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湛林

　　7月的南宁，台风过境后的夜晚仍飘着细雨。我在办公室加班梳理乡村治理调研素材，手机突然震动起来，屏幕上跳出梧州市龙圩区委主要负责同志的号码。接通电话，那边的语气带着几分焦灼：“老陈，大同村大竹脚那桩山林案子卡住了，城区就剩这一件硬骨头，你得搭把手。”

　　握着手机，我沉默了几秒。这桩纠纷的来龙去脉，在此前就大致清楚。当年分山定权后，历经多次村组建制调整，山脚地块又先后办过村小学、集体企业，且年代久远原始档案零散，山林权属成了一笔“糊涂账”。太安5组的乡亲们世代在山上造林、管护、对外发包，手里攥着多年的收益凭证，认定这是祖宗留下的产业，寸土不能让；村集体则依据长期管护使用的事实，主张公共权益。两边各说各的理，隔阂从父辈传到子辈，心结越结越深。

　　这些年，城区、镇、村三级没少出面调解，可每次都谈不拢。2026年，这个案子反映到中央巡视组，被列入督办事项，也纳入了自治区“两个专项工作”历史积案清零台账。眼看着全区“三大纠纷”一件接一件销号，唯独这起案子迟迟没有进展，基层调处彻底陷入了僵局。

　　电话中，龙圩区委同志说，你是土生土长的大同村人，或许在乡里乡亲间有几分薄面，说话大家愿意听。说实话，接到这个托付，我心里有顾虑——自己身体状况不好，又赶上汛期机关全员值守，根本脱不开身回村。

　　人回不去，事不能等。我索性开启了“远程攻坚”模式，把手机当成了移动办公室。白天忙完本职工作，午休、晚饭间隙、夜里下班后，所有碎片化时间都用来打电话、发信息。对接镇维稳办的同志核实事证细节，跟村“两委”班子统一调解思路，再挨个给5组的族老、村民代表打电话，拉家常、讲政策、算细账。短短几天时间，累计打了上百通电话，发了大量信息，嗓子熬得发哑，头疼犯了就靠在椅背上闭两分钟，缓过来接着聊。

　　做基层调解工作，光靠乡情面子远远不够，必须拿出站得住脚、让大家心服口服的方案。我专门打电话请教了自治区信访系统的老同志和司法战线的资深律师，对照《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和“三个有利于”原则，把60多年来的档案沿革、权属变化、管护事实一条一条捋清楚，给城区、镇两级专班提出了明确的工作建议。由专班带着原始档案进村，当着乡亲们的面逐条核对，把“整片山林权属”和“山脚局部地块占用”两件事区分处理，现场核查档案笔迹，答复大家的质疑，先把疑虑和抵触情绪降下来。

　　在此基础上，我反复打磨了调解方案，方案包含地块划分与收益分红两大核心条款：在地块划分上，以历史分山界线为依据，山林主体确权归太安5组，仅把早年办学办企占用的山脚地块划归村集体；在收益分配上，山林整体统筹，收益按六四比例分成，5组占大头，同时明确5组的永久优先承包权，所有收支账目全程公开。方案守住了法理底线，也充分照顾了乡亲们的实际利益，跳出了过去“非赢即输”的思维定式。

　　方案定了，还要做通思想工作，实打实算利弊账。为了让大家更放心，我也当场表了态：“只要这个事能顺利签下来，我个人愿意为村里亮化工程尽一份心意，同时联络在外乡贤共同扶助。”我不是说漂亮话，作为从村里走出去的干部，能为家乡办点实事，是我一直以来的心愿。7月8日那天，好消息传来：太安5组户主会同意六四分成的方案，还主动提出把高冲儿片区(地名)140多亩山林的使用权让渡给村集体统筹。紧接着全村12个村民小组的代表会也顺利通过，没人再提偏袒的话，还有乡亲主动反映有人侵占集体山林的问题，愿意配合清查整改。

　　2026年7月9日，签约仪式在新地镇政府举行。镇里的同志给我发来了现场照片：双方代表握着笔，郑重地在调解协议上签下名字、按下红手印，脸上都带着松快的笑意。协议里明确了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划定的精准界线，约定了收益分配比例和长效管护机制，一式五份多级存档，双方共同承诺息诉罢访、永不反悔。

　　盯着照片看了很久，我心里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60年的积怨，几代人的隔阂，终于在我们这代人手里画上了句号。有人跟我说，老陈，你这次立大功了。我说，功劳谈不上，我就是个搭桥的。真正把事办成，靠的是城区党委政府的统筹推进，靠的是镇、村两级干部的扎实工作，靠的是乡亲们的通情达理。我作为自治区政协办公厅的一名普通党员，只是尽了自己的一份力。

　　这些年在政协机关工作，我最深的体会就是，履职为民从来不是一句空话。它可以是一篇扎实的调研文稿，可以是一条接地气的提案建议，也可以是一次沉到基层的矛盾调解。只要我们心里装着群众，脚下沾着泥土，就总能找到为基层办实事、为群众解难题的路径。

　　(作者系自治区政协办公厅行政处副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