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12月，参加百色起义的南宁籍开国中将莫文骅，在红七军军部当中尉参谋，自此走上革命的道路。很多人不知道，他还有一门家中兄妹3人都参加红七军的亲戚，其中一个还是他参加革命的搭桥人。

如果没有陈可福这个亲戚，可能不会有莫文骅后来的革命传奇人生。

1929年10月13日，是星期天。莫文骅偕同好友黄奇彦，回到他在南宁城南邕江畔亭子村的家里。

晚饭之后，两人一起返校。路经邕江北岸的南宁海关码头，他们发现，邕江沿岸景色如故，可行人脸上隐隐约约带着惊恐不安的神情。堤上，有很多部队和满载军火的车辆开赴码头。一群工会会员和农会会员走向码头，协助部队把汽车上的军械弹药搬上汽船。看样子，驻守南宁的部队要撤离了。

莫文骅看到码头边站着一个军人装束的人，正是自己家的亲戚陈可福（当时任俞作柏秘书）。陈可福的夫人是莫文骅二姐夫邓绍棠的妹妹邓仲琴，此时也站在他身边，一起的还有陈可福的弟弟陈可禄、妹妹陈佩珩。

邓绍棠时为桂军的一个营部书记。一次，他与莫文骅闲谈中说道：“朱、毛吹来吹去，现在吹起军队来了，在江西有了红军了。”这是莫文骅第一次听说红军，听说毛泽东在领导红军。

莫文骅与陈可福是亲戚，还是同牢难友和军校师兄弟。莫文骅读中学时，因参加进步活动，于1927年4月桂系参与国民党“清党”时被捕。同一天，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一分校（南宁分校）第三期学生陈可福也被捕，关在同一监狱。莫文骅获释后，得知狱友、共产党员罗少彦被安排在军校任政治教官，喜欢体育的他便找上门，经请示批准后也进入军校学习，成为陈可福的师弟。莫文骅的五哥莫文骢，之前已当兵几年，因军阀军队黑暗，没有混出个名堂，生了一场大病，只好返回家乡。见弟弟能进入军校，他很羡慕，要弟弟跟罗少彦争取，也被批准入校就读。

因彼此熟悉，莫文骅和黄奇彦去找陈可福。得知部队要开往百色，两人马上表态要跟去百色。“我无权决定。”陈可福道。

他们再三请求。陈可福看两人诚恳和着急的样子，沉思了一下说：“有个办法，现在有大卡车去西乡塘拉东西，我给你们写个条子，你们带条子跟车到西乡塘，找广西警备第四大队大队长张云逸，看他是否收留你们。”陈可福说罢写了介绍信，并派人送他们上车，还给了他们几元钱路上用。

莫文骅和黄奇彦来到西乡塘，找到了广西警备第四大队大队长张云逸。张云逸看过信，询问两人的经历，得知他们不仅是李明瑞的学生，而且大革命时期还是共青团员，经受了大革命的锻炼，高兴地拍拍他们的肩膀，说：“欢迎你们来第四大队工作。现在任命你们两人为中尉副官，快到大队部副官处报到吧。”

就这样，莫文骅来不及回家告诉父母，也来不及回军校取行李，便随第四大队去了百色，从此踏上革命的光明之路。

陈可福又名陈叔度，祖籍广东南海县，在百色出生，1926年入党，是中央军校第一分校（南宁分校）第三期的学生。1923年在广西省立第五中学读书时，学校开学不久，时任校长吴炳章因贪污学生讲义费，被学生会陈可福等人揭露。吴炳章即以“目无长官，目无校长”的罪名开除5名学生，引起更多学生反抗。学生代表到省府告状，吴炳章被省教育厅下令撤职。1926年初，在军校学习期间，他受到军校共产党小组的教育，追求思想进步，积极参加学生会活动。暑假回到百色，在城内各中小学建立“青年工作团”，开展宣传北伐战争胜利消息、动员青年学生参加革命等活动。

