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神会”鲁迅

●叶介甫

 

　　鲁迅是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20世纪中国文化史上的丰碑式人物，一位深受景仰的现代文化宗师。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大部分精力花费在与敌人生死决战的残酷战争中，但由于他骨子里的“革命文化情结”和大局观，心中始终不忘另一条战线——风云变幻的文化战线。在南征北战的枪林弹雨里，他“指点江山”；在马背上、窑洞里，他“激扬文字”,关注“文化同行者”的种种心迹与表现。这个时候，影响毛泽东最深的当属鲁迅。

 

　　毛泽东说过，鲁迅是中国新文化的旗手，是伟大的革命家。他还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评价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这5个“最”,让鲁迅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文化的一面旗帜。鲁迅之所以能够成为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文化界的一座高峰，与毛泽东对他的肯定与评价有直接关系。

 

鲁迅来信与毛泽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

 

　　当三支中国工农红军历尽千难万险在黄土高原胜利会师的时候，病榻上的鲁迅从白色恐怖的上海发来贺电：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未来。

 

　　1936年5月20日，林育英、洛甫(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中央与红一方面军领导人(注：林育英即张浩，当时从苏联回国不久，一段时间曾被作为共产国际的代表，故多次电报均由他领衔)联名给正在长征途中的红二、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发了一份电报，这份电报同时转发各负责同志。其中有一段电文论国内外政治形势，郑重提到鲁迅及其他类似来信，并把鲁迅排在第一名的位置。内容如下：

 

　　党的12月政治决议及七次政治宣言……均得到全国广大人民包括知识界最大多数人的同情和拥护。红军的东征引起了华北、华中民众的狂热赞助，上海许多抗日团体及鲁迅、茅盾、宋庆龄、覃振等均有信来，表示拥护党与苏维埃中央的主张，甚至如李济深亦发表拥护通电，冯玉祥主张抗日与不打红军，南京政府内部分裂为联日反共与联共反日的两派正在斗争中，上海拥护我们主张的政治、经济、文化之公开刊物多至三十余种，其中大众生活一种销数约达二十余万份，突破历史总记录，蒋介石无法制止。马相伯、何香凝在上海街上领导示威游行，许多外国记者赞助反日运动，从蓝衣社、国民党起至国家主义派止，全国几十个政治派别在联共反日或联日反共的问题上，起了分裂震动与变化，我党与各党各派的统一战线正在积极组织中……

 

　　1936年10月28日《红色中华》摘录了鲁迅来信。据《人民日报》1979年6月9日《鲁迅祝贺红军长征胜利信件片断》载，信中这样写到：

 

　　英勇的红军将领和士兵们，你们的勇敢的斗争，你们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解放史上最光荣的一页，全国民众期待你们更大的胜利，全国民众正在努力奋斗，为你们的后盾，为你们的声援!你们的每一步前进，将遇到极热烈的欢迎与拥护。

 

　　鲁迅来信的主旨，都只说是“庆贺”,主旨是在拥护中共的主张。

 

　　中共中央发出的带有通报情况性质的长电首句所说的“得到全国广大人民包括知识界最大多数人的同情与拥护”的“党的12月政治决议”,就是确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瓦窑堡会议决议。其基本精神在1936年2月17日的《东征宣言》中体现了出来。这份长电文中所说的“党与苏维埃中央的主张”,就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也就是鲁迅来信中表示拥护的主张：“你们的每一步前进，将遇到极热烈的欢迎和拥护。”并表示深挚的期望：“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人类的光荣和幸福的未来。”所以信的重点意在拥护红军，拥护中国共产党，并寄予深切的期望。

 

　　再说鲁迅来信的意义。从毛泽东等发出的这一长电可见中共对鲁迅是多么敬重。中共给鲁迅以支持，鲁迅同样也给了中共以支持。鲁迅来信对革命事业确实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其一是在接到鲁迅来信后的4月下旬，毛泽东派冯雪峰前往上海，这就说明鲁迅来信起到了沟通上海与中共中央久已中断的联系的作用。其二是毛泽东等发的这封通报情况的长电的主要目的之一是进一步促成“全党全军团结一致”,采取北上方针，特别是耐心地劝导张国焘，“为求革命胜利，应改变过去一切不适合的观点与关系，抛弃任何成见，而以和协团结努力奋斗为目标。”

