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韦英思

 

　　在抗日战争中，广西血性的“焦土抗战”享誉中外。日军曾两次大规模入侵广西，面对日军的暴行，为保卫家园，各地纷纷组织抗日自卫队、武工队、义勇队，领导群众坚壁清野，设伏袭击日军，迟滞日军进军速度。被誉为广西“抗日模范村”的原邕宁县那莲乡蒋村、四美村、新丁村、乌兰村4个村，以及由广西人杨德华在安徽开创的“抗日模范县”，被广为传颂。

 

　　一

 

　　原邕宁县八尺区因八尺江而得名，位于南宁市东南部。

 

　　1926年，中共党员雷沛涛利用担任国民党广西省党部监察委员的身份，在八尺区协助农民协会办夜学班，传播革命思想，加强农民自卫队的组织工作。八尺区有革命斗争的群众基础。

 

　　1939年11月15日，侵华日军为切断中国西南国际交通线，集结第五师团、台湾混成旅团等4万多兵力在钦州湾的企沙和龙门登陆，分三路直逼南宁。其中东路的台湾混成旅团直达小董、新江，22日到达邕宁那莲街八尺江对岸。因发现中国军队已设防，即转攻入蒲庙，以掩护抵达的日军通过浅滩越过邕江，进攻南宁。24日南宁陷落，南宁城东南部大片村庄陷入敌手。

 

　　日军一到蒲庙就实施“三光”政策，无恶不作，并纠集恶霸流氓成立维持会，强迫老百姓上交粮食等。蒲庙街圩和附近村人员伤亡与财产损失严重。

 

　　日军罪行激起当地群众抗日保家卫国决心。在赖村乡中心校当教师的蒋村青年周忠在师范读书时受过军训，任教时接受学生军的抗日宣传，且身体健壮，会武术。危难之时他回到本村，与周游、梁健庵等进步青年一起召开蒋村、四美村群众大会，组织两村群众联合起来，随时打击来犯日军。蒋村与四美村地处八尺江岸，村落、田地都在三洲岭的对面，相距不远。两村群众被动员起来，组织起六七十人的武装自卫队，公推周忠为队长。两村8个坡周围筑起了一条高2米、长几千米的围墙，建起10多座炮楼，并发动群众坚壁清野。通往村里的道路设了很多路障，高山设立多处岗哨，以推倒山头的活动树为信号，准备开展对敌联合行动。

 

　　日军首先在蒲庙附近八尺江两岸的村庄烧杀抢夺。12月20日，日军开始把魔爪伸到蒋村、四美村。一天上午，驻蒲庙的日军骑兵到清水泉一带侦察，受到巴仙岭、巴殿律岭守卡的蒋村、四美村自卫队袭击，狼狈逃回蒲庙。

 

　　日军受袭击后不会善罢甘休，周忠等人决定采取游击战术，并对群众撤退工作等作了周密安排。22日上午，日军出动30人，由联队长带领，从蒲庙经九碗村偷袭蒋村。信号树倒了，自卫队员在村前坡上的路口伏击。日军进入伏击圈，枪声响起。日军联队长调转马头，带着10多个兵往回撤，受到自卫队开枪射击。当时的自卫队只有几支较好的湖北单筒步枪，其余都是土枪和旧的抬枪。日军见回击火力弱，转头企图攻打入村。刚进到村边围墙，几声抬枪声响，日军联队长被击中落马。日军见状，把联队长扶上马背，拖着伤兵撤退。几天后，日军联队长不治身亡。

 

　　两次袭击蒋村、四美村失败，日军气急败坏。24日，敌出动100多兵力，自卫队员开了几轮枪后撤出村外。日军进到村里找不到人，以为有诈，慌忙撤走。26日，驻蒲庙的日军几乎倾巢而出，出动三四百兵力，企图消灭两村的自卫队。自卫队和群众早有准备，群众已提前撤离。自卫队利用石山岩洞和熟悉的有利地形，声东击西，开展麻雀战，对每次入侵之敌狙击后，马上化整为零向村外撤退。日军在轻重机枪和小钢炮密集火力的掩护下，攻入村内的4个坡，但见村里空无一人，而周围的枪声此起彼伏，只好收兵。

 

　　日军在昆仑关作战失利，加之蒋村等东岸抗日武装的威胁，驻蒲庙日军于1940年1月底撤到八尺江西岸的赖村、良庆、平沙谷一带驻守。

 

　　二

 

　　蒋村、四美村自卫队英勇抗击日军，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鼓舞了八尺江两岸人民的斗志。各村纷纷成立抗日自卫队，保卫家园。群众卖牛、卖糖，集资购买昆仑关战役后散落民间的枪支弹药，支援抗日武装。自卫队从土枪土炮为主要武器，发展到以新式步枪、机关枪等为主，战斗力得到增强。蒋村和四美村的自卫队进一步壮大。

