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板桥（1693—1765），本名燮，号板桥，江苏兴化人，杰出的画家、书法家。郑板桥可谓我国知名度最高的历史人物之一。几乎尽人皆知，他的“怪”尤其著名，画怪，字怪，人怪，怪得出奇，怪得惊人，怪得花样翻新，怪得趣味无穷，但郑板桥，岂是一个“怪”字了得！

        孔子曾谆谆告诫子夏说：“女（你） 为君子儒， 无为小人儒。”后学：要做君子儒，莫做小人儒。郑板桥的一生，就是在自觉地践行孔子的这一伟大教导，他的种种“怪”，实质都是对清朝统治者利用程朱理学糟粕奴化士林的抗争， 挣脱 “小人儒”，回归“君子儒”，做一个堂堂正正的士人，一个大写的儒者。

勇纠程朱之偏

“怪”而实正

        郑板桥所处的时代，正是所谓的“康乾盛世”。大规模的武力屠杀之后，清王朝正以和此前的北魏、辽、金、元等少数民族武装势力入主中原后的惯常方式和步骤统治神州中国。顺治帝和当时主政的摄政王多尔衮初都北京，即尊崇程朱理学，诏命国子监：满汉生员习读儒经，必须以程朱为准。康、雍、乾三帝进而将程朱理学推向全社会，普及于“群黎百姓”，强行用“君臣、父子、夫妇”为核心的封建伦常，作为全民崇奉的意识形态。这样，程朱理学的糟粕，就由一种学术，沦落为被清统治者用于手中残害优秀文化、毒害国民意识的屠刀和迷魂药，对我国社会的祸害不仅深广，而且久远。小说是民族的秘史。《儒林外史》 中人性丧尽的士林群丑图里，《狂人日记》中迫害狂患者恐怖的视听所及去维护封建统治的一种手段，《白鹿原》中刺杀儿媳的长工鹿山那柄滴血的长矛尖上，就永远深镌着程朱理学糟粕在我们民族史上制造的触目惊心的罪恶。

        抵御程朱理学糟粕，任何时候，都是可敬的良知和担当。郑板桥身为“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正当清统治者乘着文字狱的腥风血雨，在神州大地肆意播撒程朱理学糟粕，几乎整个士林都为其淫威所逼，靡然从风，跪拜在程朱旗下之时，却对这糟粕保持着清醒的认识，心中鄙视之，笔下痛斥之，主张“学者自出眼孔，自竖脊骨读书”，卓然立世，不忘初心，固守君子儒的为人准则，其良知和担当，尤其可敬。

        在朱熹的当时，思想家陈亮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其学说的迂阔无用，误人误国，说：“今世之儒士自以为得正心诚意之学者，皆风痹不知痛痒之人也！”现代史学大家吕思勉，在其所著《中国通史》第42章，更从通史的高度，深刻指出程朱理学“因其修养的工夫偏于内心，而处事多疏”等痼疾，极不利于国事，特别当“外有强敌的压迫，最主要的事务，就是富国强兵，而宋儒却不能以全力贯注于此。最需要的，是严肃的官僚政治，而宋学家好作诛心之论，而忽略形迹；又因党争而淆乱是非，则适与之相反。宋学是不适宜于竞争的，而从11世纪以来，中国的文化，却受其指导，那无怪其要迭招外侮了。”不仅误宋误明，也误近代中国。当代一些史学大家，对程朱理学 “把内心反省工夫放在首位”，脱离社会现实，排斥实践，排斥事功，专“以静、诚、敬等向自己身上使劲”的偏颇误人，也多有批评。

        明亡清兴，“天崩地裂”的时代革易之际，进步士人怀着强烈的家国之痛，对程朱理学作了深恶痛绝的批判。清初，力倡实学实行的颜元，更从自己早年学习的失误中，生出“去一份程朱，方见一份孔孟”的感悟，怒问：“朱子教人半日静坐，半日读书，无异于半日当和尚，半日当汉儒，试问：一日十二时辰，哪一刻是尧、舜、周、孔？”对此，郑板桥感同身受，本能地承续了这一批判精神，直斥程朱理学谈天说地，空言心性，“只合闲时用着，忙时用不着”，被程朱理学训育出的清朝“秀才亦是孔子罪人，不仁不智，无礼无义”。“一捧书本，便想中举、中进士、作官，如何攫取金钱、造大房屋、置多田产。起手便错走了路头，后来越做越坏，总没有个好结果。”没能中举做官的，则在“乡里作恶，小头锐面，更不可当”，成为社会一害。所以，郑板桥直言不讳：生平“好骂人，尤好骂秀才。”