 

　　这份通报情况的长电发出后，5月25日中央又有一电，此后不久的6月6日，张国焘宣布取消非法成立的“中央”。在这个意义上，鲁迅来信拥护红军，拥护中共中央一致抗日的主张，也起了推动全党全军团结一致走上抗日前线的作用。这里有几个连续的“反馈”,决定的当然是红军长征的胜利和中共中央关于全力推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新决定(程中原《关于鲁迅来信的一封内部长电》)。

 

　　林默涵《学习鲁迅的韧性战斗和广泛团结的精神》一文指出，鲁迅清醒地看到，中共倡导和推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将赢得中国广大劳动人民的拥护。国内有托洛斯基派分子给鲁迅写信，污蔑毛泽东，攻击共产党倡导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的时候，鲁迅在1936年6月9日《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中表示：“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

 

　　此后的事实说明，鲁迅对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理解更加深刻。1936年8月，鲁迅发表了《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长信。他说，“中国目前的革命的政党向全国人民所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我是看见的，我是拥护的，我无条件地加入这战线。”

 

　　对“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与“国防文学”的论争，鲁迅主张“这两个口号的并存”。而文艺家在抗日问题上的联合，鲁迅以为“是无条件的，只要他不是汉奸，愿意或赞成抗日，则不论叫哥哥妹妹，之乎者也，或鸳鸯蝴蝶都无妨。”

 

　　在茅盾、郭沫若等的支持下，从6月起出现的“两个口号”的激烈论争基本上得到遏制，促成了1936年10月1日有广泛代表性的各方面的作家21人签名的《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的发表。

 

　　鲁迅的这些思想，与毛泽东关于建立文艺界的统一战线的思想是不谋而合的。冯雪峰曾写过一篇《回忆鲁迅·一九三六年》的文章，文章中记述了鲁迅逝世前几个月中精神上的快乐和开朗，他的乐观的信心和不时涌出的高昂的情绪，起决定作用的一个因素是：中共对鲁迅的信任和敬重，鲁迅对中共的了解和信心。

 

毛泽东倡导鲁迅精神指示创立鲁迅艺术学院

 

　　1937年初夏，陕北公学举办《纪念鲁迅逝世一周年》活动。毛泽东亲自参加纪念活动，并发表了重要讲话。

 

　　纪念活动那天，毛泽东面带微笑来到会场，频频向同学们招手，登上主席台后，脱下红军军帽摆在桌子上，然后用手向后梳了梳他那浓黑飘逸的长发开始讲演。

 

　　毛泽东一开篇就从“陕北公学”谈起。他说：“同志们，今天我们陕北公学主要的任务是培养抗日先锋队的任务。当着这伟大的民族自卫战争迅速地向前发展的时候，我们需要大批的积极分子来领导，需要大批的精练的先锋队来开辟道路……”

 

　　毛泽东接着说：“我们今天纪念鲁迅先生，首先要认识鲁迅先生，要懂得他在中国革命史中所占的地位。我们纪念他，不仅因为他的文章写得好，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而且因为他是一个民族解放的急先锋，给革命以很大的助力。他并不是共产党组织中的一人，然而他的思想、行动、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的。他是党外的布尔什维克。尤其在他的晚年，表现了更年青的力量。他一贯地不屈不挠地与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做坚决的斗争，在敌人压迫他、摧残他的恶劣的环境里，他忍受着，反抗着，正如陕北公学的同志们能够在这样坏的物质生活里勤谨地学习革命理论一样，是充满了艰苦斗争的精神的。陕北公学的一切物质设备都不好，但这里有真理，讲自由，是造就革命先锋分子的场所。”

 

　　毛泽东从三个方面评论鲁迅。“鲁迅是从正在溃败的封建社会中出来的，但他会杀回马枪，朝着他所经历过来的腐败的社会进攻，朝着帝国主义的恶势力进攻。他用他那一支又泼辣、又幽默、又有力的笔，画出了黑暗势力的鬼脸，画出了丑恶的帝国主义的鬼脸，他简直是一个高等的画家……”“综合上述这几个特点，形成了一种伟大的‘鲁迅精神’……”“……鲁迅的一生就贯穿了这种精神。所以他在文艺上成了一个了不起的作家，在革命队伍中是个很优秀的很老练的先锋分子。我们纪念鲁迅，就要学习鲁迅的精神，把它带到全国各地的抗战队伍中去，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奋斗。”