广西学生联合会总会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陈可福是军校选出的代表之一。1927年4月，国民党开展“清党”，他被当作共产党嫌疑犯逮捕，判处无期徒刑。同时被捕的广西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学生、后来成为开国海军少将的吴西回忆说：“狱友中，有出身富商之家的陈可福、陈可禄兄弟，他们用钱买通了警卫连副连长。这个副连长还算个正直人，很同情我们，给我们传递了不少重要情报。”1929年夏，俞作柏、李明瑞主政广西。8月，陈可福被释放和启用，并与邓仲琴结婚。他利用当俞作柏秘书的特殊身份，根据地下党的指示，保释了多名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同年10月，随邓小平、张云逸到右江，12月参加百色起义，任红七军参谋处长，后任副官处长。莫文骅在军部做机要参谋。

1929年12月至1931年1月，陈可福先后参加了反击土匪偷袭百色城及隆安、平马、亭泗、思恩、榕江等战斗，还协助开展文化、教育工作。1931年1月，部队在广西桂岭整编时，陈可福留在后方治病，不久被土匪杀害，时年仅27岁。

莫文骅的五哥莫文骢，因为那天晚上没有回家，错过了去百色的机会，兄弟俩从此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

烽火淬炼，莫文骅历经中央苏区的第二、第三、第四、第五次反“围剿”，跟随中央红军艰难跋涉二万五千里长征。在陕北，他曾任陕甘宁边区留守兵团政治部主任。解放战争初期，他奉命奔赴东北战场，为创建巩固东北解放区作出了重要贡献。在辽沈战役中，作为政治委员的他和司令员吴克华指挥东北野战军第四纵队血战塔山，打出赫赫军威。尔后，挥师入关的第四纵队所向无敌，为和平解放北平建立奇勋。1949年春，东北野战军整编为第四野战军，他先后担任第十四兵团四十一军政委、第十四兵团和第十三兵团政治委员。

新中国成立后解放军首次授衔，莫文骅被授予中将军衔。五哥莫文骢毕业后，分在李宗仁部队，之后部队溃败跑到台湾。为了生活，他办过养鸡场，摆地摊卖过童装，日子很不好过。晚年，莫文骢得以回到广西老家定居。他几十年一个人在外，一直没有再婚，生前留下遗嘱，把大部分积蓄都捐给了家乡小学。

莫文骅的二姐夫邓绍棠，南宁解放前任银行分行长。解放后任人民银行广西分行第二办事处主任，兼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广西分公司代理副经理。

陈可福出生于一个不错的家庭，父亲陈良壁是百色镇东胜街人，清廪生，曾任西林县县长。

陈可福的胞弟陈可禄，在中央军校南宁分校，是炮兵队学员，兄弟俩很受时为军校校长俞作柏的喜欢。莫文骅说，因俞作柏说过，陈可禄这个孩子很好，如有女儿就嫁给他做夫人，陈可禄听到后，认为自己可以做俞作柏女儿的丈夫，便改名陈可夫。二陈追求进步，因此被新桂系抓进监狱，俞作柏当政后二人被放出来，留在省政府做秘书。两人的军校同学，俞作柏、李明瑞执掌广西军政大权以及右江起义时任卫士队长的谢伯达回忆说，1925年，二陈和他等青年已加入共青团，而陈可福、陈可禄、黄德普等先转为共产党员。因组织上强调要掌握各科队的领导权，不少党团员又成为国民党各科队党部的监委。二陈都是国民党科队党部的骨干，既是共产党员，又是国民党党员，双重身份。1929年夏，在共产党的推动下，俞作柏委派一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到县里任职，陈可夫到养利县（今属大新县）任县长，同年10月奉命离开回南宁。部队初到百色，陈可夫为参谋，管关防，随后参加百色起义，在参谋处工作。但由于与俞作柏的关系，同陈可福一样，曾被党内错误当作“改组派嫌疑分子”。