        郑板桥出生于一个清贫的读书人家，其父是个私塾先生，郑板桥从3岁起，就随父识字读书。史称其“生有奇才，性旷达，不拘小节”。郑板桥自己也说，从小“读书能自刻苦，自愤激，自树立，不苟同俗。深自屈曲委蛇……以赴古人之奥区，以自畅其性情才力之所不尽。”他因此也颇自负，经常放言高谈，独抒己见，臧否人物，谩骂无择，“以是得狂名”。一些老先生遂对之侧目，告诫人们不要与他来往。郑板桥闻之，有所注意，但世俗误解却日益加深。既然“束狂入世犹嫌放，学拙论文尚厌奇”，郑板桥也就我行我素，率性而为了。

        据《郑板桥年表》，郑板桥于乾隆元年（1736年）考中进士，时年44岁。第二年，由北京南归扬州，与好友顾万峰相遇，顾万峰作《赠板桥郑大进士》诗，其中有句曰：“亦有争奇不可解，狂言欲发愁人骇。下笔无令愧《六经》，立功要使能千载。”可见， 郑板桥的“狂达” “狂言”，绝非偶一为之，而是一以贯之，即便是在京城，即便是中了进士，照样直抒胸臆，不仅为文要力追原始儒学《六经》，还要建功立业，名垂千古。在那样的时代，在那样的地方，公然目无程朱，的确“狂”“怪” 得骇人。

        行文至此，我们不妨留意一下郑板桥身处的具体时代背景：康熙五十年（1711年），郑板桥19岁，十月，戴名世《南山集》文字狱兴。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郑板桥20岁，二月，升朱熹于孔庙四配十哲之次。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郑板桥21岁，二月，《南山集》案结，戴名世被处死。雍正三年（1725年），郑板桥33岁，九月，以《维民所止》兴查嗣庭狱。雍正七年（1729年），郑板桥37岁，五月，兴吕留良案；九月，颁《大义觉迷录》。雍正八年（1730年），郑板桥38岁，十月，翰林院庶吉士徐骏以“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句被杀……生活在如此密集的文字狱的恐怖之中，能有如此言行，且终生不渝，老而弥坚，郑板桥对文化的自觉、对人格的坚守和气质的勇毅，真是罕见而难得。称其为那个黑暗时代“反理学反封建的灼灼明星”，郑板桥当之无愧。

重史重艺

做天地间有用之士

        诚如李泽厚所说，重史传统，是中国特有的“科学”精神。朱熹却拼命反对士人读史。据《朱子语类》，一次，有学生问朱熹对吕祖谦所创东莱之学的评价。朱熹说：吕祖谦“于史分外仔细，於经却不甚理会 。”一个叫义刚的学生说：吕祖谦也是相承的江浙间流行的一种史学。朱熹竟鄙夷地回答：“‘史’——什么学？只是见得浅！”又一次，朱熹问义刚，你拜见吕祖谦，他对你说了些啥？义刚答：吕先生劝我读史。朱熹不屑地说：“他此意便是不可晓。某寻常非特不敢劝学者看史，亦不敢劝学者看经。只《语》《孟》亦不敢便教他看，且令看《大学》。”不仅对吕祖谦劝人看《左传》和《史记》特别反感，甚至连经学中的《论语》、《孟子》他也不让学生看，只准看《大学》。朱熹理学的狭隘偏激，误人子弟，真是不可思议。照朱熹这个路子教育出来的士人，自然多是如黄宗羲所描述的“于古今事物之变，不知为何等”，而只会“闭眉合眼，蒙瞳精神”的无用之辈。当初，南宋权奸贾似道之所以独尊程朱，重用道学人物，正是看中其“不才愦愦，不致掣其肘耳。”

        清初统治者独尊程朱，用意也在于此，以之奴化国民心灵，弱化国民才智，便于其罔顾历史发展现实，肆意摧毁明末社会呈现的诸多进步因子，遮断乍露在东方天际的那一缕新时代的曙光，蛮横地将中国社会全面倒退。

        郑板桥与程朱理学针锋相对，他在《板桥自叙》中说： “平生不治经学，爱读史书以及诗文词集，传奇说部之类，靡不览究。有时说经，亦爱其斑驳陆离，五色绚烂，以文章之法论经，非《六经》本根也。”公开宣称，自己治学，是与程朱理学反其道而行之，偏不治经，偏就爱读史读集部，连理学家最瞧不上眼的传奇小说，也读了个遍。偶尔涉及经书，也只是关注其中议论出色、文词漂亮、写法高妙的部分，就是不听程朱着意发挥的哪一套。