 

　　在陕北公学举办纪念活动不久，1938年2月，毛泽东和周恩来领衔林伯渠、徐特立、成仿吾、艾思奇、周扬等人联名发出鲁迅艺术学院《创立缘起》。文中说艺术是宣传、发动与组织群众的最有力的武器，培养抗战的艺术工作干部已是不容稍缓的工作，因此创立鲁迅艺术学院，要沿着鲁迅开辟的道路前进。并以中共中央名义，委托沙可夫、李伯钊、左明等人负责筹建鲁迅艺术学院(以下简称“鲁艺”)。

 

　　4月10日，鲁艺在延安正式成立，毛泽东出席成立大会并讲话。他说:“要在民族解放的大时代去发展广大的艺术运动，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的指导下，实现文学艺术在今天的中国的使命和作用。”28日，毛泽东在鲁艺发表演讲时说:“鲁迅艺术学院要造就具有远大的理想、丰富的斗争经验和良好的艺术技巧的一派文艺工作者，这三个条件缺少任何一个便不能成为伟大的艺术家。”毛泽东还为鲁艺题写了校训“紧张、严肃、刻苦、虚心”，并题词“抗日的现实主义革命的浪漫主义”。号召艺术家们用这种艺术方法“为创造中华民族的新艺术而奋斗”。

 

　　1939年的春天，在宝塔山下，延水之滨由鲁艺100多名师生组成的合唱团，正在冼星海的指挥下，满怀激情地排练《黄河大合唱》。大家的心情很不平静，因为鲁艺成立一周年的纪念日快到了，毛泽东和党中央领导同志将来参加鲁艺的纪念活动和审查节目。

 

　　1939年5月的一天，整个鲁艺喜气洋洋，大家盼望的时刻终于来到了，毛泽东出席来到晚会现场，听了冼星海指挥的《黄河大合唱》。当唱到大合唱的最后一段《保卫黄河》时，冼星海转身面向观众指挥全场齐声高唱“保卫家乡!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顿时台上台下汇成一片。毛泽东在群众中，随着激荡高昂的歌声，微笑着拍手击节。演出一结束，毛泽东站起来高兴地连声说:“好!好!好哇!”

 

　　1942年5月2日，延安文艺座谈会在杨家岭中央办公厅召开。毛泽东在会上发表了讲话。据艾克恩《延安的锣鼓——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前前后后》一文回忆，毛泽东风趣地说，我们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朱总司令的，一支是“鲁总司令”的，即“手里拿枪的军队”和“文化的军队”。而文化军队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毛泽东指出，召开座谈会的目的是“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协助，借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当谈到鲁迅“总司令”领导文化军队时，全场响起了掌声和笑声。接着毛泽东提出立场、态度、对象、感情和学习等问题，供会议讨论。

 

　　在这个讲话中，毛泽东通篇5次提到鲁迅。在讲到第一个问题“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问题”时，毛泽东认为文艺是为人民的。在讲到“一切种类的文学艺术的源泉究竟是从何而来的呢?”这个问题时，毛泽东指出:“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否则你的劳动就没有对象，你就只能做鲁迅在他的遗嘱里所谆谆嘱咐他的儿子万不可做的那种空头文学家，或空头艺术家。”

 

　　毛泽东提醒与会的同志不要搞唯心论、教条主义、空想、空谈、轻视实践，不要脱离群众时，严肃地指出:

 

　　既然必须和新的群众的时代相结合，就必须彻底解决个人和群众的关系问题。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千夫”在这里就是说敌人，对于无论什么凶恶的敌人我们决不屈服。“孺子”在这里就是说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知识分子要和群众结合要为群众服务，需要一个互相认识的过程。这个过程可能而且一定会发生许多痛苦，许多磨擦，但是只要大家有决心，这些要求是能够达到的。

 

　　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发表讲话之后，鲁艺的文艺工作者走出“小鲁艺”，走向“大鲁艺”，深入生活、贴近群众，创作出一大批不朽的经典传世之作，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了不可替代的重要贡献，在中国文艺发展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

 

毛泽东爱读鲁迅杂文

 

