鼎力支持韦拔群的关学参

□ 韦英思

韦拔群早年在右江特别是东巴凤地区开展农民运动，是我国早期农民运动三大领袖之一。他在早期组织开展农民运动过程中，得到了来自各方的大力帮助与支持，其中，来自国共合作时期在国民党内工作的共产党员主要有陈勉恕和关学参。陈勉恕是韦拔群的入党介绍人，北京大学毕业，是广西地方共产党的早期重要负责人之一。关学参为韦拔群、为广西的农民革命运动作出了贡献，但人们却知之甚少。

早年岁月和黄埔春秋

关学参，又名序萱，1906年4月出生在湖北省潜江市龙湾中街一个书香门第之家。父亲关御之是前清秀才，写得一手好颜体字，既富学识，亦善教诲，在关学参五六岁时，就将他送到街上的一家私塾读书，几年后又把他送进龙湾高等学堂就读。关御之胸怀豁达，很富正义感，因胞弟追随孙中山而英年早卒，便把关学参过继给他为子。

受父亲的影响，关学参志趣高远，在一篇作文中，以太史公“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之语自励。他很聪颖，在校听课从不用做笔记，记忆理解均能胜人。同学们惊叹他的天资之高，殊不知他懂得“心领神会”与“默而识之”的学习良法。他多才多艺，擅长书画，曾仿《芥子园画谱》作《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之图，书法则临颜真卿《多宝塔碑》，笔力刚劲。

高等学堂毕业后，关学参考上了武昌外国语专科学校，经勤学苦练，能以德语、英语与老师交谈，深受德籍教授格拉塞的器重与赏识。因阅读马列主义原著，信仰共产主义，在校期间，17岁的他于1923年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正当关学参在武昌苦读时，父母依照家乡的习俗，为他作主，与同街的一汪姓女子订婚。1924年暑假回家，父母为他筹办婚事，关学参对没有感情基础的婚姻很反感，毅然离家去了长沙。不久，二老收到他寄来的退婚书，急得直跳脚。他的这种叛逆封建礼教举动，引来了亲朋好友的议论和责怪，直到后来才逐渐被理解。

1926年春，关学参由武汉辗转到广州，经过考试，成为黄埔军校第四期正式学生，10月毕业。在军校期间，关学参和湖北人李之龙等成为中共的进步组织“青年军人联合会”的重要人物，他任3个科中的调查科科长，直接受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的领导，主要的革命活跃分子包括蒋先云、徐向前、陈奇涵以及广西的李其实等人，与学校中的国民党右派进行斗争。

1925年10月，关学参进入东征军总政治部，作为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与陈赓和随从书记、秘书黄锦辉一起，随周恩来参加了全歼陈炯明部、统一广东地区的第二次东征。部队驻扎潮安和汕头期间，关学参与彭湃、赖玉声、邓颖超等一起开展当地的农民运动，有时代表周恩来参加各种活动。东江各属行政大会召开，设审查报告委员会，关学参任政治股委员。他帮助慧来县盐民与盐霸作斗争，取得了胜利，促使当地盐业工会很快发展到800多人。1926年春节，当地的舞狮队高举盐业工会大红旗，徒步到汕头东江各属行政委员公署，向周恩来委员祝贺新年。

黄埔军校毕业后，关学参在周恩来领导的中共广东区委军委工作，同时担任共产党和国民党联合组建的北伐军总政治部秘书，总政治部还有共产党员章伯钧、潘汉年、恽代英、郭沫若等人。关学参积极参与北伐出发前的准备工件，宣传北伐军的政治主张，并充分利用这一身份，为共产党传递情报。

关学参期间参加了1926年6月21日至24日举行的北伐军总政治部战时政治工作会议。会议持续4天，由邓演达主持。这次会议的重要性和历史意义，在于仿效苏联红军建立军队政治工作机构。但国民党军始行后懈，而后来，工农红军把它认真地贯彻实施，并取得了军队建设的伟大成就，因此这次会议有草创之功，影响深远。关学参连续3天参加了会议讨论，到第三天时，决定他与熊雄等为战时出发准备委员会委员，要求他们在5天之内，完成各种政治宣传的准备工作，如工具、旗帜、通信联络方法、宣传品运输、报告及报表等，他最后一天没有到会。

