张学良会谈，他明确表示:要保证蒋的安全:在策略上可以声明“如果南京挑起内战，则蒋的安全无望”。会谈后周恩来连夜将情况电告陕北。

 

　　17日，蒋介石知道周恩来到西安，令何应钦停止对西安的战事。12月24日蒋介石会见周恩来，答应“停止内战、联共抗日”，并向周恩来表示:“由宋子文宋美龄、张学良全权代表他与周恩来解决一切”，没有写书面文件，口头允诺自己平安回南京后，周恩来可直接去谈判。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开始了国共第二次合作的谈判，谈判中蒋介石的主要意图是“收编红军”。直到1937 年“八·一三”淞沪会战后，国共两党合作局面逐步形成。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才正式播发《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

 

中共中央和东北军张学良的秘密联系

 

　　1935 年冬，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议定将中央交通局改称为中央联络局又称西北联络局，李克农任局长。1935 年底，中共成立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周恩来为书记，叶剑英为副书记李克农等协助工作。

 

　　1935年10月24日，东北军六一九团团长高福源在陕北榆林桥战役中被红十五军团俘虏，他在瓦窑堡住了约两个月，思想上渐渐有所转变，愿意配合中共说服张学良联共抗日，毛泽东、周恩来同意高福源的想 法1936年1月，高福源离开瓦窑堡回洛川。1月16日，高福源返瓦窑堡向李克农报告之后，毛泽东、周恩来派中央联络局长李克农赴洛川与张学良及其军长王以哲谈判。

 

　　1936年1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联名发表《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将士书》。

 

“西安事变”前周恩来与张学良秘密谈判

 

　　1936年2月21日，李克农等中共 4人和高福源于25日下午5时到达洛川。26日至28日，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东北军第五十三军副军长赵镇藩同李克农多次交换意见，就中共与六十七军的局部合作达成了若干口头协议。3 月 3日，张学良由南京返西安，4日，驾机飞抵洛川与李克农面谈。张学良拥护共产党联合抗日的主张，希望同中共主要负责人晤谈。3月5日达成红军与东北军“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协定。1936年4月9日，张学良飞抵延安会见周恩来，张学良提出了“逼蒋抗日”的建议。张学良在陕北与中共的联系中用化名“李毅”。

 

　　张学良、周恩来延安会谈后，周恩来主持制定了《中央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上层统战工作和下层统战工作同时并进与互相配合，并派叶剑英到西安做东北军上层统战工作，在苏区设立办事处。中共地下党在东北军中的活动也活跃起来西安事变爆发前，东北救亡运动的领袖人物齐聚西安为张学良出谋划策。

 

　　4月22日，周恩来派刘鼎到张学良身边工作，名义上为副官。中共中央还派朱理治驻西安张学良处负责联络工作，派刘向三接替李克农驻洛川王以哲处负责联络工作。1936 年夏，中共在西安秘密设地下联络处——七贤庄一号。

 

　　1936年7月，中共中央决定派叶剑英作为常驻代表秘密赴西安。1936年8 月叶剑英、彭雪枫、边章伍、汪锋、潘汉年、吴自立、刘鼎、刘克东等8人装扮成“南京大员”到达西安。叶剑英留下汪峰、刘克东在西安，其他 6 人去做东北军工作。叶剑英一行住在张学良卫队第二营营长孙铭九的家里。

 

张学良对中共的援助

 

　　陕甘苏区人口40多万人，中共中央及红一方面军约3万人，供需比例为 13:1。红军东征之际，中共开始与周边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的联络，以“经济通商”打破经济封锁，缓解给养保障困难1935年1月16日，高福源带着张学良送给中共的罐头水果等食品返回瓦窑堡，并请中共派代表到洛川和王以哲会晤。1月25日，王以哲和李克农会晤，李克农与王以哲口头议定:东北军同意补给中共红军一部分药品医疗器材、通信器材和弹药等军用物资，由洛川六十七军和一O五师仓库运至肤施(延安) 转交中共中央。

 