　　毛泽东一生都十分喜爱杂文。1957年他曾说过，我爱读杂文，假如让我选择职业的话，我想做个杂文家，为《人民日报》写点杂文，可惜我现在没有这个自由。毛泽东对杂文理论有自己深刻而精辟的见解。

 

　　延安时期，毛泽东推荐了4批书目。他还从《鲁迅全集》中找出《答北斗杂志社问》，列入整风学习的文件中，以期改变党内文风。为澄清党史的一些是非，又阅读大量文献，主持编辑了《六大以来》《六大以前》和《两条路线》，称之为“党书”，要求参加整风的高级干部认真阅读。

 

　　在延安，毛泽东曾多次写信给国统区的同志，要他们购书带回陕北。大概在1936年秋，毛泽东同时收到两批书，一批来自上海，是鲁迅病中托冯雪峰转送的；一批来自北平，是一个叫王林的人托人购买带到陕北的。1965年，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说:“最困难的时候，王林同志给我带来了好些书。”记忆如此之深，可见那时毛泽东为找到鲁迅的书籍是何等急切，何等如旱望雨。

 

　　1942年5月，在延安召开的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在讲到鲁迅笔法时说过，鲁迅处在黑暗势力的统治下面，没有言论自由，所以用冷嘲热讽的杂文形式作战。而在革命阵营内部，就完全可以大声疾呼，而不要隐晦曲折；对人民的缺点进行批评。毛泽东说:

 

　　还是杂文时代，还要鲁迅笔法。鲁迅处在黑暗势力统治下面，没有言论自由，所以用冷嘲热讽的杂文形式作战，鲁迅是完全正确的。我们也需要尖锐地嘲笑法西斯主义、中国的反动派和一切危害人民的事物，但在给革命文艺家以充分民主自由、仅仅不给反革命分子以民主自由的陕甘宁边区和敌后的各抗日根据地，杂文形式就不应该简单地和鲁迅的一样。我们可以大声疾呼，而不要隐晦曲折，使人民大众不易看懂。如果不是对于人民的敌人，而是对于人民自己，那么杂文时代的鲁迅，也不曾嘲笑和攻击革命人民和革命政党，杂文的写法也和对于敌人的完全两样。对于人民的缺点是需要批评的，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了，但必须是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用保护人民、教育人民的满腔热情来说话。如果把同志当作敌人来对待，就是使自己站在敌人的立场上去了。我们是否废除讽刺?不是的，讽刺是永远需要的但是有几种讽刺:有对付敌人的，有对付同盟者的，有对付自己队伍的，态度各有不同。我们并不一般地反对讽刺，但是必须废除讽刺的乱用。

 

　　中南海毛泽东故居工作人员张贻玖曾进行过研究和统计:在毛泽东的藏书之中，他亲自圈划批注过的有1180首诗，鲁迅诗中圈划过的有44首。张贻玖在《毛主席和鲁迅著作》一文中写道:毛主席最爱读鲁迅的杂文。鲁迅的杂文集，毛主席几乎都有圈画。圈画得较多的是《三闲集》《二心集》《伪自由书》等。鲁迅前期的杂文集如《坟》《而已集》等，毛主席也有较多的圈画。毛主席曾说，对鲁迅的杂文他是读两三遍才懂的。确实如此。许多篇章在1938年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编辑的《鲁迅全集》上圈画过；在20世纪50年代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单行本上又作圈画；在20世纪70年代印行的大字本《鲁迅全集》上再作圈画。按毛主席的读书习惯，他常常读过一遍后在封面上画一个圆圈作为标记，读过几遍就画几个圆圈。大字本《鲁迅全集》中的《二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等封面上有一个圆圈，《三闲集》《南腔北调集》等封面上有两个圆圈。这说明毛主席直至晚年对鲁迅的杂文仍在“三复四温”地读。

 

　　毛泽东对鲁迅杂文中那些深刻隽永、泼辣锋利、充满战斗力和辩证法的议论和观点，每每表露出由衷的赞赏和会心的同感。例如在20世纪70年代出版的大字本《准风月谈》中《关于翻译(下)》一文里，毛泽东在标题旁画着曲线，在标题前画着大圈，在封面上用颤抖的笔迹写着:“吃烂苹果，1975.8”。这是他老人家逝世前一年身患重病时，读鲁迅杂文留下的最后一则批注。在这篇杂文里鲁迅用苹果虽烂，尚有可吃之处作比喻，希望批评家对翻译作品“来做剜烂苹果的工作”。

