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宜昌市桥边镇平善坝有一个神龛山洞，千百年来该洞仅为当地人熟知。民国初年，这个山洞被英国人发现内藏“石龙”，随之在报刊杂志上曝光。为迎合大总统袁世凯复辟帝制，袁氏党羽据此借题发挥，于是“石龙”声名鹊起，并成为动荡不定的政局中的一颗棋子，演出了一场“真龙出世，拥袁庆瑞”的闹剧……

意外发现“石龙”

        宜昌，在群峰耸立的长江三峡两岸，亿万年大自然的巨变，如天工造物，如鬼斧神工，在断崖残壁上“开凿”出一个个神奇莫测的洞窟，尤以西陵峡最东段为最。从南津关至南沱30公里一段就有174个溶洞，著名的有三游洞、白马洞、黄颗洞等，还有鲜为人知却又“身世”不凡的神龛洞。

        英国《远东杂志》记者欧尔温爱好到名山大川和奇峰异洞探险旅行。1915年10月，他带着妻子来到中国宜昌。秋天的季节，在长江中航行十分愉悦，两岸的植物像是被涂抹了鲜艳的颜料。此刻，欧尔温夫妇萌生了一个愿望：到峡谷的河流中去旅行，这应该是最美妙的旅行方式了。他们邀约了英国驻宜昌领事许勒君夫妇，4人组成了一支临时旅行队，从夔州府（今奉节县城）乘坐包租的两艘红船一路顺江而下。在三峡行驶的过程中，许勒君乘兴提出，下游长江之右岸有个叫平善坝的地方，听说有个巨大的山洞，名叫神龛洞，可前往一探究竟。欧尔温也正有此意。

        于是，他们在平善坝弃舟上岸，沿着悬崖峭壁上开凿的陡峭山路攀登。边走边向山民打听，方知脚下正是民间流传已久的奇洞所在地神龛山。欧尔温感到奇怪：历年以来，有数不清的旅人游历长江三峡，这个山洞为何久久没有被外界发现？转念一想，也许是因为长年泥垢重叠，将山洞隐藏其中，掩而不彰，常人难以察觉。而近来由于被大水冲注，扫除了泥垢，遂使得山洞豁然呈露。

        其实，此洞历来就是湖北宜昌市名传遐迩的神龛洞，又名“紫阳龙洞”，古时亦名龙王洞、灵洞、石门洞、神龙洞等。只不过千百年来，该洞仅为当地人熟知而已。传说洞口有巨石，巨石后不远处又有巨石，形状诡异，弯弯曲曲如同一条蟠龙。欧尔温一行经询问当地农人，了解到此洞亦称“龙穴”，洞很深，一说通到宜昌郊外的龙王洞，一说通向长阳县。

        神龛洞的意外找到，令欧尔温一行欣喜若狂。他们从当地农家弄来火把，举着往山洞中走。只见里面一个水洼连着一个水洼，几乎让人难以下脚。幸好一溜石脊露出水面通向深处，尚可小心踩着往前走。“石脊屈曲如蛇，颇为诧异”，俯身辨认，方知脚下踩的石脊乃石龙之背。再往洞壁上看，粗看怪石嶙峋，细认后惊诧不已，原来凹凸不平的洞壁其实是石龙“镶嵌”的杰作。只见“六七条龙互相蟠绕”，或探出前半身，或露出尾部躯干，其中一具长约30米，犹如真龙复活，活灵活现。他们再往前走一段，又在山洞里拾得断鳞数片。

        欧尔温推想，洞壁上的那几条蟠龙看来并非钟乳石，也不是“雕之龙蛇”，有可能是“中古代草食类之大爬虫”即恐龙一类动物的化石。根据这些古生物濒临死亡瞬间的形态，欧尔温他们进而估计，或许是当时突然灾难降临，使这些有着庞大躯体的动物被困无法挣脱，最终绝食而死。不过究竟如何？应当请考古学家来探究。为此，欧尔温还用相机拍下一组照片，准备将照片连同拾到的鳞片等作为请专家鉴定的材料。

