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韦英思

　　在各地的史志简要记载中，可见他的一些踪迹，勾勒出他的功绩。

　　他叫罗向辰，是来自广西的抗倭英雄，也是与传至日本的戒石铭碑刻有关的明代清官。

　　客籍他乡的抗倭英雄

　　罗向辰，字西峰，柳州府马平县人，广西史志对他的记载并不多。罗向辰在福建福清县和湖北京山县当知县的任上施展才干，名留青史。

　　福清位于福建东南沿海，立于唐圣历二年(699年)。明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为了防御倭患，修筑高6米的城墙，并建有女墙2300个、警铺24座、门楼4座。但未把县城西面的山岭圈于城墙内。

　　从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起，大批倭寇把福建作为侵略的主要目标，福建局势严峻，沿海几乎全线告急。4月，新一批倭寇自浙江台州和温州等府，侵入福州、兴化、泉州等地，“皆登岸焚掠而去”。4月13日，倭寇的魔爪伸到了福清县境。

　　据史料记载，罗向辰的前任因抗倭不力而丢官。他叫叶宗文，字彬斋，籍贯广西全州，是一名举人。据明《福州府志》载：4月，倭转攻福清县，陷之。执知县叶宗文，劫库狱，杀虏男女无算，焚官民廨舍一空。明末清初史学家谈迁所著《国榷》载：倭陷福清，执知县叶宗文。然而陈良璟在《倭难纪略》中记：倭寇攻福清县城，时知县叶宗文遁去，后获，问充军。而倭寇在福清之所以得逞，正是利用了城墙存在的缺陷，“占领城门外的小山头，用炮乘高攻城，城陷”。

　　5月1日，南安县(今福建南安市)陷于倭。5日，惠安知县林咸在追击倭寇时遇伏阵亡。此时，福建沿海各地四处有倭寇，“全闽震动”。因各失职守，朝廷“下福清知县叶宗文、南安知县涂光裕于御史问”。

　　至于罗向辰何时出任福清知县，据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万历《承天府志》卷八，京山知县罗向辰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任，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由张铉接任。另光绪八年《京山县志》记，京山刻戒石铭碑系知县罗向辰所立，题款为“明嘉靖戊午(1558年)岁春三月吉旦”。即罗向辰是自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任起，至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夏后才离开京山。他于同年12月辗转到福清，接知县职。

　　罗向辰接任之前有一个不错的过渡人物。叶宗文因受重惩革职，福建巡抚游震得挑选邵武同知唐金，暂行主持福清县事。唐金6月到任，他办事老练，有魄力，一边安抚百姓，一边加强防御。逃难的百姓渐渐返回，县城逐步恢复正常。

　　罗向辰“兢业靡宁，振武有方”，年底甫一到任，马上修葺城墙。他把北面城墙增高约1.3米，造两个敌台，设串楼于台旁。同时浚护城河，深广各二丈，在缺口处竖木栅补上，于河边种荆棘。此外又募城兵100名守城，其中好铳手有几十名。

　　次年3月，倭寇占领福清城外的乡镇。3月26日，一股倭寇由松下直抵福清东门上洋，不知城内有备，进入上洋。城兵铳枪一放，当场击毙两名倭寇，其他倭寇溃走。

　　28日，200名倭寇从长乐扑来，直抵北门。被铳一击，倭寇马伤人倒，跟着撤离。

　　4月17日，400名倭寇由松下抵东门，城墙上守卫的官兵用大铳将来犯者击退。

　　倭寇3次南下焚杀掳掠，都被罗向辰组织兵士和乡勇义兵击溃。4月恰逢梅雨，县城垣北墙倾倒数十丈。罗向辰率领兵民，一夜之间从两边往中间补布栅栏。倭寇有约1000人经过，竟不敢攻城。

　　5月5日，4000多名倭寇从牛宅抵达上洋，从玉屏山过洋埔，驻扎在宏路，第二天便离开。这一次掠过县城郊外的倭寇比以前多，城内百姓极为担心。福清县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经贼7次，而周边的福安、闽清、宁德、永福等县郡相继陷入敌手。这股倭寇不敢攻进福清县城，屯住白鹤、瑟江、东瀚、后瀛等地，向周边肆意洗劫。8月18日，从长乐来了400余名倭寇。两股倭寇合并，四方劫掠焚杀。

