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家周恩来与文人胡风

●颜坤琰

 

　　胡风才华横溢，恃才傲物，一生中只服膺恩师鲁迅，崇拜政治家周恩来。抗战时期，在条件艰苦、环境复杂的国统区，与周恩来那一段极不平常的交往令他终生难忘。

 

江城初识

 

　　1937年10月1日，胡风乘船从南京抵达汉口，老朋友熊子民把他安顿到自己家中。因为熊子民的关系，胡风很快就与中共取得了联系，并见到了中共代表董必武。

 

　　12月18日，周恩来到了武汉，不久就会见了胡风。初次见到大名鼎鼎的周恩来，胡风感到他和蔼可亲，平易近人，拘束之感顿时烟消云散。胡风将自己在上海时与周扬等人的矛盾和自己的想法，掏心掏肺地和盘托出。周恩来则扼要地分析了那几年上海文艺领域的情况，肯定了胡风的工作。谈到当前的任务时，周恩来说，关于统战局势是要争取大发展的，但如果做得不好，也可能出现某种停滞甚至倒退。原则是:一要工作面广阔，二要坚持原则立场……他们谈了很久，这次谈话使胡风既感到心情舒畅，又觉得如醍醐灌顶，由衷感叹“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此后，凡有周恩来或其他领导人与文艺界人士的集会或谈话，都会邀胡风参加。有时胡风还为周恩来和日本友人的会晤做翻译，有事时也会来找周恩来的秘书、胡风“左联”时期的老友吴奚如，从他那里取得指示。

 

　　周恩来对胡风的态度，也许主要是出于统战的考虑，因为胡风毕竟不是共产党员；但在胡风看来，周恩来不仅懂文艺，也是理解自己的，所以，他觉得“我和党的联系更密切了”

 

对胡风的器重与信任

 

　　“左联”后期，胡风得到了中共中央特科的信任，并委以重责。特科是由周恩来直接领导的秘密组织，当时在上海代表中央执行任务。1934年冬，左翼作家吴奚如由“左联”转入特科工作，担负起特科和鲁迅之间的联络使命。出于安全考虑，他想找胡风作二传手。对此，在《回忆伟大的导师鲁迅》一文中，吴奚如回忆道:“根据种种客观事实，我当时判断胡风在政治上是可信任的。因此，我在一次和鲁迅先生约见于内山书店时，把一张字条交给了鲁迅先生，通知他，我是党中央(中共中央特科这个秘密组织按严格规定对鲁迅先生也是保密的)指派和他联系的；但为了彼此的安全，不直接发生关系，由胡风从中传递信件和消息……鲁迅先生在政治上对他很信任，可胜任这一‘机要交通员’的差使。”“从此，凡白区各省幸存的党组织和个人，派人或自己跑到上海，通过内山书店致信鲁迅先生转达党中央联络关系的信件，就通过胡风传递给我，一一顺利地接上了关系。”

 

　　从以上吴奚如的回忆可知，早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胡风就间接地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从事左翼文艺工作了。抗战爆发后，他们之间又有了直接的交往。周恩来对党内外干部，一向是很尊重的，对“左联”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两大派别的文艺家一视同仁。对胡风也相当器重，凡是召见文艺家们的座谈胡风总是常客。有一次，周恩来秘密接见日共派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两位代表和日本反战作家鹿地亘与池田幸子，就是在胡风的家里，并由胡风作翻译。吴奚如作为周恩来的随员，参与了这次会谈。

 

　　“皖南事变”发生后，周恩来安排胡风撤退去香港。临行前夜，周恩来在曾家岩50号给胡风交待了一项重要使命:去南洋寻找日共中央委员青山和夫。当时，周恩来给胡风看了一张东京报纸，上面有日共中央被破获的消息，并刊登有日共中央委员的照片。周恩来要他分辨一下其中是否有青山和夫，胡风没有认出有像青山和夫的。周恩来要胡风到香港后，听从廖承志的领导，由廖承志布置他到南洋去，在日本侨民中找一找日共的关系。虽然这一使命后来并未付诸实施，但周恩来对胡风的器重由此可见一斑。

 

周公委重任

 