陈可福、陈可夫的胞妹陈佩珩，时为南宁第三女子师范学校学生。她随两个哥哥到百色后，与20多名女学生和当地女青年参加了百色起义，先在县政府做文书，后在红七军政治部工作。她常常和两个嫂子以及男同志一起，上台演戏，向群众宣传革命道理。在战斗生活中，陈佩珩与教导队队长许卓互生爱慕之情并结婚，但因两人生活在一起的时间短，许卓牺牲得又早，外界对这桩婚姻知之不多。

妹夫许卓的家世十分显赫。许卓原名许崇乾，1907年出生于广州市高弟街许地的一个名门望族，鲁迅夫人许广平就是他的堂姐。他是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反英军入广州城斗争功臣许祥光的后代，自幼丧父，初中毕业后，由粤军高级将领的族兄许崇智送到日本士官学校学习炮兵。毕业后回国，1924年在广州加入中国共产党。接着去法国勤工俭学，在巴黎结识了周恩来、邓小平。1926年夏回国，许卓没有接受许崇智要他当副官、月薪300大洋的委任，而是经周恩来介绍，到国民革命军叶挺独立团当排长，参加北伐战争。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为营救同志出狱，许卓偕同母亲带着稀世珍宝——翡翠玉瓶的厚礼，驱车到许崇智的旧部，住了半月，恳求族兄取保释放了9名共产党员。1927年，许卓参加广州起义，带领一支80人的工人赤卫队负责夺取观音山军械库，遇到敌人密集火力的拦击，又受到大批增援敌人的侧击，撤出时只剩下10余人。他与这10多名战友乘商船去香港。许母得知儿子流落香港，忧伤成疾，派人捎信并带钱给他，要他回家。他修书：“母亲大人：孩儿已决心献身报国，家业诸事拜托义姐料理。”

1929年6月，许卓潜回广州，接受党组织的派遣，到李明瑞部教导队当政治教官，接着参加百色起义，任红七军教导队队长。起义不到一周，百色城内的反动势力勾结股匪，纠集2000余人，趁红七军主力外出作战，袭击百色城。许卓率教导大队官兵300余人，抢占接龙桥，据险扼守，以猛烈的炮火打退敌人多次进攻，保卫了新生的红色政权。

1930年10月，红七军在河池整编北上，许卓当选为红七军前委委员。在全州，红七军前委开会，决定停止执行攻打大城市的危险计划，向江西中央红军靠拢，会后部队整编，许卓调任五十五团政委。

1931年2月，红七军在广东抢渡乐昌河，遭到广东军阀部队的截击。正患疟疾的许卓率先头部队过河，控制对岸高地，掩护邓小平、李明瑞等安全过河。邓小平、李明瑞率领红七军大部到达江西崇义县时，前委决定邓小平去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这时，队伍只剩下千余人，缺少粮弹，许卓保持着坚强乐观的革命意志，和李明瑞坚强维系队伍。4月，部队到达永新县，与张云逸率领的一部重新汇合。5月，中央下文任命许卓代理军前委书记，同年冬任军政治部主任。

1931年10月，因“肃反”扩大化，许卓被免职审查。他坚信真理，撰写了《为中华苏维埃而战斗》的文章。1932年3月解除审查，6月任红五军团第十五军参谋长。不久，红五军团整编，又调任工农红军总司令部参谋处长，后任作战局局长，协助周恩来副主席和刘伯承参谋长组织指挥宜黄、乐安等战役，为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1934年3月，许卓根据周恩来安排，担任红军总部检查团团长，到粤赣军区第三分区检查第五次反“围剿”的防卫工作。从第三分区前哨孔夏独立团返回分区驻地帽村，途径福建省永平乡风吹帽岭，遭到国民党军便衣队和地主武装伏击，一行6人全部牺牲，许卓时年29岁。1944年，中共中央有关决议称他为“对革命有功的优秀干部”。1992年，经中共中央办公厅批准，在武平县永平建立了许卓烈士纪念碑。