　　这时，东北军仍占有解放区里的几个县城，如甘泉廊县，东北军不出来，红军打不进去，相持在那里。东北军被困在城里，买不到粮食和柴火。有些东西靠飞机空投接济，但数量远远不能满足驻军的需要。信件投递更谈不上。加上部队长时间得不到换防，军需装备不好解决。红军也有困难，如军需、武器弹药、医疗器械药品以及一些必要的电信文化设备都很缺乏。双方还约定:凡甘泉、肤施城周围10 公里内，东北军可自由出城采办粮食，但不得携带武器，对苏区民众不得强买强卖。如苏区民众需至白区采购日用品时，驻城之东北军应给予方便。为避外人耳目,驻廊县之东北军应予形式上的检查。人城后，苏区民众亦不得有侵犯或破坏东北军的行为。

 

　　2月29日，毛泽东、彭德怀电示李克农，补充双方达成的口头协定:(甲)为巩固两军团结一致对日，确立互不侵犯、各守原防之原则(包括陕甘边苏区及关中区)； (乙)郝甘肤交通可即恢复来往，使粮服运输及经济通商，携带武器与否不必拘束； (丙) 肤施甘泉两城现驻部队所需粮柴等物，可向当地苏区群众凭价购买，为便利肤甘友军起见，转伤当地苏维埃发动群众运送柴粮等物进城，恢复寻常关系； (丁)恢复红白两区通商关系红军采买货物经过廊县洛川等者，东北军有保护之责，东北军入苏区办货者红军有保护之责

 

　　3月4日，张学良也来到洛川与李克农会晤同意双方合作。李克农提出“经济通商”，张学良立即经李克农转赠给中共中央1万元银元。

 

　　李克农派苏区政府贸易总局局长钱之光与王以哲部的军需处长接洽，获取关照，赴西安采购红军急需的西药、布匹。钱之光在西安住了两个多月，采办了石印机(印纸票用)、无线电器材、烈性炸药、贵重药品高级纸张等，经王以哲安排汽车运到洛川军部，然后调集 20 多匹牲口，连人带货送到与苏区交界处。

 

　　4月9日夜，周恩来与张学良在延安会谈中，周恩来明确表示中共和红军目前给养困难，请张学良帮助采购无线电器材、医药卫生器材等。张学良应允:普通购物由红军在其防地自购，无线电、药品则由东北军代为办理，并可送弹药。

 

　　4月14日，毛泽东与彭德怀给周恩来发电报，请立即设法去西安购买 3000 支步枪、60 万发子弹及各种无线电器材、兵工厂器材和中西药材。

 

　　4月22日，张学良的副官刘鼎专门购置了一辆大轿车，建立起通往苏区的交通线，将大量援助物资运回苏区。同时还联系上海，购买在西安采办不到的医药器材和药品等急需物资。

 

　　周恩来为落实毛泽东等人提出的请张学良“送弹药”一事，通过刘鼎向张学良提出援助红军部分子弹、被服的两种方案:方案一是在甘泉到延安的大道上，由张学良部送子弹，红军去“夺取”；方案二是张学良部派一师部队“进攻”瓦窑堡，红军预先避开，留下一些废枪，张学良取枪而留下子弹。张学良认为方案一“不甚好，因恐双方有损失”，方案二则“较安全”。5月4日，中共中央决定结束东征，挥师西渡。当刘鼎将此消息转告张学良，张非常高兴，并希望早日与周恩来再次会谈。7日，中共中央复电刘鼎转张学良，周恩来将尽快与其再次会谈。

 

　　毛泽东、周恩来 6 月28日布置任务，令盐池定边红军部队运送2500公斤食盐到吴起镇，解决东北军的盐荒。红军还按王以哲的要求，与陕甘苏区政府一起发动群众，扩大对第六十七军卖粮草运动，保障王以哲部供应。

 

　　1936年7月，中共中央决定派叶剑英作为常驻代表秘密赴西安。叶剑英根据中共中央的交代，向张学良提出借款和解决1万套棉衣的要求。张学良爽快应允，很快就给中共中央送去 5 万元银元，给红军分批转送去御寒冬衣。西安事变前张学 良还给中共支援了327 台车。