　　1938年4月，以郭沫若为首的国民党中央军委政治部第三厅宣告成立。该机构主要是做抗日文艺宣传工作。该厅的组成人员，大都是中共领导的左翼文化团体中的人士，就连日本进步作家鹿地亘、池田幸子都是三厅的设计委员。胡风未被纳入其中，他不明就里，心中萌生了失落感。后来，华岗和吴奚如都对胡风说，原本周恩来提名他为设计委员，但却遭到王明(陈绍禹)的否决。当时，王明是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周恩来是副书记。王明以领袖自命，他说胡风没有拥护“国防文学”口号。这样一来便导致胡风失去工作机会，没有了经济来源。胡风想不通，共产党的领袖人物王明，为何因口号问题竟如此痛恨他呢。

 

　　为了维持一家人的生计，他不得不答应国民党人邵毓麟的邀请，去参加他组织的对敌宣传委员会。邵毓麟说是要借胡风的名义，提高对敌工作的影响，但实际却是让他在编译室做些草拟日语传单、编写对敌宣传手册之类的事务性工作。胡风后来回忆说，如果不遭王明否决，他也就用不着浪费那宝贵的时间去敷衍邵毓麟了。他认为王明对他有极深的偏见。

 

　　1938年2月下旬，文艺界开始酝酿成立全国性的抗日团体，周恩来亲自点名让胡风参与筹建工作。1938年3月27日上午，在汉口总商会召开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以下简称“文协”)成立大会。一周后开了第一次理事会，推举常务理事并进行了分工。老舍(舒庆春)被推选为总务股主任，由郁达夫和胡风担任研究股正副主任。虽然有主任、副主任头衔，但他们的工作没有分文报酬。由于有郁达夫、胡风、楼适夷等左派人士，加上总负责的中间派老舍，虽然在常务理事会上是少数，但因为他们对统战政策的掌握与群众的支持，相对国民党来说，他们还是占优势。

 

　　研究股实际是由胡风独自支撑门面，直至抗战胜利。他把研究股份内的事情处理得井井有条，并协助老舍将文协工作搞得风生水起，文协在整个抗战期间一直在运行，为推动抗战文艺事业的开展，鼓动文艺家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复旦大学迁到重庆北碚。1940年，身为复旦大学兼任教授的胡风，住在离学校不远的黄桷树镇帅家坝一农家院落。6月下旬，日本飞机频繁空袭北碚，胡风无法去重庆国际宣传处上班应卯。国际宣传处对敌宣传科头目崔万秋两次来信，暗示胡风辞职。6月30日，胡风冒着大雨过江搭车回了重庆。7月1日上午，他递交了辞职信。

 

　　辞去这份工作对胡风来说，只是少了一笔主要收人，却也不必再为办公去赶车赶船，倒也轻松了许多。9月初，复旦大学送来了新学年的聘约，仍是六节课，但规定兼任教授必须签到，违者扣薪。胡风认为当政者是想用复旦大学的专任教授这个职位来拉他压他，心想决不能为这五斗米来和“学阀党棍们”做交易，便立即写了一信给中文系主任陈子展，表示不接受聘约。院系领导又来向胡风表示挽留，并解释“误会”，但胡风去意已决。如此，他便完全失业了。

 

　　失业后的胡风只能靠卖文为生，但那年月的稿费是极低的，于是全家人只有勒紧腰带、糠菜代粮了。胡风的夫人梅志曾这样回忆当初情景:“先生又失业，家里几乎断粮……那时想要的是价廉物美又能吃得饱的菜，它的大名叫“蓊菜’，又叫“空心菜’，四川人叫它“藤藤菜’。我家常吃的这种在四川农村多半是在水田边种来养猪的，只要给农民一角钱，就可以任我摘，任我砍。我经常是砍一大捆拉回家中。先是吃叶子，简单地放点油炒来吃；还可将它下面条，就是以菜当粮了菜多面少，吃得就没有那么高兴了。”

 

　　1940年11月8日，胡风接到郭沫若电报，说政治部第二天将召开文化工作委员会要胡风参加。那时，国民党的反共气焰正在高涨，借故撤销了以左翼文化人为主体的政治部第三厅。周恩来针锋相对，向国民党提出:“你们不要这些人，我把他们带到北方打游击去！”国民党无言以对。为粉饰门面，收买人心，蒋介石命张治中在政治部下面成立一个文化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文工会”)，把左翼文化人都网罗进来，以防他们真的跑到延安去。周恩来知道胡风正处困境，便把他编列进了文工会，成了文工会的10位专任委员之一。这不仅让他在国统区多一个合法身份，有利于工作，更重要的是解决了胡风一家人的生计问题。胡风晚年回忆说:“几个月后，粮价飞涨，市上的米不好买，我一家人就靠文工会这几十斤军米度日。这时，我才更感到周副主席这一安排对我们是多么重要啊！”