红七军离开百色根据地远征，军前委作了充分准备，老弱病的指战员留下，体弱、患病、怀孕的女红军就地疏散。

红七军第二纵队政治部主任袁任远的爱人李杏锦患病，陈可福的爱人邓仲琴已有身孕8个月，许卓的爱人陈佩珩因为体弱加上要照顾邓仲琴，故被作为就地疏散对象。陈可福和许卓经过商量比较，认为万承县（今属大新县）农军司令何焜势力大，且是陈可福、陈可夫的军校同学，同为校长俞作柏的得意门生，在校加入共青团，还一起被捕入狱过，是信得过的患难与共同志。几名女同志交给他保护，然后想法转移香港较为安全。

李杏锦是一名壮族女红军，出生于云南省富宁县剥隘镇，父亲原籍田阳县那坡古眉村，因做生意到剥隘。13岁时，她由于不满封建包办婚姻，到百色求学，18岁考入广西南宁女子师范学校。期间，她与同学邓仲琴、陈佩珩结为好友，因两人的关系，受到陈可福兄弟及共产党员何焜的影响，接受了革命思想，积极参与爱国学生运动。女师毕业后，她到百色任小学教员。1929年12月与邓仲琴等20多名妇女参加红军，分配在军政治部工作。1930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6月与第二纵队政治部主任袁任远结为夫妻。袁任远解放后曾任青海省省长，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

决定之后，陈可福派人传信给何焜，让他到果化（现属平果县）、镇结（现属天等县）边界接人。

1930年7月下旬，军首长作了安排，由陈可福和许卓带一个排护送李杏锦等3人前往万承。他们渡过右江，来到果化，沿着往镇结的崎岖小道进发。还未越过果化境，发现前有一处哨卡，约有20人枪的反动武装把守。陈可福和许卓决定，3名女同志由陈可福的勤务员带着，装作往镇结寻亲模样，向正道继续前行，陈可福和许卓则带红七军战士折回头，吸引敌人往回路追击，以保证李杏锦等安全过卡。陈可福和许卓带领红军战士出现在回路山头时，敌人吆喝着来追赶，4人顺利通过敌人哨所。

几个人手无寸铁，继续沿着山路爬行。来到果化与镇结的交界处，突然几声枪响从头顶而过，他们知道侧面有敌人守卡，便闪躲到路边的草丛中隐蔽。敌人冲到他们隐蔽方位的道上，吼叫：“都上来，不然开枪打死。”李杏锦对身旁的邓仲琴、陈佩珩低声说：“我们身上没武器，敌人又发现了我们，我们上去同他们讲理，只说去寻亲。”她和陈佩珩扶着怀孕的邓仲琴爬上来。敌人不见同路的男同志，便把枪口对准她们，扬言要统统杀死。护送她们的勤务员见状，从隐蔽处走出来，说：“我们4人是从果化到镇结去访亲戚的，你们为什么连百姓路过都开枪。”有个敌人一枪就把勤务员打死，抢下他身上带的小包袱，包袱里有组织发给他们作路费和生活费的现洋。李杏锦面对凶残的敌人，说：“我们是到镇结走亲戚的，难道不准老百姓走嘛？你们杀死我们的人，要偿命。”那个凶手见李杏锦语气硬，调转枪口又要对李杏锦下毒手，邓仲琴挺身护着李杏锦。这时，领头模样的敌人说：“把她们3人拉到南宁，换3支驳壳枪。”敌人又拉又推，逼着3名女红军跟他们走。这时，一支武装队伍从镇结方向跑步赶来，几个敌人见势不好，抓起放大洋的包袱逃之夭夭。原来，是何焜接到陈可福的信后，派出迎接的武装赶到了。

李杏锦等人经镇结，到达万承县何焜家住下。何焜是昌明乡昌明街人，南宁三师肄业考进南宁军校，被捕入狱出狱后，返回家乡组织农民协会。1929年奉命到广西教导总队任职，随部队到百色后，被调到龙州工作。1930年1月，何焜根据俞作豫指令，领取28支长短枪回万承县，扩充本地农会武装，组建警卫连。同年2月1日龙州起义后，发展到一个营300多人，何焜任营长，控制了万承县大部分乡村。后经左江革命军事委员会和右江革命根据地派人协助，组建万承、龙茗、镇结3县农民自卫军8个营为镇南游击编遣大队，共千余人，何焜任司令，密切了左右江农军的联系。3月下旬，桂系军队反扑龙州，红八军受挫转移，何焜率队撤离镇结，带万承县的3个营人马回万承转入隐蔽活动。