 

　　鲁迅在文艺论战中，写下了不少有关文艺理论和论述文艺界状况的文章。毛泽东在1938年版的《鲁迅全集》中，对这部分圈画很多。其中有的标题前画着3个圈。标题旁画着着重线，有关段落除画着密密麻麻的曲线、直线外，有的地方还在天头上横着画有两条着重线、加上3个圈，等等。

 

毛泽东为纪念鲁迅作诗

 

　　毛泽东喜欢作诗，但也喜欢书写鲁迅的诗词。著名粤剧艺术家红线女就得到过毛泽东的鲁迅题诗。

 

　　红线女是1955年底从香港回到广州的。1956年初，她和马师曾共同主演了粤剧《搜书院》,获得极大成功。1957年，毛泽东在广州看了红线女演出的《昭君出塞》,曾邀她共进晚餐。有一次，毛泽东和红线女谈心，称赞她的正义举动很对、很好。当时，红线女向毛泽东说，她回来不久，不知道应该怎样做好工作，请毛泽东写几个字让她作为座右铭。毛泽东说：“好。”到了1958年11月，党的八届六中全会在武昌召开，红线女随团赴武昌为全会演出。演出结束后，在毛泽东接见演员时，红线女又提到题字的事。毛泽东“啊”了一声，哈哈地笑了。接见以后，当夜，毛泽东就应红线女之请，欣然挥笔，录写了鲁迅的诗《自嘲》:“横眉冷对千夫子，俯首甘为孺子牛。——鲁迅”。

 

　　1961年，毛泽东亲笔题写鲁迅的一首诗，把它赠给正在中国从事友好访问的日本朋友黑田寿男。诗云：

 

　　万家墨面没蒿莱，敢有歌吟动地哀。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

 

　　鲁迅这首诗作于1934年5月30日，此时正当内忧外患，国难重重。这首诗真实、深刻地表现了鲁迅的思想和情感，有着极为丰富的内涵，表现力量十分强大。读了之后，使人感到真实亲切，悲愤却富于积极意义。毛泽东把鲁迅的这首诗亲笔题赠日本访华的朋友们，用意是很深的。把这首诗的内容和毛主席对许多日本朋友的谈话联在一起看，它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就更加明显了。

 

　　有意思的是，鲁迅曾把这首诗赠给了日本社会评论家新居格。他自己当然不会预料到37年后，毛泽东会把它亲笔书写了送给以黑田寿男为首的日本朋友。关于这，诗人郭沫若根据自己的体会进行了中肯的解释。他认为鲁迅当时写这首诗送给日本朋友的用意主要是表明：不要以为苦难中的中国人民真是没有反抗的声音，其实表面上沉默的中国人民，正在酝酿着惊人的解放运动。毛泽东书写这首诗送给日本朋友或许也有这样的用意：近似当年中国人民的苦难中的日本人民，为了独立、自由、和平、民主而斗争，他们在日美反动派的残酷统治下，和当年的中国人民一样，正在酝酿着更惊人的霹雳。

 

　　1961年，毛泽东在纪念鲁迅八十寿辰时为鲁迅写了《七绝二首·纪念鲁迅八十寿辰》:

 

　　其一

 

　　博大胆识铁石坚，刀光剑影任翔旋。龙华喋血不眠夜，犹制小诗赋管弦。

 

　　其二

 

　　鉴湖越台名士乡，忧忡为国痛断肠。剑南歌接秋风吟，一例氤氲入诗囊。

 

　　毛泽东对鲁迅的经典性评价早已为人们所熟知，但毛泽东以鲁迅为题材的诗作此前尚未见。《七绝二首》之一的起句盛赞鲁迅的广阔襟怀，远见卓识，以及坚如磐石的原则立场。次句承转，“刀光剑影”形象地再现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之后白色恐怖的严酷。“任翔旋”生动描写了鲁迅在文化“围剿”下英勇无畏、机动灵活的战斗英姿。末句统摄全诗。一个“犹”字，突出了鲁迅在黑暗暴力的进袭面前不避风险、傲然屹立、顽强抗争的“韧”的战斗精神。“小诗”,指鲁迅的《七律·惯于长夜过春时》(亦称《无题》或《悼柔石诗》)。这首诗慷慨悲怆，气壮情真，表达了鲁迅“怒向刀丛觅小诗”的坚强斗志。毛泽东显然对鲁迅的这首千古绝唱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并把这首诗视为体现鲁迅革命精神的代表作之一。

