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一座城

游宇明

某个春天的上午，我去看望一个人和一座遗弃的城池。

此地刚刚下过一场倾盆大雨，路上四处可见一个个小水洼，摔碎了的镜子一般，映得眼睛晃晃的，好在阳光已弥漫在我们的四周，这在多雨的南方，很难得。

城的名字很独特，唤作钓鱼。

它位于重庆合川的钓鱼山上，离合川城区只有数公里的路程。地当嘉陵江、涪江、渠江交汇之冲，三面江流环绕，仅东面与陆相连。由北而来的嘉陵江在山北面的嘉渠口纳东北而来的渠江，再于西南角的嘴咀（古称三江口）与涪江汇合，绕经钓鱼山南，滔滔东去，形成一道浩浩荡荡的天堑。这里江石峥嵘，水情险急，平常横渡已非常不易，一旦夏秋洪水来临，更是漩涡四起，激浪滔天，令人望而生畏。三面环水、四面悬崖，再加上坚固的城墙和倾尽全力的防守，一座遥远年代的军事要塞也就横空出世。

先去看的是一个练兵场，练兵场有一个足球场那么大，红边黄底标着血色“宋”字的军旗在风中猎猎舒展，似乎在向人展示数百年前那股惊天动地的浩气。练兵场是在原址上复原的，据说，原来的练兵场比现在这个大三四倍。不过，游客到这儿来，更多的是想寻找当年的那份悲壮，文物的真假倒在其次了。

1234年，不是一个开心的年头。虽然在这一年，南宋与蒙古合手消灭了金国，但蒙古并没有归还早先承诺归还的南宋故土，南宋反复交涉，没起任何作用，宋蒙战争由此爆发。在冷兵器时代，骑兵相对步兵在行军、征战速度上具有更大优势，蒙古这个马背上的民族因而常有胜绩。1240年（南宋嘉熙四年）10月，蒙将塔海率军攻入四川，连破20城，四川门户大开，此时，一个善武能文的军事奇才进入宋理宗的视野，他就是余玠。

余玠（1199—1253），字义夫，号樵隐，金水芳山（今浙江开化村头镇）人。他少年时曾在白鹿洞书院和太学上舍读书，后来投至淮东制置使赵葵幕下。赵葵欣赏其心怀大志，频频提拔他。1237年（嘉熙元年），余玠在汴城、河阴、安丰等地连克蒙军，1241年（嘉祐元年）11月，宋理宗任命余玠为兵部侍郎、四川安抚制置使兼知重庆府，全面负责四川防务。

历史就这样毅然决然地将一幅沉重的担子压放在一个江南游子身上。在蜀期间，余玠轻徭薄赋、除暴奖贤、整饬军纪，深受民众爱戴。后来，又听从播州人冉琎、冉璞的建议，先后筑青居、大获、云顶、钓鱼等十余城，并将郡治迁到山城，大幅调整兵力部署，将辖内军队调到新筑的易守难攻的城池，希望既扼守外江，又掌控内水。

应该说，余玠的眼光非常独特。就说钓鱼城吧，它依托的钓鱼山总面积达2.5平方公里，城内遍布水井数十口，另有肥沃良田千余亩，加上其他出产，足以养活山里原有的居民和驻守的4000余名官兵。1246年（淳佑六年），蒙古分兵四道入蜀，余玠依亲自建立的山城防御体系，一次次把敌军打得落花流水。感念他的守蜀有功，1248年（淳祐八年），朝廷任命他为兵部尚书，拜资政殿学士，仍然主持四川防务。然而，一个人功业大了、职位显了、荣誉多了，总会惹起小人嫉恨，余玠在前方不顾性命地作战，宰相谢方叔、参知政事徐清叟等人在后方不遗余力地挖坑，找余玠的“硬罪”找不着，就找“软罪”，说他态度有问题：独掌大权，不知事君之礼。皇权时代，坐在金字塔尖的人最怕的事情就是有人可能反叛，宋理宗捡起老祖宗那个愚蠢的法术，1253年（宝祐元年）以金牌密召余玠还朝。余玠自知离川凶多吉少，忧愤成疾，是年7月，暴卒于四川，年仅56岁。

好在余玠留下的钓鱼城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依然坚固如铁，在他逝世之后的26年，王坚、张珏等守将始终不忘首创者的初心，不让蒙古军队染指一步，甚至创造了让信心满满的蒙古大汗蒙哥阵亡于城下的神话，直到连遇两年大旱、城内居民易子相食，南宋王朝气数已尽，最后一任守将王立才以不杀一人为条件开门投降。

我们是走到护国门前打转的，面对左侧的悬崖绝壁和右侧的滔滔江水，我一边登石梯，一边在想：一个人走了，一座城破了，但一部浩气如虹的传奇历经八百多年的沧桑却留了下来，人生的价值，许多时候，其实是由身后的世界定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