　　11月初，倭寇到上迳屯住，县城处于倭寇的包围之中。对峙到11月中旬，倭寇南下。

　　在罗向辰的率领下，倭寇多次攻击清福县城而始终无法攻破，当地民众感念不已，称“前后令有功福清者，向辰为第一”，史志收录了他在福清的抗倭壮举。

　　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冬天，罗向辰因父丧告假返乡。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罗向辰晋升海防之职，先后任广东潮州府同知、户部署郎中。隆庆三年(1569年)升广东按察司佥事，后任四川佥事，万历五年(1577年)升云南省布政司左参议，继任广东布政司参议，所任屡获好评。清乾隆《福清县志》载：吾邑城隍庙创自宋康定间，入明而况侯璟、陆侯从大、罗侯向辰、叶侯梦熊先后修葺，皆贤令也。在云南，“布政司参议大夫平马罗公(罗向辰)蚤植戎功，夙称威望”。

　　罗向辰多才多艺。柳州马鞍山西麓的天宁寺，始建于唐代，又名灵泉寺，罗向辰题有《游灵泉诗》。罗向辰任福清知县时作《赠烈妇林源德联》：青镜如何别瘦颜，准把丹心映月；乱流不敢埋香骨，始知完节通天。林源德是福清海口韩宏、韩镛继母，丈夫韩一敬卒，林氏抚韩宏兄弟成长后投江殉节。罗向辰闻之，赠联。韩宏、韩镛兄弟后来官至参政。

　　与戒石铭碑刻的传承奇缘

　　清《京山县志》载，罗向辰为官清正，但因抨击时弊，被贬任京山知县。时逢京山3年大旱，朝廷下拨的赈灾银两被前任知县据为己有，百姓苦不堪言，罗向辰不惜性命，巧妙追赃。

　　无论在京山还是福建，罗向辰都重视《戒石铭》的警示作用。

　　据清《京山县志》记载：明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罗向辰于县衙前揽秀楼制立戒石铭碑。碑后于战乱中断裂，清光绪元年(1875年)，京山县重修县衙时，将碑嵌于县衙甬壁，后不知所终。

　　清乾隆版《福清县志》记载：因知县衙嘉靖戊午(1558年)毁于倭火，知县罗向辰移正堂于仪门，建后堂，于月台厅库房各如旧制。“戒石亭，在正堂月台下甬道”。

　　《戒石铭》自明重制以来，起到了一定的警策教化官员的作用。京山县出了一批好官清官，民间流传有清道光年间县令裘绍箕“裘老爷祭口”、同冶年间县令毛隆安“毛老爷求雨”的故事，康熙年间爱民廉政的知县韩学山被百姓称为“韩青天”。3位知县的事迹在《京山县志》均有记载。

　　而官场箴规在我国历史久远。唐明皇李隆基有《赐诸州刺史以题座右》，唐朝《北史》也有“何妥作《龙州刺史箴》，勒于州门外”的记载。

　　在衙门内立戒石铭碑，源于五代十国时的广政四年(941年)，后蜀主孟昶撰写《令箴》，颁发郡县戒饬官吏。

　　孟昶性明敏，孝慈仁义，在位之初勤政爱民，发展农桑，后蜀政治清明，国泰民安。但孟昶逐渐养成了骄奢淫逸之风。蜀兵败而投降北宋，孟昶离开成都，百姓为其送行，亡国之君为民爱戴实为罕见。宋太宗赵光义从中吸取教训，十分重视吏治，为激励官员坚守清廉，体恤民众疾苦，将《令箴》择留其“尔俸尔禄，民脂民膏，下民易虐，上天难欺”16字，于太平兴国八年(983年)御笔亲书，作为对京朝官受任在外以及幕职、州、县官吏的《外官戒谕辞》颁发：丁未，令阁门于朝辞日宣旨勖励，仍书其辞于治所屋壁，遵以为戒。戒谕辞最初写在这些官员办公府衙的屋壁上，后刻于石头上，遂又称《戒石铭》。地方州、府、县衙内立《戒石铭》得以流行。

　　至明神宗元丰五年(1082年)，太和知县黄庭坚书《戒石铭》，并将其刻石，置于公署侧，后移置快阁厅堂，嵌于墙上，现碑刻完好。

　　据宋代《贵耳集》，宋哲宗在位时，亦曾“书《戒石铭》赐郡国”。

　　宋高宗赵构于绍兴二年(1132年)颁黄庭坚所书《戒石铭》于州县，令刻石而立。相对标准化的戒石铭碑，遂成为州府县衙必有之物。

　　《戒石铭》在历代流传中，形式上有所变化。宋人将其置于座右。元明通常在正门之后、正堂前的甬道上，并在碑的南面镌刻“戒石”两个大字，覆盖有碑亭。清代前期以“公生明”代“戒石”二字，后又以牌坊取代戒石，把戒石上的铭文刻到县衙前牌坊的相额上，其16字铭文始终不变。