        正是因为“爱读史书”，使郑板桥独具卓越的史识，他是历史上最早揭发宋高宗赵构无耻罪行者之一。南宋朝廷屈辱偏安，历来都归罪秦桧，郑板桥在题为《绍兴》的咏史诗中，却径直将赵构拈出示众，说这个皇帝才是元凶： “丞相纷纷诏敕多，绍兴天子只酣歌。金人欲送徽钦返，其奈中原不要何！”为了坐稳屁股下的皇位，赵构不仅乐于一隅之安，百般向金人示弱示敬，“自绍兴以来，主和议，增岁币，送尊号，处卑朝，括民膏，戮大将，无恶不作，无陋不为。”乃至拒绝父兄返回，全无孝悌之念。郑板桥对程朱理学的无用和误国害国，义愤声讨： “南宋时，君父幽囚，栖身杭越，其辱与危亦至矣。讲理学者，推极于毫厘分寸，而卒无救时济变之才，在朝诸大臣，皆流连诗酒， 沉溺湖山， 不顾国之大计， 是尚得为有人乎！”

        孔子授徒，所教礼、乐、射、御、书、数六种才艺，都是当时能让弟子立世、用世的实学。并叮嘱弟子们要“志于道，据于徳，依于仁，游于艺。”孔子自己也不讳言“多能鄙事”。还坦言：“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郑板桥力拒程朱误导，遥承原始儒学重才艺这一光辉传统，反对读死书，著空文，怒问：那结果，“究何与圣贤天地之心，万物生民之命？”怒斥：“凡所谓锦绣才子者，皆天下之废物也！”他认为：“读书作文者，岂仅文之云尔哉？将以开心明理，内有养而外有济也。得志则加之于民，不得志则独善其身，亦可以化乡党而教训子弟。”要像孔子孟子等原始儒学先圣一样，积极做利国利民利乡之事。所以他不尚空言，而务实学，多才多艺，既悟“立功天地，字养生民”之道，施之于政，而为循吏，又娴诗文书画之技，以作“糊口觅食之资”，于国于己，皆有大用之才可依，其人生之精彩有味，实得于此。

        郑板桥16岁学填词，22岁开始绘画创作，此后不久，即小有名气，经常为人写字作画，“日卖百钱，以代耕稼。”年纪轻轻，已能靠卖字画，缓解家中困境。61岁时罢官还乡，郑板桥又前往扬州，以卖书画诗文为生，正如其诗中所述：“二十年前载酒瓶，春风倚醉竹西亭。而今再种扬州竹，依旧淮南一片青。”“官罢囊空两袖寒，聊凭卖画佐朝餐。”正是扎实而曼妙的人文才艺，滋润了辉耀了郑板桥的晚境，也为那个时代耸起一个君子儒的生命高度。 

绝陈务新

创自古来唯我之品

        郑板桥自觉抵制复古之风，力求师法自然，立足现实，论画主张“以造物为师”，论诗主张“即情即景”，论文主张“切于日用”，自己的作品，必“自出己意”，自铸新格。“或有自云高古而几唐宋者，板桥辄呵恶之，曰：吾文若传，便是清诗、清文；若不传，将并不能为清诗、清文也。何必侈言前古哉！”

        郑板桥主张“学者当自树其帜”。他写信鼓励友人江昱、江恂兄弟说：你们哥俩“果能自树其帜，久而不衰”，“我愿戴军帽，穿军服”“执水火棍棒，奔走效力于大纛之下。”其实，郑板桥早已给自己的诗文书画，定下了唯我独有的创作宗旨。他在《乱兰乱竹乱石与汪希林》中直言：自己所作“掀天揭地之文，震电惊雷之字，呵神骂鬼之谈，无今无古之画，原不在寻常眼孔中也。未画以前，不立一格；既画以后，不留一格。”所以郑板桥的作品，诗、词、书、画，“皆旷世独立，自成一家。”

        他的诗和词，时称“别调”，且多“挚语”。诗言情述事，恻恻动人，不拘体格，兴至则成。词又胜于诗，不肯作熟语，吊古摅怀，慷慨啸傲，尤擅胜场。他的文章尤为宏博雄丽，特别是所写家书，皆老成忠厚之言，情真语挚，感人至深，“皆不可磨灭文字”。

       他的书法，以隶、楷、行三体相参，古秀独绝，自称六分半书，极瘦硬之致，间以画法行之。

       他的画，天资奇纵，兰、竹、石，随意挥洒，皆非凡手所能。画竹更是横空出世，脱尽时习，秀劲绝伦，一格高标，无人能及。所作论画文字，充溢真气、真意、真趣，卓识妙悟，如天机乍泄，不仅是画界至论，也是随笔神品，任谁读之，都会情不自禁为美沉醉。

