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那个温煦如春的诗人

程应峰

　　忽然就想起了汪国真，那个虽然久已离世，却不时以他的诗行闪现在我生命世界的诗人。

　　汪国真只长我8岁，在1990年就真正成名了，那一年，他的第一本诗集《年轻的潮》出版。这部诗集的出版，得力于当时包括《中国青年报》在内的各大媒体的推波助澜，更得力于当时的中学生对汪诗的虔城崇拜。那个时代，仍然是一个文学崇拜的年代，一提到作家、诗人，常人都会眼睛一亮。而这部诗集恰逢其时的出版，将他真正推到了一个诗人的高度，让他和他的诗，走进了更多读者的心灵。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汪国真以其温和、纯美，富于理想和爱意的清新诗句，影响了整整一代人。他的诗歌为什么那么有热度？很简单，因为他的诗歌契合了当时年轻人的心理需求，所表现出的人文内涵远远超越了时代，他的许多诗句，成为年轻人争相摘录的励志格言，如“没有比脚更长的路，没有比人更高的山”，“只要热爱生命，一切，都在意料中”，“我不去想，是否能够成功，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等等。

　　成名后，诗人的应酬多了，因为书法差强人意，1993年，他开始练习书法，从欧阳询的楷书到王羲之的行书，张旭的草书，一练就是多年，多年后，他的书法作品也逐渐被大众认可。到2001年，他的书法已臻成熟，开始捉笔习画。因为有了书法基础，他的国画技法也是日臻精进。可以说，正是由于他写诗、习书、作画、谱曲，他的人生，才有了极强的舒张度，他本真的生命质地，就那么自然而然地，抵达了智慧超然的人生境界。

　　然而，天妒英才，诗人汪国真英年早逝。他离去时，我正在重温上世纪80年代末读过的一部自传体小说《死是容易的》，小说作者叫阮海彪，是个一天一天忍受着病痛写作的人，他通过写作来遗忘和对抗现世的厌烦与痛苦，并且依赖于白日梦一般的追求在心中构架另一个世界。在那个世界里，他自由自在活泼泼的生命，游动于最令他神往的天地。他在病魔手中熬了二十多个年头离去的时候，内心是平静的，他看到了他要去的方向有那么多动人的崇高和光亮。就像死的容易和活着的不容易可以衔接在一起一样，卑微与平凡其实和崇高与不同凡响离得很近很近。一个不平凡的人，总是拚尽自己的生命，将生命力发挥到最大限度，默默地书写人生的答卷，创造出大于自己生存需要的价值。

　　英年早逝的文人，在一种超越自我生命状态中离去的时候，难免让人扼腕叹息。比如路遥，一个累倒在写字台前的人，他的全部意义，不仅仅是作家，也不仅仅是《人生》《平凡的世界》，在无形当中，他给了我们带着无限叹息的悠长思索。或许，就作家、诗人本身而言，活着，是内容还是形式，不重要；怎么活，也不重要；活得怎么样，才是最关心的问题。活着，挺好，总有人这么说，言语中却又分明透露出几分茫然和无奈。

　　很多活着的文人，有相当一部分过着超负荷的生活。在别人眼里，我也是文人，作为人，我本真地活着；作为文人，我认真地活着，我也是个疾病缠身的人，日复一日受着病痛的煎熬，但我只能顶着忍着，就算退休了，也是白天带着孙子，晚上尽心写作。惟有写作，才能让病痛消匿于无形。也许，哪一天，我终会悄然离去，但我不惧不悔，我活出了自身的格调，活出了自己的道理，尽到了自己的责任。

　　不能不想汪国真，谁教我在年轻的时候，反反复复读过他的诗呢。在我的潜意识中，读汪国真的诗，是可以去除浮躁的。当我再度走进汪国真的诗行，本想重温一缕春风，不成想在我面前打开的，依然是整个春天的风景。诗行间，诗人的诗心诗情依然温暖和煦，诗行间，那些励志文字所凸显出来的精神力量，依然流淌在后来人的血脉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