 

支持胡风办刊

 

　　抗战时期，发轫于上海、中兴于重庆的文学流派“七月派”特别引人瞩目。“七月派”诗人和小说家，以胡风主编的《七月》《希望》“七月诗丛”“七月文丛”为阵地，发表了大量抗日战争题材的诗歌、小说、报告文学等。鲜明的主题，清新的风格，浓厚的文学意蕴，受到广大读者尤其是青年人的好评。“七月派”的形成及成长，与胡风的精心浇灌、呵护、培育分不开；而在胡风身上又凝聚着周恩来对他的文学事业的宝贵支持和关怀。

 

　　1939年2月15日，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中将副部长的周恩来，在叶挺将军陪同下乘机离渝飞往桂林，开始了他对皖、浙、赣、桂、湘等南方五省的视察工作，5月初返回重庆。5月10日晚，胡风应约拜访周恩来。当时胡风住在市区两路口的重庆邨，距曾家岩周公馆不过两三公里路程。当时的情景，几十年后依然清晰地留在胡风的脑海中：“我听周副主席谈国内外形势，和这次在外地的一些见闻，听得简直入迷了。我和他谈《七月》的出版经过，不由得在他面前诉起苦来了。又和他谈起聂绀弩愿意在浙江一带发行《七月》江南版，我则提出要办成《七月》的大众版。他十分赞成，答应为《七月》帮忙，给了我不小的鼓励。”

 

　　1939年7月，《七月》复刊号在重庆问世。胡风不顾国民党重庆卫戍司令部的恫吓和威胁，在复刊号中大胆地发表了白危撰写的报告文学《毛泽东断片》,把中共最高领袖第一次介绍给国统区的读者。胡风在《七月》上还发表了不少来自陕甘宁边区、八路军、新四军及敌后游击队的作品。其中不少作品，还是周恩来利用他的合法身份从延安带来重庆的。

 

　　因“皖南事变”爆发，1941年5月上旬，中共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决定让胡风暂时疏散到香港，以示对国民党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破坏抗战大局的抗议；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保护人才。临走之前，胡风编好了《七月》第7集第1期。从复刊号(第4集第1期)算起，直到4月上旬最后编定的第7集第1期，在短短的一年半时间里，胡风废寝忘食，在教书、办公、为文协奔忙之余，居然编辑出版了10多期杂志。

 

　　1943年3月27日下午1时许，胡风一家从桂林又回到离开近两年的陪都重庆。胡风除了忙于文工会、文协的工作外，更想尽快地把《七月》办起来。因《七月》停刊近两年，按当局的规定已没有恢复的可能，只有重新申办。胡风曾在不同场合向国民党文化头目张道藩、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潘公展提出此事，他们都虚与委蛇，不置可否。6月下旬，胡风到曾家岩周公馆拜访周恩来秘书徐冰，和他谈及张道藩请客事，谈到文艺界的现状，谈到办刊遭遇的困难。徐冰告诉他，现在社会局有新规定，新登记刊物要先缴3万元保证金。胡风无奈地说，我到哪去找这3万元？这明明是封杀嘛！胡风十分沮丧之际，徐冰给他出点子，叫他去找周恩来。数日后，胡风专程拜访了周恩来，向他汇报办刊受阻的困难局面。周恩来很爽快地一口答应了，马上为胡风开了一张支票，并给他打气。

 

　　由于国民党中宣部、社会局等机关的故意阻挠和拖延，胡风新创办的文艺期刊《希望》第1期，直到1944年底才得以问世。

 

　　周恩来还给胡风带来了边区作者源源不断的稿件，使《希望》的内容丰富多彩，别具特色。如发表于《希望》第2集第4期晋陀的小说《结合》及他的另外几篇小说，便是由八路军办事处工作人员把稿件夹在周恩来的衣物中，从延安带到重庆的。1945年春，刊登在《希望》上公木的一首长诗《哈喽，胡子！》,是公木拜托回延安开会的周恩来带给胡风的。

 

　　1953年7月，政治风云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胡风匆忙赶回上海结束“希望社”的工作，将存款作为版税分摊给各位作者。尚余3万元，他想起当年周恩来在关键时刻对他的援手，于是便以“钟洪”的名义，将3万元移交给了由海燕书店改组而成的、新的国家出版机构“新文艺出版社”,算是作为归还当初周恩来为《希望》垫付的保证金，以此了却一桩心愿。此是后话。

 

