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着民声而来，为着发展而呼。全国政协十三届五次会议开幕以来，出席会议的住桂全国政协委员认真履职、务实献策，充分运用提案、小组讨论发言、反映社情民意等形式，把在田间地头、工厂企业、村庄社区看到、听到、想到的热点难点问题，积极融入建议、写进提案，踊跃建言资政，展示委员风采。

唐云舒委员：让“大国工匠”成为制造强国坚实根基

“我国产业工人队伍仍存在技术工人总量不足、素质水平总体不高、无法满足企业需求等问题。”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唐云舒委员在调研中发现，由于社会公众对产业工人认知不足，认为产业工人低人一等，部分中等职业院校学生毕业后选择升学而非择业，高校毕业生更不愿意到企业一线工作。此外，由于产业工人培养与产业发展规划衔接不够，企业对产业工人培养缺乏内生动力和长远规划，产业工人提升自身素质意愿不强等多种因素，导致产业工人短缺、用工难等矛盾长期存在，制约产业长远发展和经济健康发展。

“建设现代产业体系核心在科技、关键在人，离不开一支规模宏大、适应现代化生产需要、与产业发展体系相匹配的现代产业工人队伍。”唐云舒认为，加强新时代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是当前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是一项系统性工程，需要政府、企业、社会、院校、产业工人等多方共同发力。”

“加强新时代产业工人队伍建设，让‘大国工匠’成为制造强国的坚实根基。”唐云舒呼吁，将产业工人队伍建设纳入地方政府重要工作，在制定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产业发展规划时，应同步规划产业工人培育工作，加强产业工人培养与产业发展规划衔接。同时，摸清当地一、二、三产业特别是制造业产业工人底数，以及企业对产业工人需求，精准开展技能培训。

唐云舒建议，稳步发展职业本科教育，建设一批高水平职业院校和专业，依靠职业院校和技工学校资源优势，建立产业工人培养“绿色通道”，培养一大批符合产业需求的高素质产业工人；鼓励校企共建生产性实习实训基地，围绕重点产业培养急需紧缺应用型、技能型高素质产业工人，增加产业工人总量供给；发挥企业培养主体作用，引导企业将产业工人培养纳入企业发展规划，全面推行中国特色企业新型学徒制，加大中高级技能人才培养力度，鼓励企业职工“人人执证”；探索建立产业工人职级制度，将各类高技能人才纳入高层次人才目录，按照人才类型享受相应政策，进一步打通技能人才与专技人才发展通道，拓宽产业工人职业上升空间。

戴红兵委员：筑牢绿水青山法治屏障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九三学社广西区委副主委戴红兵委员呼吁，加强生态环境司法保护，筑牢绿水青山法治屏障。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建设，着力守护良好生态环境这个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人民群众源自生态环境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显著增强。

司法作为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戴红兵提出，积极探索区域环境治理、巡山管护、巡河巡湖、法治宣传、劳务代偿、第三方治理等替代性修复方式，强化预防性、恢复性司法理念，避免生态环境遭受难以挽回的损害。

“灵活运用多种责任承担方式，不断完善生态修复机制。”戴红兵建议，健全制度规范，完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与诉讼的衔接机制，针对相关磋商程序规则、法律适用问题、公众参与方式、磋商协议的司法确认程序和执行监督机制等方面的问题出台专门的指导意见或司法解释，进行细化规定，充分发挥磋商机制的积极作用。以制度规范的形式理顺公益诉讼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之间的关系和衔接方式，健全信息公开机制，确保磋商过程公开透明，保障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功能有效发挥。完善行政与司法衔接机制，建立环境资源纠纷多元共治体系，对司法服务保障过程中的重大工作决策、重要司法举措，及时向党委、政法委报告，通过联席会、协调会、白皮书等方式，推动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现代化环境治理体系，协同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和生态文明建设持久战。加强环境资源审判队伍建设，不断提升专业能力建设，打造一支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专业化环境资源审判队伍，为全面加强生态环境司法保护提供组织保障。

区捷委员：充分发挥社会应急救援力量作用

“社会应急救援力量日渐成为我国应急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民革广西区委副主委区捷委员认为，我国社会救援力量具有资源丰富、贴近一线、组织灵活的优势，他们发展速度快、参与热情高、活动范围广、服务领域宽，在灾害事故应急救援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据应急管理部摸底调查，目前我国社会应急队伍有1200余支，依据人员构成及专业特长开展水域、山岳、城市、空中等应急救援工作。但因对社会救援力量依然缺乏系统管理和整合，受到各种因素制约，目前全国各救援队伍普遍面临发展困境。

“加大政府对社会救援力量的支持引导力度，将社会救援力量纳入政府应急救援体系。”区捷建议，整合社会救援力量，提升灾害防御及应急救援能力，加大对我国社会救援力量扶持管理力度；加强对法律法规的梳理、修订，打破部门壁垒，明确社会救援队伍的定位和管理，将社会救援队伍纳入应急救援体系，提升突发事件的预防和应对处置能力，确保应急救援力量体系的科学运作；出台社会救援力量发展指导意见，按照“培育、发展、规范、提高”的工作目标，形成综合性救援队伍、专业性救援队伍和社会救援队伍良性互动、共同发展的格局。