 

蒋介石的态度

 

　　早在李克农潜人洛川六十七军部与王以哲、张学良密谈时，就被南京国民政府方面有所发现。1936 年3月5日，张学良与李克农再度秘密会谈当天，驻洛川六十七军副官处副官、复兴社分子刘宗汉即密报戴笠。戴签迅速向蒋介石报告。蒋介石见到戴笠报告后，因念在张学良曾几度相助，又是东北军统帅，虽对张学良暗中与红军妥协的做法深感担心但表面上却仍佯装不知，一切只以军令行之。红军东征正迅速回撤陕北，开始回渡黄河之际，眼见张学良按兵不动，蒋介石连忙急令督促。

 

　　尽管蒋介石并未抓住张学良与中共“串通”的切实证据，但种种情况仍旧使张学良不能不十分小心。他一面与中共秘密联络，暗商联合苏联共举西北抗日义旗之事，一面对蒋还要继续表现出忠心的样子。

 

　　1936年5月12日，张学良与周恩来进行第二次延安会谈。东北军占延川，蒋介石电令张学良确保不让红军向甘北宁夏转进。张学良一面陆续将东北军主力西调去甘北防守，一面继续要求中共配合其演戏。在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进一步感召和影响下，张学良与杨虎城已同意与中共三方合作“联共抗日”。张学良劝蒋介石，放弃“安内攘外”，遭蒋介石训斥。张学良、杨虎城分别派代表到广西、四川山东、冀、察(冯玉祥系)征求意见；张学良飞往太原见阎锡山，交换劝蒋“联共抗日”意见。杨虎城亦派代表赴山西、山东、四川。各地方同意，如广西李宗仁四川刘湘、山东韩复渠，各派代表驻到西安(广西刘仲容、四川黄慕颜、山东裴某)。张学良赴南京，当面劝蒋，又用书面陈述利害。蒋介石对张学良大加斥责，认为张受了共产党的欺骗。蒋介石以“援绥”之名，派中央嫡系十几个师，先后赴西北，飞机 20 多架进驻西安，并亲到西安以示镇压。适逢蒋介石50岁寿辰，阎锡山与张学良相约，以祝寿电蒋来西安共同劝谏。蒋避寿转赴洛阳。阎张同赴洛阳祝寿。蒋在洛阳军校大会讲话，痛诋中共，再次对张学良说:“日本是皮肤之患，不足为虑；共产党是心腹之患，必须彻底消灭。”张学良对蒋介石仍是反复谏劝。蒋震怒决定再到西安对东北军将领训话，内定蒋鼎文为“西北剿共总指挥”，蒋亲临督战拟把东北军调福建改编，把杨虎城军调安徽或河南。张学良回西安与杨虎城商议原联合西南、西北、山东冀、察，胁蒋放弃“安内攘外”之举无济于事，决定“兵谏”。这之后就发生了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发生后，12 月24 日，蒋介石见到周恩来蒋介石答应“停止内战、联共抗日”，向周恩来表示 :“由宋子文、宋美龄、张学良全权代表他与周恩来解决一切”，会晤是在深夜进行的，此后无论是在蒋介石的日记中或是其他资料中，蒋介石都再没有提到他和周恩来的这次会面。

 

　　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后“负荆请罪”，却被蒋扣押，监禁一生。蒋介石回到南京后，一方面分散东北军，暗杀杨虎城；另一方面，开始了国共第二次合作谈判，谈判中蒋介石主要是要“收编红军”。直到1937年8月13日侵华日军进攻上海淞沪会战爆发，抗日形势急剧转变。此时，国民党才承认国共第二次合作最初的局面；9月 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才正式播发《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

 

　　1936 年红军东征，不仅是军事斗争，也是政治斗争。东征过程中所进行的统战工作、地方工作和政治活动推动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进程。奠定了红军、东北军和西北军“三位一体”的抗日军事格局，推动了西安事变的发生，为促进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打开抗战的新局面奠定了基础，从而对中国革命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