为胡风纾解心结

 

　　1939年5月24日中午，董必武徒步从曾家岩来到两路口重庆邨胡风家。坐定之后，董老便与胡风谈到他这次离开延安时，周扬托他带个口信，请胡风去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当中文系主任。董老问胡风愿意去不？并说那里有好多渴求知识的年青人呢！胡风听了这话感到愕然，心里想周扬怎么会想到请我呢？于是他回答说：“能让我考虑一下吗？再说，延安人才济济，何必请我去呢？”董老说：“多一个人多一份力量嘛！”胡风随口答道：“那倒也对，等我考虑好了再说吧。”

 

　　董老走后胡风陷入了沉思，对周扬突如其来的邀请，是他做梦也想不到的。他不由得回忆起“左联”时期与周扬的纠葛，以及稍后的“两个口号”的论争。同时，他对周扬及延安文艺界的现状也略知一二。周扬如今已是陕甘宁边区教育厅长，“鲁艺”校长，位高权重。他深知自己很难与周扬共事，而且据说，周扬与丁玲正在闹对立。周扬晚年曾对赵浩生说过：“当时延安有两派，一派是以‘鲁艺’为代表，包括何其芳，当然是以我为首；一派是以‘文抗’为代表，以丁玲为首。这两派本来在上海就有点闹宗派主义。”胡风和丁玲的关系又非同寻常，一旦去了延安，凭着胡风的个性，不会作壁上观的，但如今国难当头，他实在不愿再卷入宗派争斗的旋涡……

 

　　当日下午，周恩来的警卫员送来一封信，约胡风夜里去会他。华灯初上时刻，胡风来到曾家岩50号。周恩来微笑着把他让进办公室，胡风急切地直奔主题，显然他知道周恩来早就清楚这件事了。胡风谈到，文协的工作正蓬勃开展，《七月》复刊的事正顺利推进……当话锋转到周扬对他的邀请时，胡风向周恩来详细地陈述了自己的看法，最后他说：“留在外面至少可以给国民党一点不痛快，用笔凿穿一下他们的鬼脸总是好的吧！”作为中共领袖人物，周恩来焉能不知其中恩怨？更洞悉胡风的心思。周恩来说：“国民党地区需要能公开出面的人，不一定非到延安去不可。这事我同你向他们说明一下，你留下吧。”

 

　　1941年1月6日，“皖南事变”爆发，国民党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2月3日晚，周恩来约见胡风，详细地给他讲解了“皖南事变”经过，并分析了当前的严峻形势。胡风也对周恩来说明了自己的看法：“蒋介石公开破坏抗日统一战线，这使蒋介石大失人心，是国民党在政治上的失败。我们正应该在重庆和他顶，他如捕人，就会更加重他在政治上的失败。”但周恩来要求胡风等左派文人要撤退。说撤退固然为了保存干部，更重要的还有一个积极意义，那就是对国民党的背信弃义表示强烈抗议。周恩来的一席话，让胡风茅塞顿开，爽快地服从安排。周恩来告诉他，第一批撤退计划尚未订好，得过些时候再说。

 

　　举家出走，对拖儿带女的胡风来说不是件小事。他回到北碚东阳镇石子山家中，与梅志商量究竟去哪里。梅志赞成去延安，这样可以结束多年的难民生活，再不必为一家人的柴米油盐发愁了，到了革命圣地她还可以参加工作，那里是一个崭新的世界。对胡风来说，延安当然是他所向往的，但内心却顾虑重重。梅志却执意要去延安，为此两人还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在相持不下之际，胡风只得对梅志说，一切都听周副主席安排吧。其实，胡风不愿去延安的真正原因，还是他与周扬等人难以解开的心结。

 

　　3月17日下午5时，胡风又从北碚来到重庆，晚上就住在曾家岩50号。到了下半夜，周恩来找他谈话。谈话快结束时周恩来问他：“到延安去好不好？”胡风说：“当然好啊！”其实，他这句话是言不由衷的。周恩来沉思片刻，说：“还是到香港去吧！”听了这话，胡风虽未喜形于色，但内心却生出“知我者周公也！”的感慨。

 