担当敢为

造拯世亲民致治之境

        徐悲鸿说：“板桥先生为中国近300年来最卓绝的人物之一，其思想奇，文章奇，书画尤奇。观其诗文与书画不仅相见高致，而且寓仁慈于奇妙，尤为古今天才之难得者。”徐悲鸿不愧为郑板桥的异代知音，此话一语道出了板桥诗文书画追求的最高境界和其万世不朽的根源——“寓仁慈于奇妙”。

        的确，面对板桥作品，我们常常会被一种情怀浸润，始而悲悯，继而振奋，欲有所行，像伟大的原始儒学先贤一样，“拯民水火”“救人饥渴”。

        白菜算是最普通最低廉的蔬菜了，友人李鱓画了幅“稻穗、种白菜图”，郑板桥的题词，却为之赋予了堪称“天价”的意义：“稻穗黄，充饥肠；菜叶绿，作羹汤。味平淡，趣悠长。万人性命，二物担当。几点濡濡墨水，一幅大大文章。”几点寻常墨水，一幅小小画作，只因画了平民百姓日常食用的能担当“万人性命”的菜蔬，就算作了一篇大文章，为民生而作，即是天地间分量最重的画最重的文。在郑板桥心中眼中，民生，占据着何等地位！正是从这个标准看去，他很瞧不起名声极盛的王维、赵孟頫，说：“若王摩诘、赵子昂辈，不过唐宋间两画师耳，试看其平生诗文，可曾一句道着民生痛痒！”明确表示：“凡吾画兰画竹画石，用以慰天下之劳人，非以供天下之安享人也。”

        但“道着民生痛痒”，终究不如直接解救民生痛痒来得干脆。郑板桥考中进士，等待吏部选官时，就表示，要做能亲民的邑宰，以救助穷人。所以顾万峰《赠板桥郑大进士》诗中有句曰：“世上颠连多鲜民，谁其收之唯邑宰。读尔文章天性真，他年可以亲吾民。”

        乾隆六年（1741年），郑板桥被任命为山东范县县令，上任第一个行动，就令人骇怪，下令将县衙的墙壁打了百来个窟窿，说是以“出前官恶习俗气”，其实是向社会宣示，他这个县令，要消除历来县府与百姓的隔膜。出衙办事，也常免去鸣锣喝道，肃静回避的例行威仪，直接入村入户，访问社情民俗。“喝道排衙懒不禁，芒鞋问俗入林深。一杯白水荒途进，惭愧村愚百姓心。”“布袜青鞋为长吏，白榆文杏种春城。几回大府来相问，陇上闲眠看耦耕。”亲民，勤政，公正，清廉。范县五年，史书为他的施政作了这样的记述：“爱民如子，绝苞苴，无留牍。公余辄与文士觞咏，有忘其为长吏者。”正是儒家向往的至治之境。

        乾隆十一年（1746年），郑板桥调任潍县令。和在范县一样，经常便衣下乡，深入民间， “春雨长堤行麦陇，秋风古庙问瓜田。”一天夜间，他听见一个茅屋里有书生在读书，读得很投入，心生赞许。访问得知，其家甚贫，便经常给予生活资助，该生后来考中进士，即一代名儒和循吏韩梦周。时逢夏荒，斗粟值钱千百，人相食。郑板桥立即开仓赈贷，属吏劝阻，说是按惯例，须先请示上司，求得批准方可。郑板桥说： “此何时？俟辗转申报，民无孑遗矣！有谴，我任之。”迅速发出一批粮食，令县民具领券借给。同时大兴工役，修城凿池，招徕远近饥民，就食赴工。籍邑中大户，开厂煮粥轮饲之。尽封积粟之家，责其平粜。几种救济并举，救活万余人。秋季又无收成，百姓无力偿还夏季所借，郑板桥又自掏腰包， “捐廉代输”，及至罢官还乡的时候，“悉取券焚之。”

        郑板桥在潍县令任上所为，很让当地富商骇怪，背后骂他“喜事”，好揽事惹事。指责他“讼事则右窭子而左富商”，判案时，不按官府惯例偏向富人，而向着穷人。更有甚者， “唯不与有钱人面作计”，公开羞辱获得监生身份的商人。明清时，国子监的学生称“监生”，在社会上颇有地位。一些富人遂用钱买个“监生”名头，在地方上作威作福，大搞特权。潍县一些富商也这样，但郑板桥却不买账。这类监生有事到县衙拜见他，则待以非礼，且据案大骂： “驼钱驴有何陈乞？此岂不足君所乎！”又命皂卒脱其帽，或用脚踏之，或捽头黥面而驱之出。

        “每一个字，都有分量，掉在地上能砸出铿锵的声音。”毛泽东评论郑板桥书法法时如是说。这话用于评价的郑板桥人格与风骨，亦恰如其分。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