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治区政协十三届常委会第八次会议开幕 孙大伟主持
- 隆林野生古树茶产业振兴推广会在南宁举办 让茶产业成为乡村振兴的“金钥匙”
- 自治区政协举办第二期中共界、特邀党政机关界和无党派人士委员培训班
- 全国政协委员孙大伟:建立国家级“中国—东盟标准化研究合作中心”
- 自治区政协教育界委员到北海市开展界别活动及调研
- 自治区政协召开主席会议 孙大伟主持并讲话
郑板桥(1693—1765),本名燮,号板桥,江苏兴化人,杰出的画家、书法家。郑板桥可谓我国知名度最高的历史人物之一。几乎尽人皆知,他的“怪”尤其著名,画怪,字怪,人怪,怪得出奇,怪得惊人,怪得花样翻新,怪得趣味无穷,但郑板桥,岂是一个“怪”字了得!
孔子曾谆谆告诫子夏说:“女(你) 为君子儒, 无为小人儒。”后学:要做君子儒,莫做小人儒。郑板桥的一生,就是在自觉地践行孔子的这一伟大教导,他的种种“怪”,实质都是对清朝统治者利用程朱理学糟粕奴化士林的抗争, 挣脱 “小人儒”,回归“君子儒”,做一个堂堂正正的士人,一个大写的儒者。
勇纠程朱之偏
“怪”而实正
郑板桥所处的时代,正是所谓的“康乾盛世”。大规模的武力屠杀之后,清王朝正以和此前的北魏、辽、金、元等少数民族武装势力入主中原后的惯常方式和步骤统治神州中国。顺治帝和当时主政的摄政王多尔衮初都北京,即尊崇程朱理学,诏命国子监:满汉生员习读儒经,必须以程朱为准。康、雍、乾三帝进而将程朱理学推向全社会,普及于“群黎百姓”,强行用“君臣、父子、夫妇”为核心的封建伦常,作为全民崇奉的意识形态。这样,程朱理学的糟粕,就由一种学术,沦落为被清统治者用于手中残害优秀文化、毒害国民意识的屠刀和迷魂药,对我国社会的祸害不仅深广,而且久远。小说是民族的秘史。《儒林外史》 中人性丧尽的士林群丑图里,《狂人日记》中迫害狂患者恐怖的视听所及去维护封建统治的一种手段,《白鹿原》中刺杀儿媳的长工鹿山那柄滴血的长矛尖上,就永远深镌着程朱理学糟粕在我们民族史上制造的触目惊心的罪恶。
抵御程朱理学糟粕,任何时候,都是可敬的良知和担当。郑板桥身为“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正当清统治者乘着文字狱的腥风血雨,在神州大地肆意播撒程朱理学糟粕,几乎整个士林都为其淫威所逼,靡然从风,跪拜在程朱旗下之时,却对这糟粕保持着清醒的认识,心中鄙视之,笔下痛斥之,主张“学者自出眼孔,自竖脊骨读书”,卓然立世,不忘初心,固守君子儒的为人准则,其良知和担当,尤其可敬。
在朱熹的当时,思想家陈亮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其学说的迂阔无用,误人误国,说:“今世之儒士自以为得正心诚意之学者,皆风痹不知痛痒之人也!”现代史学大家吕思勉,在其所著《中国通史》第42章,更从通史的高度,深刻指出程朱理学“因其修养的工夫偏于内心,而处事多疏”等痼疾,极不利于国事,特别当“外有强敌的压迫,最主要的事务,就是富国强兵,而宋儒却不能以全力贯注于此。最需要的,是严肃的官僚政治,而宋学家好作诛心之论,而忽略形迹;又因党争而淆乱是非,则适与之相反。宋学是不适宜于竞争的,而从11世纪以来,中国的文化,却受其指导,那无怪其要迭招外侮了。”不仅误宋误明,也误近代中国。当代一些史学大家,对程朱理学 “把内心反省工夫放在首位”,脱离社会现实,排斥实践,排斥事功,专“以静、诚、敬等向自己身上使劲”的偏颇误人,也多有批评。
明亡清兴,“天崩地裂”的时代革易之际,进步士人怀着强烈的家国之痛,对程朱理学作了深恶痛绝的批判。清初,力倡实学实行的颜元,更从自己早年学习的失误中,生出“去一份程朱,方见一份孔孟”的感悟,怒问:“朱子教人半日静坐,半日读书,无异于半日当和尚,半日当汉儒,试问:一日十二时辰,哪一刻是尧、舜、周、孔?”对此,郑板桥感同身受,本能地承续了这一批判精神,直斥程朱理学谈天说地,空言心性,“只合闲时用着,忙时用不着”,被程朱理学训育出的清朝“秀才亦是孔子罪人,不仁不智,无礼无义”。“一捧书本,便想中举、中进士、作官,如何攫取金钱、造大房屋、置多田产。起手便错走了路头,后来越做越坏,总没有个好结果。”没能中举做官的,则在“乡里作恶,小头锐面,更不可当”,成为社会一害。所以,郑板桥直言不讳:生平“好骂人,尤好骂秀才。”