　　1941年4月30日清晨，胡风一家离开石子山。到重庆后，将梅志母子三人送到大田湾友人家住下。晚上他去曾家岩50号向周恩来辞行，但周恩来外出未归。深夜，胡风已睡下，周恩来回来了，轻轻地叫醒他，交给他100元美钞和若干法币，还说，可惜港币没有了，并交代了胡风去香港后的任务。此前，周恩来就已经给他办好了一张重庆七星岗莫斯科餐厅、去香港办货的职员某某的假旅行证明，又吩咐戏剧界的戴浩为胡风找到去贵阳的汽车。胡风交给周恩来一包有关马克思、恩格斯的文艺理论书籍，请他代为保管。周恩来说：“我一定为你保存，等你再回重庆时好用。”临走时又和胡风握了握手，还轻轻地为他掖了掖被子。

 

语重心长说胡风

 

　　1945年初，在周恩来的赞助下，胡风新创办的《希望》杂志问世。在创刊号中，胡风发表了舒芜的哲学论文《论主观》。一时间，该论文在陪都文化界掀起了轩然大波，并给胡风的后半生带来了悲剧性的结局。胡风晚年坦承：“我在编辑上所犯的一个大错误，是发表了舒芜的论文。”当时，胡风对这篇论文是相当重视的，他在《编后记》中强调：“《论主观》是再提出了一个问题，一个使中华民族求新生的斗争会受到影响的问题。”这里的所谓“问题”,据胡风后来解释，是暗指毛泽东发动的延安整风运动。他自己认为所以要发表此文，正是为了响应毛泽东关于反对主观主义的号召，企图再次引起国统区人民对于延安整风的注意。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别人的看法恰好相反，认为《论主观》是直接对抗毛泽东发动的反对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

 

　　1945年1月25日，文工会党组负责人冯乃超在天官府文工会召开文艺座谈会。从赖家桥乡间赶来的胡风参加了后半场。茅盾、以群、蔡仪等人，都批评舒芜宣扬了主观唯心论。出席座谈会的胡风，却把这些批评误解为作家间的宗派主义。几天后，冯乃超又请侯外庐来文工会做了一次批评谈话，但胡风仍然没有被说服。

 

　　实际上，批评《论主观》的深层次的原因，是由于胡风对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的态度和认识未随潮流，与众不同而引起的。

 

　　1944年7月，何其芳和刘白羽从延安来到重庆，主要任务就是宣传毛泽东的《讲话》。胡风是文协研究部主任，由他出面，以文协的名义，邀请了一批进步作家听他俩作报告。何其芳报告了延安的思想改造运动，用的是他自己的例子。由于何其芳自信的态度和简单的理解，让与会者很反感。为了说明作家在实践中是一个自我改造过程，也想把因何其芳所引起的对思想改造反感的心理消解一点，胡风撰写了《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一文，并把它和《论主观》一起发表于《希望》第1期。然而，文艺界几乎没人理解胡风的用心，相反，却批评此文错误地把作家在创作过程中的“自我扩张”说成“艺术创造的源泉”。在何其芳看来，胡风坚持自己的文艺思想，“就实质上成为一种对毛泽东的文艺方向的抗拒了。”十足书生的胡风压根儿就没往政治方面去想，对于有关的批评，他一律视为正常的学术争鸣，至多是作家间个人的恩恩怨怨。

 

　　万幸的是，周恩来一直关心着胡风，为了帮助他认清问题的实质，周恩来专门抽出时间，先召集胡风和茅盾、以群、冯乃超、冯雪峰以及徐冰、乔冠华、陈家康、胡绳等人，坐下来心平气和地讨论了一番。对此，胡风回忆说：“在会上，只是开始时提了提《论主观》,我说明了自己只对其中个别论点有同感。周副主席马上把问题移到了‘客观主义’,问我它指的是什么。显然，‘客观主义’才是闯祸的直接原因。我解释说，那是指的创作过程中作家和创作对象的关系，并用演员的创造过程作为例子。周副主席马上指出，是有这种情况的，不过提‘客观主义’容易招误解，也许用‘旁观主义’要好些。茅盾说了几句什么，周副主席就用他的《子夜》作为例子，指出那里面有些地方是不真实的。……暂时解决了一个争论的问题，形势缓和了些。”

 

　　当晚胡风在曾家岩50号陈家康房里留宿。第二天下午，周恩来从外面回来，又和胡风进行了一次单独谈话。胡风后来回忆说谈话的具体内容忘了，但凭记忆中的感觉好像可归为两点：一是理论问题只有毛泽东主席的教导才是正确的；二是要改变对党的态度。胡风说自己当时对这两点不但没有理解，反而以为那晚的会和这次的谈话，等于对他的工作做了肯定。

 