        回城后不久，欧尔温夫妇离开宜昌。许勒德为了继续揭开石龙之秘，约请一位摄影师携带照相器材和光源设备前往神龛洞。摄影师用当时十分先进的“电光摄影法”照了多张照片：有巨大身躯的一段，有隆起的脊背，有单个鳞片，也有用远镜头拍下整条乃至数条爬虫横卧、屈曲、绞缠、撕咬场面的全貌。

        后来，欧尔温他们将发现的这些裸露的化石照片刊登在英国《远东杂志》上；同时，根据他们观看恐龙化石的纪录写成文稿，也在该刊一并发表。没料想，欧尔温的文章尚未发表之时，他们游览“龙洞”的消息已经传开，而且由此掀起了轩然大波：石龙在中国官场引发一场政治地震，演出了一场“真龙出世，庆瑞登基”的丑剧。

寻找登基称帝的“瑞祥之兆”

        当时，正值袁世凯密谋称帝之际。袁世凯宦海沉浮30多年，又玩弄权术和政治投机，篡夺辛亥革命成果，登上“中华民国大总统”宝座。可他皇权思想丝毫未变，朝思暮想，巴望有一天建立袁氏皇朝，在臣民簇拥下和三呼 “陛下万岁” 声中， 登上皇帝龙位。

        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在德国疗伤期间，受到德国皇帝威廉二世的怂恿，认为中国这种古老的东方帝国，唯有帝制才能保证社会井然有序。袁克定想继承皇位的私心，进一步助推了帝制进展。而以美国政治顾问古德诺为首的一批专家学者当时认为中国人知识程度太低，无研究政治之能力，只适合于君主制。

        当然，袁世凯是个新旧杂伴的复杂人物。一方面，袁世凯的态度摇摆不定。他的旧属冯国璋曾试探他：“大总统，我最近在外边听说要变换国体，不知是不是真的？”袁世凯加以否认：“这都是谣传，大儿子克定是个残废，二儿子克文就会装名士，三儿子克良像土匪，哪一个能承继大业？况且自古以来帝王家的子孙都没有好下场，就算为子孙考虑，我也绝无当皇帝的想法。”冯国璋一再逼问，袁世凯勃然大怒：“如果再有人逼我，我只好辞了大总统，去英国养老。”另一方面，在就任总统不久，袁世凯就倚重军阀官僚，网罗保皇余孽，暗地唆使一些人设立御用机关，以鼓吹改变共和国体和研究帝制理论。当时，支持袁世凯称帝的人不在少数，除了他在北洋时期的旧班底外，还有“筹安会六君子”“十三太保”等。更有甚者，袁世凯授意杨度等人于1915年8月14日，以研究国体为名，联名通电发表组织筹安会宣言。一时间，军阀政客和封建遗老争相效尤纷纷响应，通电拥护帝制。

        1915年12月11日，来自各省的1993名代表会集北京，在军警密探威逼和袁氏心腹亲信操纵下，举行所谓“全国国民代表大会”，草草通过由师爷起草的《推戴书》，肉麻颂扬袁世凯素有“经武、匡国、开化、靖难、定乱、交邻”六大功烈，“恭戴今大总统袁公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承天建极，传之万世。”袁世凯随即发表文告，下令改中华民国为“中华帝国”，废除民国纪元，并定1916年为“洪宪元年”，自称“洪宪皇帝”，并定于元旦举行“登极大典”。为了使袁世凯称帝显得“名正言顺”，他的幕僚们到处寻找登基称帝的“瑞祥之兆”。

        就在这时，英国领事两次探察神龛洞的消息不胫而走，在宜昌城传开，不论官吏绅商还是寻常人家，都在谈论这件稀罕事。由于洞址就在平善坝税关附近，海关英国籍职员又较多，最早获得这一消息的当数宜昌关监督刘道仁，他向北京总统府急电秉奏，说在宜昌的“紫阳龙洞”发现了“上古真龙”。接着，驻宜昌的荆南道尹和宜昌县知事也向省公署具文秉报。