　　时至今日，明清所立的戒石铭碑实物传世尚多，到各地府衙、县衙博物馆参观，不时还能看到在醒目处，刻有《戒石铭》。开封府竖立于正厅院里的巨石，就是一块戒石铭碑。保定直隶总督衙门有戒石铭牌坊。叶县现存着国内衙署中罕见的座碑式戒石铭碑。民国期间仍见碑石存世的湖南道州、广西梧州的南宋《戒石铭》，原碑均已湮没，现有拓本传世，两式样最为常见。据梧州拓片，其碑分上下四层，第一层篆额，第二层黄庭坚书铭词，第三层高宗诏谕，第四层吕颐浩等题记，原立于梧州府廨，拓片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

　　《戒石铭》文与碑作为廉洁精神、廉政文化的形象代表，早已漂洋过海传入日本。1749年，日本国福岛县二本松第五代藩主下令，在藩厅前的石上刻写“黄体汉书”的《戒石铭》。他还为《戒石铭》谱了歌曲，命藩士每日吟唱，作为藩政改革、整饬风纪的方略，戒饬官员的政令箴言。昭和十年(1935年)，戒石铭碑被列为国家级保护文物。

　　1989年是日本二本松市戒石铭刻240周年，引发了对该碑的追根溯源，但始终找不到实据。

　　松田中治是侵华日军的一名运输兵，1942年夏随军进驻京山，一天在县城的一道甬壁内发现了嵌于甬壁间的一块横式石碑，不远处还竖立一碑，亦有破损，但碑中的铭文与家乡二本松市的刻铭毫无二致，只不过边款多了“京山知县罗向辰立”等字样。他遂在竖碑前拍照留念。不久，松田中治在一次战斗中负伤，借机脱离战场返日。

　　松田中治听说二本松市政府多次通过外交途径在中国为其戒石铭刻追本溯源未果，遂拿出以前在京山戒石铭碑拍下的照片，赠给市政府。二本松市随即派员到京山求证，1988年7月在清朝光绪版《京山县志》查到：《戒石铭》“明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京山知县罗向辰立，今嵌于甬壁”。由此验证了松田中治照片并非虚假。随后，二本松市政府确定京山为其戒石铭刻的直接传播源。两地结成中日友好城市。

　　1989年，京山县在政府大院湖心亭重新立戒石铭碑。次年，京山县向二本松市赠送一座与本县同规格的复制戒石铭碑，二本松市政府将其立于新建市政大厅的一楼中央。2019年，荆门市有关单位根据罗向辰的事迹，创作大型廉政历史花鼓戏《戒石碑》，颇受好评。

　　据二本松市考证，日本平安时代中期即1150年左右(中国南宋绍兴时期)，已出现《戒石铭》。但以“黄体汉书”镌刻，则可能是明末清初东渡日本的隐元禅师率黄檗僧众所传。清顺治十一年(1654年)，隐元禅师受邀领众弟子渡日传法，同时传播中华文化和先进技术，对日本江户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隐元禅师东渡前是福建福清黄檗山万福寺的住持，而福清和京山是罗向辰做知县并建戒石铭碑之地，这就为二本松戒石铭刻来自京山又添了佐证。

　　中国古代“天下衙门朝南开”，将戒石碑以南北向立于各府州县衙署大堂之前，步入即见朝南面刻的“公生明”3个大字，州县主官坐堂理事，抬眼便见16字，有一定的警示作用。戒石铭碑制度历经4个朝代，时间长达1000多年，影响广泛而深远。南宋袁文在《瓮牖闲评》载：今州县戒石铭……使刊之州县庭下，庶守令朝夕常在目前，而不忘戒惧耳。《水浒传》第八回写林冲被高俅陷害，押至开封府推问勘理，就府衙威仪，也有一段关于《戒石铭》作用及影响的描写。元朝参政徐容斋改书其铭曰：天有照鉴，国有明法。尔畏尔谨，以申刑罚。明太祖朱元璋主持编写过《臣戒录》《精诚录》《省躬录》《志戒录》《醒贪简要录》等多种官德教育读本。清顺治帝有“振举政典，澄叙官方”的《御制人臣儆心录》。但这些的历史影响与作用均不及《戒石铭》。

　　因历史局限性和封建社会的积弊，《戒石铭》所提倡和严令的居官清廉公正原则始终未能很好实现。

　　罗向辰之兄罗拱辰，字西泉，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举人，早罗向辰两年考取，后为按察佥事，是沿海名声远超罗向辰的抗倭人物，在浙江曾经领兵与田州瓦氏夫人、东兰土官韦起云等并肩战斗。兄弟俩可谓来自广西的“抗倭双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