　　1946年2月中旬，胡风托电影界的朋友买到了25日凌晨飞往上海的机票。临行前一天，胡风专程到曾家岩50号去看望周恩来。向他请示：如果回上海后，被人问到内战危

 

　　机时，该如何解释？当时，陈家康也在座。周恩来分析了国内外形势，说明共产党是要和平的，国民党挑起内战是自绝于人民(大意)。周恩来深知胡风的性格，令他最放心不下的，仍然是胡风的思想问题。周恩来再次苦口婆心地说胡风：延安在反对主观主义时，你却在重庆反对客观主义。遗憾的是，胡风对周恩来如此坦率如此恳切如此推心置腹的谈话，却未予深思，仍然我行我素。他后来说：“愚不可及的我，依然没有理会，没有重视，只觉得我的观点是针对文艺创作来谈的，与哲学和政治无关。而我这种看人看事的思想方法，恰恰是主观主义的表现，它害得我可不浅。”

 

　　周恩来对胡风的文风，也曾提出过中肯的批评。1943年3月，胡风自桂林返回重庆后，周恩来在与胡风的一次谈话中问胡风，你的文章为什么让人看了难懂？胡风解释说，他是搞理论的，担心别人挑毛病，便把可能被挑剔的地方预作解释，所以文章有时绕弯子。周恩来建议他写通俗些，文句不要太欧化。

 

胡风怀念周恩来

 

　　1976年1月9日上午，忽然，广播喇叭里传出了哀乐，接着是沉痛而凝重的声音，播报了周恩来总理逝世的噩耗。梅志感到坐在身旁的74岁高龄的胡风一阵惊颤，只见他两眼直愣愣地望着头顶上那片不大的天空，纹丝不动，一任砭骨的寒风在他周遭劲吹，犹如被情绪的寒流冻成了冰雕。梅志做好午饭，叫了他好几遍，他才机械地走到厨房里，匆匆扒了几口，一言不发地回到自己房里。

 

　　几天来，胡风完全沉浸在深度悲痛之中，他沉默寡言，郁郁不欢。最后，胡风铺纸提笔，写了一篇感想，题目是：《向周总理请罪》。文字很短，就一两千字，胡风一气呵成。他在开头就声明道：“我是除请罪外欲哭无泪！我认识到了我是连怀念、哀悼的身份都没有的……”寥寥数语就道出了胡风内心的悲伤与无奈。

 

　　胡风不由得想起他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从事左翼文艺革命的岁月……

 

　　他忘不了，《七月》《希望》能在重庆复刊出版，是周恩来大力支持和帮助的结果。周恩来让他留在重庆，认为“在重庆工作也是整个革命工作的一部分”,使胡风感到欣慰。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可惜，他给我的信没能保存下来，那信虽只寥寥数语，但充分体现了他的亲切和信任，这是我终身难忘的。”“在重庆的时候，有的同志要把我看成政治上的敌人，但这结论给周总理否定了。”

 

　　他忘不了，1946年春，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和“旧政协”会议有关协议的嘴脸越来越明显了：《新华日报》门市被捣毁，工作人员被打伤……斗争形势越来越紧张，各种工作越来越繁忙，周恩来却照样关心着胡风。在胡风一家离渝前夕，周恩来特地让何其芳送给胡风和茅盾同样数目的一笔钱，以免他们回上海后受窘。

 

　　他忘不了，解放后周恩来继续对他的关怀和爱护。由于胡风与文艺界领导人的宿怨，他觉得自己的处境很不好，一直想和周总理谈谈。1951年12月间，周恩来约见他，还留他吃饭。周恩来希望他留在北京，以便解决他的工作。但胡风却说还是愿意回上海，想进工厂去体验生活，后来才说要回去准备一下，搬家到北京。最后，周恩来问了一句：“不回去不行吗？”周恩来去世后，每当回忆到这段经历，他总是不停地说：“我那时可真蠢啊！理解力就那么迟钝，没想到总理帮助我的一片苦心，没有听总理的话。”后来，他将会面谈话的情况和陈家康说了，陈家康略带责备地说他：“你作孽啊！……”这时，胡风才感到自己太过于固执，辜负了周恩来的一片关怀开导之心。

 

　　即使后来身陷囹圄，胡风在铁窗下仍然念念不忘周恩来，写下了怀念周恩来的七律诗作：

 

　　曾经水际通山际，惯理千端及万端。掌舵遥航风浪海，怀锥近逼虎狼官。星辰入夜光尤亮，松柏临冬色不寒。夺地连营屯塞上，争时大帜树江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