 

　　1940年1月，奉命参加省战地工作督导团二支队的黄有恒等4名学生军，转到已沦陷的邕宁八尺区，向群众了解敌情。其中，雷启洪、李庆权是积极响应地下党省工委号召加入学生军的地下党员。得知八尺区已有1000左右人枪，有开展游击战的条件，他们便向曾在白崇禧家里做过家庭教师的支队长刘延年，提出在八尺区组织游击队。此时的江岸地区斗争仍然十分尖锐和复杂。由于两村自卫队曾和日军多次较量并给予沉重打击，日军常寻机报复，凭借八尺江西部那莲圩北面的三州岭高地和武器上的优势，用轻重机枪扫射和炮轰东岸，使东岸群众的生产生活和安全受到极大威胁。刘延年出任八尺区行署署长，兼任在该区自卫队基础上组成的游击大队(亦称邕宁县第四游击大队)大队长，发给游击大队1万发步枪子弹、500枚手榴弹，辖4个中队。蒋村、四美村自卫队先是改编为那莲乡抗日游击队，后又改为游击大队四中队，由周忠任队长，队伍发展到180多人，轻机枪11挺。周忠等将游击队分为常备队和后备队，常备队40多人，武器较为精良。

 

　　1940年4月，曾在桂林参加读书会的进步青年司马孙来到八尺区，担任游击大队少校大队副，负责大队的军事指挥。游击大队部分掌握在受我党影响的进步青年手里。后来司马孙着重深入到四中队，具体领导该队的活动，以周忠、周游、梁建庵、李杰等为骨干，组织他们按读书会的方式学习政治、军事，进一步提高思想觉悟。随着抗日武装的发展壮大，八尺江东岸、南岸一大片地区群众的生产生活和集市贸易安定正常，不少村校恢复上课。后来，西岸与敌占区比邻，和蒋村、四美村一江之隔的新丁村、乌兰村自卫武装，被分别编成两个区分队，归四中队统一领导。

 

　　四中队活跃在八尺江畔，人熟地熟，摸清了日军兵源短缺情况。日军龟缩在为阻止八尺江东岸游击队袭击而新设的三洲岭据点内，不敢越江半步，仅是不时开炮，吓唬群众。据点的军官住宿在那孟村小学内，每天晚饭后几个军官从岭底的小学骑马上三洲岭顶检查岗哨。5月初，乌兰村区分队的4名队员，带上两挺轻机枪，提前在去三洲岭路上的学校池塘边设伏。晚饭后，日军官骑马经过，两挺轻机枪同时开火，当场击毙敌军官一人，其他几个日军官均被打翻，滚下池塘。岭顶日军发觉后，下山援救，游击队员已从甘蔗地里安全撤走。

 

　　5月中旬，日军从南宁派来近千名日兵，其中骑兵七八十人，配备重机枪、大炮及飞机，妄图消灭四中队，并对蒋村、四美村进行屠杀。在周忠指挥下，中队组成5个战斗小组，占领各个高地，趁敌立脚未稳之际，在兰山高地用机枪扫射佛子岭敌大炮阵地。日军被迫将大炮往山下拉，拖延了约30分钟，才能发炮。争取到的时间，村里群众已撤走。日军在炮击和轰炸掩护下冲入村中，村里已空无一人，游击队隐蔽在周围的岩洞和丛林中，从暗处向日军射击，把来敌打得人仰马翻。日军摸不着头脑，加上七八十里行军的疲劳，士气低落，最后烧了几十堆茅草就退回南宁。这次战斗，从拂晓打到上午11时，毙伤日官兵20多人。

 

　　日军在蒋村、四美村受到打击后，不敢向八尺江东岸侵扰，便把矛头转向西岸的新丁、乌兰两村。

 

　　新丁村和乌兰村在八尺江西岸。两村东面临江，南、西、北三面受敌据点的包围，且在敌人大炮射程之内，日军进犯时，群众要撤往东岸。乌兰村前有3座高山，是制高点，掩护群众撤离较为有利。新丁村处在盆地，地势平坦，掩护群众撤离条件不利。

 

　　6月16日，驻那马、平乐、良庆的日军五六百人，内有百名骑兵，配备重机枪、小炮，突然袭击新丁村。在村里驻守阵地的游击分队50多人枪立即展开抗击。日军几次冲入村里，企图在村内找落脚点，均被打退。入夜，日军撤走。

 

　　29日拂晓，近千名日军再次突袭新丁村。该村的游击分队60多人和乌兰村分队40多人，利用8挺轻机枪和步枪、土炮，在副中队长玉武麟的指挥下，分成7个战斗小组，转移到村外的10多个山头与日军周旋。战至下午2时，毙日军官兵22人，伤多人，日军撤退。新丁村的这两次战斗，给予日军沉重打击。

