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 东

　　陪伴娘多年的人力三轮车被迫“退休”了。

　　娘没上过一天学，斗大的字也不识得半个。她不会说、也听不懂桂柳话。即便如此，也丝毫没有影响娘拉着自产自销的“土货”到街上去摆卖，挣点养家糊口的钱。

　　我们村是十里八乡的“凉薯之乡”，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几乎家家种凉薯，少则几分多则几亩，镇上卖凉薯的摊面，几乎都是我们村的人。水(任)南(宁)公路还没有通车前，村里通往镇上只有一条狭小的泥土路。那时娘不懂骑自行车，是村上唯一肩挑凉薯赶集的人。

　　每年清明节后，娘便开始浸种、催牙，在地里弯着腰，小心翼翼地把凉薯种子一颗一颗地点进她和父亲精耕细作的土穴里，再用草皮肥和淘得细碎的泥土，盖在种子上面，算是完成了全家一年的凉薯种植大计。接下来的整个夏季，娘在地里搭架整枝、引藤上架、摘除侧蔓、摘花打顶、施肥培土、挖薯收薯、赶圩售卖，几十年如一日。

　　11岁那年，我从老家苏利到十几里外的兰堂，寄宿在堂叔家里读完小学；上3年初中，只有周末才回家；读4年农校，也只有寒暑假才能回家；参加工作30年，与娘也是聚少离多。陪娘一起到镇上卖凉薯的情景，成为了难忘的回忆。

　　娘常说：人心如秤，秤不准那是心不准。有一次，眼看着天色渐晚，同村一起赶集卖凉薯的人都回去了，娘把散落在地上的十几个凉薯，捆扎成一小堆，拿起杆秤钩起来，数着杆秤上的小星星，嘴里喃喃道：八斤六。这时，一个彪形大汉推着自行车，走到摊位前问：“一斤多少钱？” 娘说：“一斤两角。”汉子说：“卖头不卖尾，我全要了，一斤一毛五。”娘说：“行，行。”汉子的眼睛紧紧盯住娘推着秤砣绳移动的手。娘说：“八斤半。”“秤足就是，不要做假秤，我一下去买肉了，给他们再秤，少一两就有你好看的。”汉子的话，让我感觉他好凶，也不是好惹的人。看着绑在他车后架上的手锤和砖刀，我断定他是本地的建筑工。

　　汉子走远后，娘已经把东西收拾好。我问娘：“明明是八斤六，你为什么只说八斤半呢。”娘说：“尾货了，打工的人挣钱不容易，也图个便宜，我们是自产的，也没亏到哪去。”这时，娘还不急着回家，一张张地数着一天的卖薯钱，装进当作钱包的塑料袋，然后放进裤兜，摁了两下才放心。娘说：“那人该不会回来对秤了，我们回家！”

　　娘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不做亏心事，不怕遭雷劈。”娘做人如此，做买卖也是如此。这些年来，娘用杆秤，平等待人，老少无欺，从不缺斤短两。

　　2005年国庆节，我借摩托车开回家，娘叨念说：“你什么时候也能买部摩托车，不用老是借别人的。”“我一个月几百元的工资，女儿弱视，每个月还得去南宁矫正视力，如何攒几千元钱买车？”娘能看懂我一脸的苦涩，吃饭的时候，对我说：“现在条件好了，挣钱也容易了，不像以前你小的时候，一年也吃不上几顿大米饭。”这一年，娘自己省吃俭用买了一辆人力三轮车，不论春夏秋冬，不顾酷暑严寒，安阳镇街能摆摊的地方，都有娘和她车子的身影。

　　天有不测风云。今年七月初九傍晚，弟弟发信息给我，说娘在县中医院住院，医生建议去省城或是市医院复诊。看到信息，我心如刀绞。赶到医院，坐在娘的病床前，我故作镇静，娘说：“我到底得的是什么病，如果治不好，你们就不要浪费钱。我这辈子活得也值了，我的两个小孙今年也考上大学了……”娘的话让我心乱如麻。

　　复诊的结果，让我瞬间崩溃。娘从市人民医院回家的当晚，看着日渐消瘦的娘，我强颜欢笑，心却在落泪。我懂得，75岁的娘是经不起手术的折腾了，而且手术后的结果还是一个未知数。我和娘说：“医生说是肺炎，用一段草药就会慢慢好起来了，到时好了你就可以去卖凉薯了。”

　　老家门口的菜地里，凉薯叶已被秋风吹落得所剩无几，几片泛黄的叶子随风飘摇，只是再也看不到娘那劳作的身影。

　　余秋雨说，“人生，只要还有一线希望，就还有无限的可能。”前几天，弟弟和弟媳去帮娘拿中药，他们发在家族群里的定位，深深刺痛着我。因为，娘再也不能踩着那部陪伴她多年的人力三轮车到镇上卖凉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