北伐前后与广西之行

北伐工作准备就绪后，关学参在炎热的夏天，由总政治部派往李宗仁任军长的国民革命军第七军任政治部秘书，来到广西。其时恰值广西东兰惨案发生后，在广西各界引起巨大的反响。

1926年2月，新桂系派龚寿仪团到东兰围歼陆荣廷残部，县知事黄守先诬告韦拔群作乱，黄绍竑又令龚部加以“围剿”。龚部叫嚣“村村要过火，人人要过刀”，在东兰烧杀劫掳数月，被捕被杀农运骨干和农民700多人，制造了震惊省内外的东兰农民惨案。

国民党左派、省党部农民部长陈协五支持韦拔群领导的农运。他到东兰县调查，在一个多月时间，走访了全县46个村103峒，写成了《广西东兰农民之惨案》的调查报告，以无可辩驳、具体确凿的事实，揭露了黄守先勾结龚寿仪残酷镇压东兰农民运动等的罪恶行径，同时还发表了支持东兰农民的通电。但右派控制的《南宁日报》拒不刊载调查报告和通电。陈协五将调查报告和通电送到广州，很快便在共产党人主编的《农民运动》月刊上全文发表，在南方各省震动很大。南宁的国民党右派和东兰的土豪劣绅惶恐不安，群起攻击陈协五，指责他“偏袒庇匪”“报未必尽为事实”等，并借此胁迫他辞职。

韦拔群顽强抗争。在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推动下，广西当局不得不成立“东兰农案调查善后委员会”，调查处理东兰惨案，以国民党广西省党部青年部长陈勉恕牵头，成员7人，第七军政治部派关学参，军部派法官陈踢钧、副官陈秉文（共青团员），财政厅派秘书左铸民，国民党省党部妇女部派干事黄若珊（共青团员）等，同时东兰知县由陈勉恕代理。

在调查期间，他们做了两件对后来百色起义有重大贡献的事情。

一件是由陈勉恕等介绍，吸收韦拔群为中共党员，韦拔群后来成为中国红军第七军和广西右江革命根据地的领导者之一。

另外一件是推动了新桂系当局对东兰农案较为公正的处理，保留了农民运动之火。有回忆录说，关学参当时20岁左右，水平很高，能讲能写，所以调查团的报告书由他起草，如实反映了东兰当时的实际情况。委员会调查清楚有关情况后，回南宁召开了一次2000多人参加的群众大会，由关学参报告调查到的情况。大会提出不准派兵去东兰、援助东兰农民运动等十几条要求，并推选代表到省府请愿。在关学参等人的努力下，整个两广地区掀起声援东兰农民的高潮，广西国民党右派军政当局被迫对东兰农运惨案作出了比较公正的处理：对县政府相关人进行处罚；由第七军司令部查核办理龚寿仪；承认东兰农运是合法的，并恢复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令第七军司令部拨给农军子弹，以充实力。围绕东兰农案的斗争以胜利告终，关学参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东兰及周边农军，是后来百色起义组建红七军的重要组成部分，东兰根据地是右江革命根据地的一个重要支撑。

关学参的才华与活力，深深吸引了刚到政治部北伐宣传队的陈桓乔。她是陈协五的三女儿，刚从广西宣传人员养成所毕业。关学参也喜欢活泼单纯的陈桓乔，他与陈桓乔携手步入了婚姻殿堂。

桂系当局终因立场所限，从根本上容不了共产党人。1927年2月，黄绍竑找借口，将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后方政治部主任黄日葵以及中共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关学参等20多人，组成北伐慰劳队开赴前线，到达安徽芜湖后，即被李宗仁解散。关学参回到邓演达负责的总政治部，任组织科长。

1927年4月26日，毛泽东出席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第五次扩大会议，提出如不得北方农民的同情，北伐军将孤军奋斗，提议“北方农民运动应该积极注意”，提案得到通过。随即，毛泽东领导筹办“战区农民运动委员会”，任筹备委员会主席，成员包括周以栗、关学参、彭泽湘等。4月29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全国农协临时执委会、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联合组织“战区农民运动委员会”，关学参担任宣传科长。委员会成员随北伐军进军河南，以指导战区的农民运动。