 

　　《七绝二首》之二虽然字面上未提鲁迅，但却深刻揭示了鲁迅赖以植根、成长的文化沃土和给鲁迅以丰富精神滋养的爱国主义优良传统，与第一首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七绝之二的首句，寓情于景，由物及人，景、情、人融为一体。“鉴湖”“越台”是鲁迅故乡浙江绍兴的代表性景物，象征着萌生于于越部族时代的源远流长的吴越文化。“名士”一词在这里泛指在中国历史上为国家进步、民族振兴有过不同贡献的仁人志士。鲁迅在《〈会稽郡故书杂集〉序》中写道“会稽古称沃衍，珍宝所聚，海岳精液，善生俊异”,意思与此相同。

 

毛泽东晚年与鲁迅著作伴终身

 

　　是什么成就了毛泽东?是中国革命的伟大实践，同时也有文化之功。毛泽东国学基础扎实，文化素养极高，终生酷爱读书，善于融会贯通。毛泽东嗜书如命，爱不释手，苦读苦吟，积习久矣!即使是在清贫中、战乱中、白色恐怖中、鏖战正酣中，他也与书为伴，其乐陶陶。

 

　　一部《鲁迅全集》,毛泽东从延安的土窑洞一直带到北京的中南海，放在床枕边，不断地翻阅，不断地思量，不断地从中悟出许多真知灼见来。

 

　　读鲁迅著作，是毛泽东晚年读书生活中的重要内容之一。毛泽东曾说过：“我和鲁迅的心是相通的。”

 

　　年近八旬的毛泽东，健康状况也越来越差。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还天天躺在床上坚持读平装单行本的鲁迅著作和其他各种书籍。

 

　　1972年9月，文物出版社出版了北京鲁迅博物馆编的《鲁迅手稿选集三编》(线装本)。这本书共收有鲁迅手稿29篇，是从尚未刊印的鲁迅手稿中选出来的。毛泽东见到出版社送来的样书后，不分昼夜，一有空就翻阅。手稿选集里有的字写得太小，他就用放大镜一页一页、一行一行往下看。有时，他一边看，一边还不时地用铅笔在手稿选集上圈圈画画。毛泽东生前很爱欣赏名家字画和那些书写诗词、警语、格言、楹联等的名人墨迹。他说，工作之余，看看名人字画、墨迹，这也是一种休息。鲁迅的这本手稿，都是在“语丝”稿纸上，用毛笔竖写的行书体，字迹清楚，运笔流畅自如。所以毛泽东常常翻看。有时，他把鲁迅的这本手稿选集当成鲁迅的著作来读；有时，他把它作为鲁迅的墨迹来欣赏。

 

　　自从1971年生病以后，毛泽东大都躺在床上借助放大镜看单行本的鲁迅著作。后来视力愈来愈差，在这种情况下，经当时中共中央办公厅同意，国家出版局于1972年2月初，责成人民文学出版社特将50年代出版的带有注释的十卷本《鲁迅全集》排印成少量的大字线装本。由于字要印得大，原来一卷的平装本印成大字线装本后，就要印成9至10个分册。为了能让毛泽东早点看到新印的大字线装本《鲁迅全集》,采取印好一卷送一卷的办法。毛泽东则收到一卷就先看一卷。他老人家看这样的线装本图书是看得很快的，常常是这一卷看完了，下一卷还没有送到。有一次，新到的一卷看完后，他还想往下看，可是书还没到，便风趣地说：我又“断炊”了。待毛泽东收到全书时，他也差不多都读完了。

 

　　毛泽东阅读过的这部线装大字本《鲁迅全集》,现在还保存在中南海毛泽东故居里。打开函套，可以看到许多卷的封面上都划有红圈圈，有的划1个，有的划2个，还有的画3个。这些红圈是什么意思呢?原来，这是晚年毛泽东读书的一种习惯，他每读过一遍就在书上划一个圈作为标记，读过几遍就划几个圈。划3个圈就说明他已经读过3遍。有的还在旁边写上自己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