区捷提出，应加强协调机制保障和项目资金支持，研究将社会救援力量培育和政府购买服务纳入财政预算，明确政府购买服务范围、标准、条件；协调保险公司设计适合社会救援的保险产品，政府对注册的社会救援力量队员购买保险给予一定补贴；探索成立社会救援基金，保障社会救援力量可持续发展。加强政府与社会救援力量协同联动，成立社会救援行业协会，搭建政府与社会救援力量的桥梁纽带，平时促进良性发展，应急时强化统一指挥。政府、应急部门加强与社会队伍的演练磨合和实战配合，建立联络人机制、抢险保障机制、抢险联动机制等指挥合作机制。

杜丽群委员：进一步加强罕见病医疗保障力度

“做好罕见病防治工作对建设健康中国意义重大。”出发北京前，南宁市第四人民医院艾滋病科护士长杜丽群委员特意将诺西那生钠注射液的药盒放进行李箱。

作为一种治疗罕见病脊髓性肌萎缩症（SMA）的专门药物，诺西那生钠注射液在2021年12月3日被正式纳入国家医疗保障局公布的最新版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费用从先前的近70万元/针降至3.3万元/针，于今年1月1日起实施。

作为广西壮族自治区唯一被授予的中国SMA诊治中心联盟单位，自治区妇幼保健院诺西那生钠注射液降价前区内通过该院注射这一药品的患者仅2名。降价后，截至目前，已有20多位患者开始使用，还有更多患者正陆续登记用药。“由此可见，相关药品进入医保药品目录、费用降低，是推动罕见病的治疗的关键一环。”

罕见病是诊疗挑战较大的疾病领域，也是全球共同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据相关统计，当前我国罕见病患者人数已达2000多万，每年新增患者超20万。

近年来，国家通过对罕见病药品谈判准入，使罕见病用药价格大幅降低。为此，杜丽群建议，继续推进更多罕见病药品通过谈判准入降低价格，建设完善针对罕见病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设立“罕见病诊疗费用包”，DRG（疾病诊断相关分组）单独设立罕见病系列，鼓励开放医疗单位设立专项资金，整合运用医疗保险、医疗救助、商业保险、社会慈善、企业责任等有效资源，切实减轻罕见病患者用药负担，改善罕见病患者的生活质量。“面对日益庞大的罕见病患者群体，用药保障也应该提速，为更多的罕见病患者延缓病情发展、提高生活质量带来希望。”

杜丽群提出，罕见病防治应以预防为主，针对罕见病多为先天性、遗传性疾病的特点，在婚检、产检、新生儿筛查等环节的设计上纳入预防罕见病的内容，降低罕见病发生率和远期健康损害。

韦震玲委员：推动全流域水生态补偿机制建设

“生态补偿机制的缺位无法有效激发少数民族和欠发达地区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齐头并进的内生动力，影响了绿色可持续发展的‘命运共同体’在民族地区与先进发达地区之间的构建。”柳州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韦震玲委员认为，加快健全流域水资源生态补偿机制，全方位优化配置水资源，有效推动实施跨区域、跨省际生态补偿是实现有效补偿少数民族地区和欠发达地区水生态保护投入损失、维系我国生态潜力的有效途径，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生态环境保护领域的必然要求。

党的十九大以来，水污染防治工作在民族地区取得了明显成效。以广西为例，2021年1月-12月在国家对全国300多个地级以上城市地表水考核断面水环境质量状况排名中，上榜前10的城市中广西就占了6个，排名前30位的城市中就有10个是广西的。其中，作为广西工业重镇的柳州市更是在2020年和2021年连续两年成绩突出摘得桂冠。

“虽共饮一江水，但上下游的投入和收益并不对等。”韦震玲在调研中发现，目前，民族地区对流域水治理保护的投入主要还是依靠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和地方财政资金，虽然近年来中央积极倡导推动建立跨区域、跨省际水质生态补偿机制，也出台了一些具体意见，但欠发达地区受制于有限的财税收入和发展不平衡等问题无法依靠协商推动形成有效机制。

韦震玲呼吁，制定生态保护补偿法，将生态保护补偿法的制定工作纳入全国人大立法规划， 推动生态保护补偿制度法治建设，为全流域水生态补偿机制建设及其他生态补偿提供法律依据和法治保障；建立全流域水生态差别化补偿机制，充分考虑水生态环境保护良好、治理工作成效显著等因素，通过以奖代补模式进一步加大对水污染防治工作优异的民族地区的支持力度；建立以水系为单位的受益地区与水生态保护重点地区、流域下游与上游之间的多元化协作发展机制，推动水系受益地区与生态环境重点保护区跨省、区、市协作实施治理和保护；建立一定的财税补偿机制，用于加大对国家重点水生态保护区转移支付的补偿支持；建立生态补偿科学和政策研究机制，为生态补偿科学有效实施提供理论支撑和科学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