5月5日，国民政府中央农民部召开欢送会，欢送毛泽东、关学参、邓恩铭、邓演达等战区农民运动委员会成员奔赴战区。当月，邓演达给国民党中央的一份报告中说：“职部奉令出发前方工作，因人多车少，分为三批行进，曾于本月十六日先后到达驻马店，暂驻驻马店之南大院天主堂内，各批人员随时随地对于一切工作无不猛力进行。……第二批官长三十一人，由关学参率领……至十六日始抵驻马店。行装甫卸，即四出进行一切调查组织之工作，更派人赴四乡作农民运动，颇受一般农民之欢迎，革命空气异常浓厚。”记述了关学参的工作成效。5月底，关学参奉命带领一个班的武装前往信阳开展工作。

北伐总政治部被树立为国共合作的典范，内部双方没有发生过严重的摩擦。而战区农民运动委员会在河南指导当地开展农民运动，有力支援了北伐战争，为大革命失败后北方地区农民运动开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北伐军占领武昌后，立即建立武汉国民革命政府，关学参任邓演达的秘书。当其父与亲友数人前往武汉看望关学参时，恰遇蒋介石叛变革命，汪精卫也叛迹已显，武汉局势十分紧张。关学参与亲人一见面，便叫他们一刻也不能停留，马上回家。亲友们只能匆匆离去，谁之这竟是父子诀别。

身影永远留在江陵和众山间

1927年7月，汪精卫集团叛变革命，宁汉合流，大批共产党人离开国民党军队。中共湖北党组织转入地下，关学参参与了湖北省秋收暴动的领导工作。

南昌起义时，驻武汉的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警卫团奉命乘船，赶赴南昌参加起义。因起义大军已南下，警卫团进抵江西修水后，根据中共中央决定，经与驻铜鼓的浏阳工农义勇队会商，9月初在修水山口镇组建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时任师参谋长的刘基宋，在其《加入共产党与脱节后工作经过》中写道：“旋中共武汉政治局派关学参同志前来传令，其主旨为中共决定在武汉来一个暴动，令我们作外应。”后来，第一师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

陈桓乔作为地下党一员留在了武汉，做中共第一位女中央委员、革命家向警予的助手。向警予留下负责湖北省委宣传工作，并主编《大江报》，陈桓乔与她同租一房。因此，她能不时见到丈夫。10月，关学参担任中共湖北省委军事部书记，参加了中共长江局第八次会议，他汇报了鄂西情况，参加了会议讨论。为贯彻中央八七会议精神，遵照省委常委会决定，关学参赴鄂东等地巡视，指导和帮助工作。他先到达黄安，后省委又派组织部主持日常工作的秘书魏人镜前去指导，开展工作：一、利用敌人内部的冲突，扩大黄安农民暴动范围；二、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政权；三、组织正式的工农革命军；四、发展党的组织。11月13日，黄麻起义取得胜利，不久成立湖北省第一个农民革命政府——黄安县农民政府，接着根据省委指示，将黄安、麻城两支农民自卫军改编为工农革命军鄂东军，这是湖北最早由共产党领导的正式人民军队。关学参有在东兰亲历韦拔群领导农运的经验，因此，在黄麻起义的关键时期去巡视鄂东，为鄂东农运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关学参前往鄂西巡视，任务是加紧准备游击战争，组织群众大暴动，占据县城，创造几个割据局面，建立农村革命政权。到达不久，他与鄂西特委书记张计储一同到巴东一带活动。

受“左”倾盲动主义的影响，中共武汉市委和省共青团委于10月下旬积极策划，要乘唐生智逃离武汉之机，举行城市总暴动，长江局负责人罗亦农认为准备不足，阻止了这场不必要的牺牲。暴动流产，共青团省委表示不满，与长江局、湖北省委进行了激烈的争论。12月3日，中共中央收到共青团长江局和湖北省委负责人的一封信，内容是控告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罗亦农、中共湖北省委书记陈乔年未能抓住宁汉战争的机会，在武汉发动暴动，夺取政权，请求党中央“彻底查究，以重政治纪律”。中央因此停止了罗亦农及湖北省委常委职权，指定苏兆征、郭亮、贺昌等人组成中共中央湖北特别委员会，进行查处，并代理省委日常工作。