 

　　7月4日，日军乘河水上涨，派兵六七百人包围乌兰村，其中骑兵近百。该村游击分队一面掩护群众撤退到对河，一面迷惑日军，在村前的几个高地支起一个个茅草人，然后分成几个小组，在日军来路的几个山头埋伏。日军看见村前几个制高点的茅草人，便集中重机枪、火炮猛打。这时，各个战斗小组利用有利地形，短距离集中火力向日军射击。新丁游击分队及时赶来支援，同时向敌人开火，击毙日军重机枪射手、炮手4人。那汤岭的炮手被击毙后，日军弃炮逃走。时近中午，日军重新集结，在大炮掩护下攻入村，但游击队员已全部撤出。这次战斗，毙伤日军官兵20多人。但全村房屋90多间全部被烧毁，财物被抢掠一空。

 

　　进入8月，广西第三届学生军第三大队十中队中共支部书记张茨敏率10多人组成突击队，到八尺区配合游击队开展对日伪斗争。12月，中共学生军第十中队支部将游击大队第四中队骨干司马孙、周忠、周游和李杰发展为中共党员，并成立党小组，这支队伍成为党领导的抗日力量，更自觉地投入抗日战争之中，同时与国民党顽固派妄图瓦解游击队的阴谋作斗争。国民党广西当局下令要解散游击队并收缴枪械时，八尺区人民和第四游击中队在党的领导下，同国民党当局说理，揭露顽固派的阴谋。同月游击队被迫解散，但游击队的武器没有被收缴，成为解放战争时期中共领导的邕江支队的武器来源。

 

　　日军对4个村疯狂报复，3次进犯蒋村和四美村，8次进犯乌兰村，12次进犯新丁村。日军在1940年10月撤离南宁前，派飞机对4个村狂轰滥炸。

 

　　游击队常常以几十人、百多人迎战几百人，日军的进攻被一次次打退。4个村实行联村自卫，互相配合，协同作战，利用战壕、炮楼、山洞、树林与敌人打游击。这支受共产党影响和领导的武装队伍愈战愈勇，越战越强，成为广西民众不屈不挠奋勇抗战的一面旗帜。1940年12月，在那莲街中心小学校召开追悼抗日阵亡战士暨死难同胞群众大会，4个村的英勇抗战事迹名声远播。蒋村、四美村、新丁村、乌兰村4个村被誉为广西“抗日模范村”。

 

　　三

 

　　1944年11月，日军卷土重来，为打通由北到南的国际交通线，24日占领南宁，期间日军再次入侵邕宁。八尺区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拿起武器，重新组织抗日游击队，仍命名为第四中队，中队长为周忠。党组织派党员康浪平、张声震等到那莲乡开展抗日活动。

 

　　在一次“扫荡”新丁村行动被粉碎后，1945年3月28日，驻南宁的日军突然“扫荡”那莲圩。张声震、周忠、玉武麟等即率领游击队和各村群众奋起反击，激战半天，毙敌数人，追击敌人20多里。日军不敢再向那莲进犯。

 

　　在日军两次入侵南宁期间，那莲4村男女老少一齐上阵，青壮年男子与敌人搏斗，老人、妇女和小孩送水送饭，修筑工事，许多老年男子随身带刀，随时同日军拼搏。新丁村乡亲的举动，鼓舞了村游击分队的士气。游击队与进犯日军作战12次，多次袭击驻良庆、那马的日军据点。

 

　　那莲抗日游击中队面对残暴的日军毫不畏惧，英勇善战，仅18次较大的战斗就出动3000多人次，抗敌6000多人次，共毙伤敌人100多人，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

 

　　1949年1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乘胜向广西挺进。为阻止日军向沿海潜逃，那莲武工队和其他武工队150多人集结在那莲、新丁、那岳一带活动，对敌作战近10次，歼敌数人，俘敌400多人，对迎接南宁解放发挥了作用。

 

　　广西各地在日军入侵时，英雄辈出。钦州板城乡六虾村地势险要，是小董通往板城至灵山县城的交通咽喉，日军登陆后这里很快沦陷。面对日军的奸淫掳掠，群众很快组织起六虾抗日自卫队，队员30多人。全村群众修建防御工事，挖地道家家相通，仅在1940年1月14日就抗击了日军1600人的“大扫荡”。在日军占领小董近一年时间，与日军作战30余次，毙日军官3名、兵30余名，伤70多名，缴获战利品一批，且经常配合第二十六集团军蔡廷锴部队破坏敌人交通，打击敌人。

 