        而最有分量的奏文，要数湖北督军王占元、湖北巡按使段书云的电奏。奏文的领衔者王占元乃是袁世凯1895年小站练兵创建北洋陆军的老班底，由工程营队官跻身为“北洋六镇”的首领之一。他们在电奏中说：“宜昌神龛山洞，近经欧人深入探得，见石质龙形，起伏蟠回，约长五十余丈，考系上古真龙形质，蜕化成石。当此一德龙兴之日，肇造万年磐石之基，神龙石化之遗形，适蜿蜒效灵于江渲，天眷民悦，感应昭然。”

        一些消息灵通的报纸，也对宜昌石龙耸人听闻之事“捷足先登”。比如上海的《亚细亚日报》，在1915年12月18日发了一条《宜昌发现石龙之异闻》，绘声绘色地报道湖北宜昌地方石龙现身，还说拍有照片，编者还写了一篇短评《记石龙》，称石龙现身乃是祥瑞，象征“中华帝国之大皇帝实顺乎人，洽于物，而应乎天”。

        袁世凯期待登极之日已近，就在12月25日，蔡锷、唐继尧等将领在云南昆明起事。随之，一道道抗议通电和讨袁檄文，遍及西南各省，并成燎原之势。赶在这个当口，宜昌发现石龙的奏文飞传到京。即将以黄袍加身跨上皇帝龙榻的袁世凯及其亲信臣僚忽然接到宜昌官员和湖北省城的省公署电奏，谓旅居宜昌的英国人探得三峡一处山洞卧藏多具石龙，他们欣喜异常，掂得出奏文所禀报的石龙的分量。他们认为，发现石龙是吉祥之兆，天意似乎也支持中国人有一个新皇帝。

        1915年末的一天，北京传出消息说，大总统袁世凯对“石龙”信息十分重视，已致电湖北长官，听候发落。想必已觉察形势不妙的袁世凯由此得到了一些慰藉；或者这位“开国皇帝”真的希望能得到苍天庇荫和保佑。袁世凯虽当了民国大总统，可他仍然野心勃勃地觊觎皇位。他素来迷信皇帝是“真龙天子”，而龙当然是皇帝的象征。基于这样的思想基础，袁世凯自觉或不自觉地总爱与“龙”攀亲。这次宜昌出现“石龙”，无疑是他又一次与“龙”结缘的机会。

借石龙上演“拥袁庆瑞”的闹剧

        据称，北洋政府闻讯迅速派出一位姓张的专员亲莅宜昌，调查事实真相，并检查指导有关工作。而此时的湖北官场，正为新发现的石龙闹得不可开交。湖北巡按使段书云亲自约见宜昌知县丁春膏，面谕道：“民主制度试办已经四年，不适合国情，如今准备试办君主立宪，汝勿拘泥。”省署和道尹公署还敦促宜昌商会会长李稷勋从中协助。为彰显对石龙事件的重视，湖北政府紧锣密鼓地对宜昌官场人事进行了调整，任命进士出身的张履春为荆南道尹，专驻宜昌；朱彭寿为宜昌关监督。两人齐心协力，重点办理“石龙”这件事。

        荆南道尹公署设在宜昌城，辖荆州、宜昌、施南三府。新任道尹大人张履春抵达宜昌城后，带领道、县两级公署的官员前往卧藏石龙的神龛洞一探究竟。见到山洞中有“八九尾”石龙，其中的龙体健在，却不见头颅完好者，他们一想，洞里石龙不见头颅，岂不比喻当今政局正是一种“群龙无首”的局面，正企盼一位“开国明君”那样的皇帝治理吗？这是祥瑞之兆呀！

        但是，张履春道尹又想到，石龙断头缺颅毕竟有碍观瞻，令人扫兴；另外，如果北京来的张专员认为群龙无首不是一个好兆头，那就不好办了。眼看着北洋政府派来的张专员即将到来，张履春心里格外着急。于是，张履春马上责成宜昌知县丁春膏，要他负责迅速派能工巧匠，赶紧雕制一尊龙头，以补缺陷。想不到丁春膏却不肯就范，硬梆梆地以“作伪由谁负责？”顶了过去，此事只得不了了之。