在何焜家一个月，邓仲琴要分娩了，按当地习俗，外家人不能在主人家生孩子。李杏锦和邓仲琴商量，到何焜家装柴草的小房去分娩。不久，何焜念陈可福是患难与共的亲密战友，答应邓仲琴等人的要求，认小女孩做干女儿，给她取名为何萍。

这年8月，万承县局势出现一个好的转机。本县昌明街的壮族青年何以奎，自南宁省立第三师范学校毕业后，回乡担任小学教师，1926年投身农民运动。1929年6月，陈可夫到养利县担任县长，与养利县农民运动委员会名誉委员，曾任国民党县党部执委、桂林陆军小学教官的何绍贞取得联系，物色骨干发展革命组织，筹措武装力量，秘密开展革命活动，并赞成何绍贞加强对冯飞龙队伍的引导，为后来我党对冯部收编改造打基础。在陈可夫的支持下，加之利用堂叔何绍贞的影响，何以奎在万承地区大力发展农会组织，并出任万承九甲农民协会委员长。何焜是何以奎的堂弟，在农协会任常务委员，负责农军工作。

万承县1929年成立，历史短，左江地区较大的地方武装集团冯飞龙部和黄飞虎部为扩张自身势力范围，都想攫取这个县的领导权，县内的一些政治头面人物也竞相与这两个武装勾结，企图夺取县长宝座。国民党龙州督办为调和矛盾，决定采取“民选”的方式确定人选。何以奎征得李杏锦、邓仲琴的同意，决心利用何绍贞的社会地位，取得县长职位。8月30日，由何焜率千余名带红布条的武装人员，以“保护代表安全”为由，进驻县城附近的竹屯，发挥了震慑作用。结果通过选举，何以奎当选万承县民主政府县长。在左江革命根据地沦陷后的恶劣环境下，九甲农民协会夺取了县政权。

何以奎和何焜等为保住这个政权，立即重新改编农军为镇南游击大队万承县独立营，由何焜任营长，安排李杏锦和邓仲琴为县府秘书，陈佩珩专为邓仲琴管护女儿阿萍。随后，在万承开展打击土豪劣绅势力、废除苛捐杂税、兴办教育、创建新圩场，整编农会、农军等工作。

党和农军掌握了县政府后采取的一系列革命措施，引起了当地土豪劣绅的憎恨，他们预谋围攻县政府。

1931年2月15日，何焜宣布独立营和县政府警卫排放假过春节，并独自骑马到县政府接李杏锦、邓仲琴、陈佩珩、何以奎，准备回昌明街家里过节。当地豪绅出计，骗何焜到万承州街卖腊味的何耀卓家吃饭，何焜被事前埋伏于隔壁的仇人开枪杀害。同时，早已埋伏在县政府周围的反动武装立即围攻县政府，正在县政府等何焜的李杏锦、何以奎和3名警卫员及数名工作人员遭到袭击，从后门突围。何以奎被敌人开枪击中，当即牺牲。李杏锦被击中大腿，陈佩珩抱起她，但她终因流血过多而牺牲，年仅23岁。暴徒洗劫县府档案物资后，绑押邓仲琴等人扬长而去。

后来，邓仲琴、陈佩珩得以脱险，辗转来到香港。邓仲琴一直在香港生活，改革开放后曾到北京看过莫文骅，108岁辞世。女儿阿萍取名陈美仙，解放后由张云逸保送进大学，毕业后在武汉某厂任职，l979年赴港随母。

陈可夫夫妻去了香港，陈可夫与邓仲琴就在同一个中学任教。陈佩珩苦等多年见不到许卓，与他人再婚，生有一女孩，曾住南宁市，后到湖南随女儿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