　　日军第二次入侵时，河池六甲镇木律村壮族老太太莫花锦，卖掉两头黄牛，加上原来做小生意的钱，买来一挺轻机枪、两支汉阳造步枪，带领儿子与同胞自发组织一支50多人的抗日自卫队。曾机智设伏，一次毙伤日军18人。部队驻六甲后，莫花锦给部队当向导拦截日军，并提供急需的军需品。媒体和群众称她为“女英雄韦老太太”。

 

　　龙州县上降乡那荷村，位于龙州与凭祥交界处，是个有38户200多人的偏僻小山村，四面环山，小路四通八达，地势险要。1944年底，从南宁回乡的中共党员梁玉金组织起20多人的凭祥抗日锄奸队。抗日锄奸队惩治几个乡的维持会长后，日伪军3个月内4次进犯那荷村，均被抗日锄奸队打击而逃离。日军此后再也不敢进犯那荷村。

 

　　四

 

　　一名广西人在安徽省开创了一个第五战区的“抗日模范县”。杨德华，原名杨必声，壮族，1903年生，来宾市兴宾区蒙村乡人。在来宾县师范求学期间，中共党员张胆到来宾讲学，宣传“耕者有其田”和“铲除私有剥削制”，杨德华深受影响。1927年，杨德华考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1932年起在广西师专任职，是有名的思想进步的军训大队长。

 

　　1935年春，杨德华得知张学良由欧洲回到上海，便毛遂自荐任其少校参谋。1936年，杨德华在上海参加抗日救国会。次年1月，赴西安拜会中共中央领导人。后奉命往上海、南京、武汉、广州等地，向救国会成员及进步人士传达西安事变情况，并专程到梧州李济深处传达，又与李济深一道赴香港告知蔡廷锴。李济深致信中共中央，交由杨德华送往西安，再经周恩来、叶剑英安排，赴延安将信呈毛泽东。

 

　　七七事变后，杨德华随李济深、蔡廷锴到上海和南宁从事抗日宣传活动。不久，杨德华到徐州参加李宗仁第五战区长官司令部的筹备工作，任司令部中校参谋，并与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李克农联系，递送情报。1938年5月，在代理第五战区参谋处长时，蒋介石嫡系为排除异己，企图对杨德华进行陷害，他及时撤离了战区司令部。这时，中共中央批准他加入中国共产党。

 

　　7月，杨德华挂第五战区上校参谋之衔出任河南省商城县县长。到任后，中共长江局介绍魏文伯等地方党组织负责人到商城建立中共商城县委。杨德华揭露前任县长和劣绅自封纵队司令的种种罪行，发动群众开展斗争，两霸潜逃。因与其他政府职员一样吃大锅饭、睡地铺、穿草鞋下乡检查，群众称他为“草鞋县长”。当地唱开了“我们商城真幸运，来了个县长杨必声(杨德华)”的歌谣。

 

　　1939年初，杨德华调任湖北省英山县县长，协调新四军江北部队与英山县地方武装和广西军队联合作战，粉碎敌伪数万人的3次“大扫荡”。一批共产党员来到英山，在县政府及自卫大队工作。杨德华在县里组织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制订“十大政纲”，废除保甲制度，实行民主改革和“二五减租”，清除贪官污吏，处决汉奸、土匪等。他廉洁奉公，以身作则，带头将自己的月薪从毫洋240元减至15元。在他的带动下，全县每月节支2万元用于抗日事业，深得群众好评。英山县被授予“抗日模范县”称号。国共合作抗日局面在英山县逐步形成，一个实质上由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县级政权出现在大别山麓。1940年初，他调离英山时，群众自发送行数十里，以泪惜别。

 

　　杨德华调离英山县后，到安徽省皖干班任军事科长。后调任第五战区抗日游击队第三纵队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兼任政治部主任。此时，桂系密电逮捕中共党员，杨德华掩护中共党员脱险。

 

　　1941年底，杨德华到延安中共中央统战部工作，撰写的白区统战工作总结报告得到毛泽东的肯定。此后，他先后进入延安马列学院、军事干部学习班、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学习。1945年跟随毛泽东参加重庆谈判。国共谈判破裂后，到香港中共华南分局工作，曾7次陪同中共华南局负责人与李济深、蔡廷锴进行会谈，并参加中共华南局协助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举办3期游击队训练班，负责讲授游击队战略战术课，培训两广游击队骨干。

 

　　1948年夏，杨德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区纵队政治部主任。解放后，他先后任广西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省人民法院第一任院长、省民政厅厅长、省政法办公室副主任等职。解放初期，代表省人民政府与陈汉光、张先辉、莫树杰等国民党军政要人进行谈判和平改编事宜。1956年后调往浙江、四川、云南等地工作。1982年在上海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