        关于宜昌石龙事件，民国大掌故家刘成禺在《洪宪纪事诗本事簿注》中曾有诗云：“敕册江神御墨浓，彝陵祠庙有重封。官人善解山灵意，鳞甲森森报石龙。”诗后附有丁春膏的《宜昌发现石龙经过纪略》等史料原文。丁春膏在文章中写道：民国四年（1915年）是他上任宜昌知县后的第二年，当时的荆南道尹凌绍彭通知他“劝进”，他敷衍应付，态度并不积极，后来湖北巡按使段书云又亲自找他谈话，并催促宜昌商会会长李稷勋上门做他的思想工作，他还是持消极态度。

        丁春膏有如此硬朗的底气，胆敢顶撞上司，绝非偶然。丁春膏，贵州省织金县人，是晚清重臣丁保祯的曾孙。有这么一个家族背景，他在官场上的身份就不只是知县那么简单了。更何况，当时反对袁世凯称帝的呼声也十分高涨，除了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外，连许多北洋旧属如徐世昌、段祺瑞、冯国璋等，也都隐约表示了对称帝不赞同。因此，丁春膏能在上司面前说出那番话，也就不让人觉得奇怪了。不久，省署来电通知：奉即将登极的皇帝之命，统率办事处派张专员视察石龙，克日抵宜。

        北洋政府派来的张专员抵达宜昌之后，受到了宜昌官府绅商人士的热烈欢迎和隆重接待，尊称他为“钦差大人”。道尹张履春鞍前马后，格外殷勤，并大张宴席。张专员实地察勘这天，道尹以下一干文武官员陪同，驻军团长王都庆亲自带一队卫兵护送。在神龛洞察勘过程中，张专员十分知趣，闭口不提龙头缺损之事，反而赞誉石龙“首尾俱全，实为大皇帝之国瑞”。道尹张履春顾虑顿消，诗兴大发，“即席赋诗，广集和章”，无非借吟诵石龙，以鼓吹帝制，讨上司欢心而已。

        在“钦差大人”的授意下，张履春还发布命令：宜昌全城尽欢。于是，官绅府第张灯结彩，大街小巷旗帜飘扬，戏园茶楼丝竹笙箫之声不绝于耳，梨园名伶云集城中登台献艺……整个庆祝活动盛况为宜昌城亘古未有。宴席上，张专员向宜昌官场诸人宣布：此石龙乃袁大皇帝之国瑞，他正准备将石龙调查的结果向北京汇报，并下令省库拨银万两，敕修祠庙。

        不久，张专员秉奏北京的电报，赫然称之“北京皇帝陛下”。随即民间盛传，北洋政府册封神龛洞中的石龙为“瑞龙大王”，将宜昌县改名为“龙瑞县”。

        宜昌石龙与政局敏感的关联，这一点连在华的外国人也看得很清楚。最早用文字向中外读者介绍宜昌石龙的目击者之一、《远东杂志》记者欧尔温，大约在1915年冬至迟1916年初，就在该杂志发表的题为《神龛洞探石龙记》一文中，评述“帝王与龙，关系至密，方今国体更始，而石龙亦同时出现，其以祥瑞视之，又无足怪矣！”又说：“以中国而有跂行海栖之动物，示人以硕大无朋之遗蜕，其事已足异矣。乃出现之期，又适在此政海波渊异常汹涌之日，则为味尤浓郁也！”

“石龙事件”因帝制取消而不了了之

        就在湖北官场正为石龙闹得不可开交之时，蔡锷、唐继尧等在云南通电讨袁。1916年1月7日下令进攻云南护国军时，袁氏身边的黎元洪、段祺瑞暗中拆台，列强也不再承认帝制政府。袁世凯处于内忧外患，无意继续鼓捣石龙了。况且，两位探得石龙的欧洲人已撰文，向世人披露，“此物殆系中古代草食类之大爬虫化石”。报刊流传海外，再纵容杜撰石龙神话如何收场呢？岂不授人以柄，落个笑话！