郑板桥出生于一个清贫的读书人家,其父是个私塾先生,郑板桥从3岁起,就随父识字读书。史称其“生有奇才,性旷达,不拘小节”。郑板桥自己也说,从小“读书能自刻苦,自愤激,自树立,不苟同俗。深自屈曲委蛇……以赴古人之奥区,以自畅其性情才力之所不尽。”他因此也颇自负,经常放言高谈,独抒己见,臧否人物,谩骂无择,“以是得狂名”。一些老先生遂对之侧目,告诫人们不要与他来往。郑板桥闻之,有所注意,但世俗误解却日益加深。既然“束狂入世犹嫌放,学拙论文尚厌奇”,郑板桥也就我行我素,率性而为了。
据《郑板桥年表》,郑板桥于乾隆元年(1736年)考中进士,时年44岁。第二年,由北京南归扬州,与好友顾万峰相遇,顾万峰作《赠板桥郑大进士》诗,其中有句曰:“亦有争奇不可解,狂言欲发愁人骇。下笔无令愧《六经》,立功要使能千载。”可见, 郑板桥的“狂达” “狂言”,绝非偶一为之,而是一以贯之,即便是在京城,即便是中了进士,照样直抒胸臆,不仅为文要力追原始儒学《六经》,还要建功立业,名垂千古。在那样的时代,在那样的地方,公然目无程朱,的确“狂”“怪” 得骇人。
行文至此,我们不妨留意一下郑板桥身处的具体时代背景:康熙五十年(1711年),郑板桥19岁,十月,戴名世《南山集》文字狱兴。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郑板桥20岁,二月,升朱熹于孔庙四配十哲之次。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郑板桥21岁,二月,《南山集》案结,戴名世被处死。雍正三年(1725年),郑板桥33岁,九月,以《维民所止》兴查嗣庭狱。雍正七年(1729年),郑板桥37岁,五月,兴吕留良案;九月,颁《大义觉迷录》。雍正八年(1730年),郑板桥38岁,十月,翰林院庶吉士徐骏以“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句被杀……生活在如此密集的文字狱的恐怖之中,能有如此言行,且终生不渝,老而弥坚,郑板桥对文化的自觉、对人格的坚守和气质的勇毅,真是罕见而难得。称其为那个黑暗时代“反理学反封建的灼灼明星”,郑板桥当之无愧。
重史重艺
做天地间有用之士
诚如李泽厚所说,重史传统,是中国特有的“科学”精神。朱熹却拼命反对士人读史。据《朱子语类》,一次,有学生问朱熹对吕祖谦所创东莱之学的评价。朱熹说:吕祖谦“于史分外仔细,於经却不甚理会 。”一个叫义刚的学生说:吕祖谦也是相承的江浙间流行的一种史学。朱熹竟鄙夷地回答:“‘史’——什么学?只是见得浅!”又一次,朱熹问义刚,你拜见吕祖谦,他对你说了些啥?义刚答:吕先生劝我读史。朱熹不屑地说:“他此意便是不可晓。某寻常非特不敢劝学者看史,亦不敢劝学者看经。只《语》《孟》亦不敢便教他看,且令看《大学》。”不仅对吕祖谦劝人看《左传》和《史记》特别反感,甚至连经学中的《论语》、《孟子》他也不让学生看,只准看《大学》。朱熹理学的狭隘偏激,误人子弟,真是不可思议。照朱熹这个路子教育出来的士人,自然多是如黄宗羲所描述的“于古今事物之变,不知为何等”,而只会“闭眉合眼,蒙瞳精神”的无用之辈。当初,南宋权奸贾似道之所以独尊程朱,重用道学人物,正是看中其“不才愦愦,不致掣其肘耳。”
清初统治者独尊程朱,用意也在于此,以之奴化国民心灵,弱化国民才智,便于其罔顾历史发展现实,肆意摧毁明末社会呈现的诸多进步因子,遮断乍露在东方天际的那一缕新时代的曙光,蛮横地将中国社会全面倒退。
郑板桥与程朱理学针锋相对,他在《板桥自叙》中说: “平生不治经学,爱读史书以及诗文词集,传奇说部之类,靡不览究。有时说经,亦爱其斑驳陆离,五色绚烂,以文章之法论经,非《六经》本根也。”公开宣称,自己治学,是与程朱理学反其道而行之,偏不治经,偏就爱读史读集部,连理学家最瞧不上眼的传奇小说,也读了个遍。偶尔涉及经书,也只是关注其中议论出色、文词漂亮、写法高妙的部分,就是不听程朱着意发挥的哪一套。
正是因为“爱读史书”,使郑板桥独具卓越的史识,他是历史上最早揭发宋高宗赵构无耻罪行者之一。南宋朝廷屈辱偏安,历来都归罪秦桧,郑板桥在题为《绍兴》的咏史诗中,却径直将赵构拈出示众,说这个皇帝才是元凶: “丞相纷纷诏敕多,绍兴天子只酣歌。金人欲送徽钦返,其奈中原不要何!”为了坐稳屁股下的皇位,赵构不仅乐于一隅之安,百般向金人示弱示敬,“自绍兴以来,主和议,增岁币,送尊号,处卑朝,括民膏,戮大将,无恶不作,无陋不为。”乃至拒绝父兄返回,全无孝悌之念。郑板桥对程朱理学的无用和误国害国,义愤声讨: “南宋时,君父幽囚,栖身杭越,其辱与危亦至矣。讲理学者,推极于毫厘分寸,而卒无救时济变之才,在朝诸大臣,皆流连诗酒, 沉溺湖山, 不顾国之大计, 是尚得为有人乎!”