12月14日，特别委员会在汉口主持召开省委扩大会议，会上仍在争论，关学参多次发言，批评省委在军事工作方面的失误。这次会议采取了错误的党内斗争和惩办主义方法，对长江局和湖北省委作出犯“机会主义”严重错误的结论和处理。关学参对此十分不满，在会上指出，扩大会议的主席林仲丹有小资产阶级报复色彩。

会议改选省委领导成员，关学参等3人当选为湖北省委监察委员会委员。会后，他先是和刘镇一写出《对扩大会议的几点意见》，然后和张计储等9名特委书记、委员联名向中央写信，详细陈述了反对意见，批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常委苏兆征等把省委扩大会议当儿戏，并为罗亦农、陈乔年等进行辩护。关学参在联名信头一个签名。

12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确认：唐生智政权崩溃时，武汉不能举行夺取政权的总暴动，长江局罗亦农及湖北省委在工作指导上虽有失误，但不属于“机会主义”错误，重新肯定了罗亦农等的做法，决定恢复湖北省委职权。持续了两个月的湖北党内的争论与分歧遂告结束。?

12月31日，根据中央举行年关暴动的要求，中共湖北省委制定了《关于全省总暴动计划》，关学参全身心投入省委计划的落实中。

1928年初，关学参巡视省委重要的工作区域鄂南。为领导武汉暴动，省委重新决定武汉三镇区、市、县委负责人，在2月份新成立夏口县委，由关学参兼任书记。省委派人与北伐军第六军、第十三军接头，商定第六军2月13日、第十三军14日哗变，由于关学参13日才赶到，而第六军已突然调离，计划流产。

这时奉令调到上海中央监察委员会工作的原湖北全省总工会财政部长许白昊听到反映，12万多元的工会经费和全数移交湖北省委管理的款项已尽数用光，而且账目不详，心急如焚，便与曾是湖北全省总工会负责人的刘少奇、项英联名上书党中央，请求中央查办，“以免重蹈‘二七’京汉恤款之覆辙，重危本党对工人阶级之信任而维党纪”。收到中共中央的指示，湖北省委、省监察委员会派出关学参等监察委员与省委成员5人联合组成经济查办委员会，查实了该笔工会经费的挪用情况，并分别以中共湖北省委第3号、10号、14号、17号文件发出通告，对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和经济纪律等，作出了明确具体的规定。这些制度的建立，为湖北省后来党的纪律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

湖北省委曾考虑派关学参到湘鄂赣边特委工作。1928年2月23日，省委常委会讨论了他写给省委的一封信，内中请示“湘鄂赣边特委职务恳请准予开缺，要求兄（即省委）即派弟去巡视工作”，并批评了省委没有将中央政策决议及时传达给群众的错误。

1928年3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组织局主任罗亦农到湖北、湖南巡视工作，抵达武汉时，正值湖北省委遭到大破坏，乃决定成立中共湖北省临时委员会。中央指示在新的省委未到职前，由罗亦农指定临委人选。罗亦农指定关学参等4人为临委委员，书记黄赤光、关学参负责巡视省内各地工作。向警予和陈桓乔这时同时被捕。

临委成立后，及时开展工作。4月上旬，关学参心里牵挂着监狱中的向警予和妻子，出发去鄂西巡视。5月初，他第二次到达鄂西，指导召开了鄂西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鄂西革命委员会改选领导成员，他兼任委员，主任是他的黄埔军校同学段德昌。不几天，因叛徒告密，鄂西特委遭受敌人破坏，关学参与特委书记张计储等8人，在沙市被国民党清乡稽查大队逮捕，5月9日即被敌人杀害。

关学参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年轻而宝贵的生命，时年仅22岁。他为广西农民运动作出了重要贡献，是湖北最早的军委领导人之一，还是湖北最早的监察机关领导人之一。他的革命轨迹是辉煌的，他为革命所作出的贡献，应当被人们铭记。

由于还没有得到关学参牺牲的消息，1928年7月，中共六大湖北代表团致中央的信里，关于湖北工作和干部问题的意见中，还提议关学参担任省委常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