        几天后，即1916年1月10日，北洋政府政事堂的回电来了，那封名为《宜昌石龙申令》的电报中，明确无误地写道：自来国家肇兴，在于忧勤惕厉，政教修明，无一夫不获。若侈谈瑞应，以为贞符，如古之神爵、凤凰、黄龙、甘露等事，实无当于治化。方今科学日新，凡事必彰其真理，不可“张皇幽渺，粉饰太平”。该“申令”长达400多字，在全国各大报纸上全文刊载。

        显然，这个回复说明，执政者在这关键时刻还是清醒的。也正是因为北洋政府的这个态度，石龙最终才没有被册封为“瑞龙大王”，宜昌县也没有改名为“龙瑞县”。随着袁世凯的皇帝梦仅仅83天就破灭，“宜昌石龙”那一场沸沸扬扬的闹剧，也在一片讨袁声中黯然收场。参与这场闹剧的无良媒体和封建余孽自然丑态毕露，比如宜昌那个鼓吹帝制最力的荆南道尹张履春，此时“急收诗草”，生怕他的这些歪诗落入政敌之手。

        虽然《宜昌石龙申令》对在神龛洞里作为古生物遗迹的石龙“责成地方官吏，妥为保护”，但后来由于连年战乱，民不聊生，20世纪初就蜚声海内外的“宜昌石龙”（也称为“三峡石龙”），随着岁月的流逝而倍受冷落，鲜为人知了。

        但是，只要邀游在文献典籍的海洋中，还是能寻觅到“石龙”这一天然瑰宝的芳踪倩影。1916年3月10日出版的一期《东方杂志》，发表伧父《保护宜昌石龙记》一文，这也是最早用中文向读者介绍宜昌神龛洞石龙为何物。文章说：“龙之为物，当为古代爬虫类之最巨大者……人类发现时，已为绝灭之种类……当日之龙，亦如今日之鳄鱼，留少数之遗族于亚洲热带中。”

        欧尔温游览“龙洞”后，大约在1915年末或1916年初，写了一篇通讯《神龛洞探石龙记》，详细报道此次旅行的遭际和心情。这篇通讯在《远东杂志》上登出后，又被中国学者甘作霖翻译成中文，登载在1916年4月号的《东方杂志》上。文章除记述发现经过外，还披露了作者“已将发现情形具为书函，连同照片和鳞片，分寄致英国和日本，俟大不列颠博物馆及东京之专门家审定”，以判明“此物为爬虫之化石？抑或为雕琢之龙蛇？或竟为水入灰石而成之异形？”可见作者的科学态度。同时，作者还发表了4张石龙照片。另外，欧尔温也致函在北京的欧籍学者玛礼逊博士，“请其达诸要津，设法保存。”

        自向世人披露宜昌发现石龙以后的20年里，我国两部大型辞书都将宜昌这一自然奇观以当年发现时的称谓作为条目收入书中。1931年出版的《薜源续编》一书关于“石龙”一词的释文说：“爬行动物之化石，在湖北宜昌县属之神龛山洞内，如我国所称龙状者，数约七八，民国四年始发现。”1936年商务印书馆印行的我国最早的一部《辞海》，其中“石龙”一词的释文是：“脊椎动物爬虫类之化石，民国四年在湖北宜昌县神龛山洞内发现，长六七十尺，头大而扁，体势蜿蜒，如我国所云龙状，因谓之石龙。”

        时间又走过了几十年，迎来了改革开放的1980年代，大型典籍和文史著作如雨后春笋。虽然时隔40多年编纂出版的1979年版《辞海》以及后来出版的《辞海》，都未将宜昌“石龙”一词收入，但是，京、沪、汉等地出版的人物传记、辞典、大事记等书籍中，不难找到有关宜昌石龙的记述。

        至于百余年前，那个被无辜拖入“袁世凯称帝”历史漩涡的宜昌石龙洞，至今尚保存完好。它作为宜昌古八景之一，现列为宜昌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