孔子授徒,所教礼、乐、射、御、书、数六种才艺,都是当时能让弟子立世、用世的实学。并叮嘱弟子们要“志于道,据于徳,依于仁,游于艺。”孔子自己也不讳言“多能鄙事”。还坦言:“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郑板桥力拒程朱误导,遥承原始儒学重才艺这一光辉传统,反对读死书,著空文,怒问:那结果,“究何与圣贤天地之心,万物生民之命?”怒斥:“凡所谓锦绣才子者,皆天下之废物也!”他认为:“读书作文者,岂仅文之云尔哉?将以开心明理,内有养而外有济也。得志则加之于民,不得志则独善其身,亦可以化乡党而教训子弟。”要像孔子孟子等原始儒学先圣一样,积极做利国利民利乡之事。所以他不尚空言,而务实学,多才多艺,既悟“立功天地,字养生民”之道,施之于政,而为循吏,又娴诗文书画之技,以作“糊口觅食之资”,于国于己,皆有大用之才可依,其人生之精彩有味,实得于此。
郑板桥16岁学填词,22岁开始绘画创作,此后不久,即小有名气,经常为人写字作画,“日卖百钱,以代耕稼。”年纪轻轻,已能靠卖字画,缓解家中困境。61岁时罢官还乡,郑板桥又前往扬州,以卖书画诗文为生,正如其诗中所述:“二十年前载酒瓶,春风倚醉竹西亭。而今再种扬州竹,依旧淮南一片青。”“官罢囊空两袖寒,聊凭卖画佐朝餐。”正是扎实而曼妙的人文才艺,滋润了辉耀了郑板桥的晚境,也为那个时代耸起一个君子儒的生命高度。
绝陈务新
创自古来唯我之品
郑板桥自觉抵制复古之风,力求师法自然,立足现实,论画主张“以造物为师”,论诗主张“即情即景”,论文主张“切于日用”,自己的作品,必“自出己意”,自铸新格。“或有自云高古而几唐宋者,板桥辄呵恶之,曰:吾文若传,便是清诗、清文;若不传,将并不能为清诗、清文也。何必侈言前古哉!”
郑板桥主张“学者当自树其帜”。他写信鼓励友人江昱、江恂兄弟说:你们哥俩“果能自树其帜,久而不衰”,“我愿戴军帽,穿军服”“执水火棍棒,奔走效力于大纛之下。”其实,郑板桥早已给自己的诗文书画,定下了唯我独有的创作宗旨。他在《乱兰乱竹乱石与汪希林》中直言:自己所作“掀天揭地之文,震电惊雷之字,呵神骂鬼之谈,无今无古之画,原不在寻常眼孔中也。未画以前,不立一格;既画以后,不留一格。”所以郑板桥的作品,诗、词、书、画,“皆旷世独立,自成一家。”
他的诗和词,时称“别调”,且多“挚语”。诗言情述事,恻恻动人,不拘体格,兴至则成。词又胜于诗,不肯作熟语,吊古摅怀,慷慨啸傲,尤擅胜场。他的文章尤为宏博雄丽,特别是所写家书,皆老成忠厚之言,情真语挚,感人至深,“皆不可磨灭文字”。
他的书法,以隶、楷、行三体相参,古秀独绝,自称六分半书,极瘦硬之致,间以画法行之。
他的画,天资奇纵,兰、竹、石,随意挥洒,皆非凡手所能。画竹更是横空出世,脱尽时习,秀劲绝伦,一格高标,无人能及。所作论画文字,充溢真气、真意、真趣,卓识妙悟,如天机乍泄,不仅是画界至论,也是随笔神品,任谁读之,都会情不自禁为美沉醉。
担当敢为
造拯世亲民致治之境
徐悲鸿说:“板桥先生为中国近300年来最卓绝的人物之一,其思想奇,文章奇,书画尤奇。观其诗文与书画不仅相见高致,而且寓仁慈于奇妙,尤为古今天才之难得者。”徐悲鸿不愧为郑板桥的异代知音,此话一语道出了板桥诗文书画追求的最高境界和其万世不朽的根源——“寓仁慈于奇妙”。
的确,面对板桥作品,我们常常会被一种情怀浸润,始而悲悯,继而振奋,欲有所行,像伟大的原始儒学先贤一样,“拯民水火”“救人饥渴”。
白菜算是最普通最低廉的蔬菜了,友人李鱓画了幅“稻穗、种白菜图”,郑板桥的题词,却为之赋予了堪称“天价”的意义:“稻穗黄,充饥肠;菜叶绿,作羹汤。味平淡,趣悠长。万人性命,二物担当。几点濡濡墨水,一幅大大文章。”几点寻常墨水,一幅小小画作,只因画了平民百姓日常食用的能担当“万人性命”的菜蔬,就算作了一篇大文章,为民生而作,即是天地间分量最重的画最重的文。在郑板桥心中眼中,民生,占据着何等地位!正是从这个标准看去,他很瞧不起名声极盛的王维、赵孟頫,说:“若王摩诘、赵子昂辈,不过唐宋间两画师耳,试看其平生诗文,可曾一句道着民生痛痒!”明确表示:“凡吾画兰画竹画石,用以慰天下之劳人,非以供天下之安享人也。”
但“道着民生痛痒”,终究不如直接解救民生痛痒来得干脆。郑板桥考中进士,等待吏部选官时,就表示,要做能亲民的邑宰,以救助穷人。所以顾万峰《赠板桥郑大进士》诗中有句曰:“世上颠连多鲜民,谁其收之唯邑宰。读尔文章天性真,他年可以亲吾民。”
乾隆六年(1741年),郑板桥被任命为山东范县县令,上任第一个行动,就令人骇怪,下令将县衙的墙壁打了百来个窟窿,说是以“出前官恶习俗气”,其实是向社会宣示,他这个县令,要消除历来县府与百姓的隔膜。出衙办事,也常免去鸣锣喝道,肃静回避的例行威仪,直接入村入户,访问社情民俗。“喝道排衙懒不禁,芒鞋问俗入林深。一杯白水荒途进,惭愧村愚百姓心。”“布袜青鞋为长吏,白榆文杏种春城。几回大府来相问,陇上闲眠看耦耕。”亲民,勤政,公正,清廉。范县五年,史书为他的施政作了这样的记述:“爱民如子,绝苞苴,无留牍。公余辄与文士觞咏,有忘其为长吏者。”正是儒家向往的至治之境。
乾隆十一年(1746年),郑板桥调任潍县令。和在范县一样,经常便衣下乡,深入民间, “春雨长堤行麦陇,秋风古庙问瓜田。”一天夜间,他听见一个茅屋里有书生在读书,读得很投入,心生赞许。访问得知,其家甚贫,便经常给予生活资助,该生后来考中进士,即一代名儒和循吏韩梦周。时逢夏荒,斗粟值钱千百,人相食。郑板桥立即开仓赈贷,属吏劝阻,说是按惯例,须先请示上司,求得批准方可。郑板桥说: “此何时?俟辗转申报,民无孑遗矣!有谴,我任之。”迅速发出一批粮食,令县民具领券借给。同时大兴工役,修城凿池,招徕远近饥民,就食赴工。籍邑中大户,开厂煮粥轮饲之。尽封积粟之家,责其平粜。几种救济并举,救活万余人。秋季又无收成,百姓无力偿还夏季所借,郑板桥又自掏腰包, “捐廉代输”,及至罢官还乡的时候,“悉取券焚之。”
郑板桥在潍县令任上所为,很让当地富商骇怪,背后骂他“喜事”,好揽事惹事。指责他“讼事则右窭子而左富商”,判案时,不按官府惯例偏向富人,而向着穷人。更有甚者, “唯不与有钱人面作计”,公开羞辱获得监生身份的商人。明清时,国子监的学生称“监生”,在社会上颇有地位。一些富人遂用钱买个“监生”名头,在地方上作威作福,大搞特权。潍县一些富商也这样,但郑板桥却不买账。这类监生有事到县衙拜见他,则待以非礼,且据案大骂: “驼钱驴有何陈乞?此岂不足君所乎!”又命皂卒脱其帽,或用脚踏之,或捽头黥面而驱之出。
“每一个字,都有分量,掉在地上能砸出铿锵的声音。”毛泽东评论郑板桥书法法时如是说。这话用于评价的郑板桥人格与风骨,亦恰如其分。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