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  色

　　文学是暗夜里的独行。你点一盏灯，灯油是自己熬的，灯芯是自己捻的，光不大，但够你看见脚下的路。

　　2026年7月15日，第九届鲁迅文学奖名单正式公布了，有35篇（部）作品斩获大奖。而我更关注的是那些超过70岁的获奖作家：蒲隆，85岁；储福金，74岁；何玉茹，74岁；肖克凡，73岁；梁小斌，72岁。数字是冷的，可数字背后的人，手还在写。

　　蒲隆获奖的作品是翻译的《约翰生传》，一本厚厚的、沉甸甸的书，像一块砖头。他花了10年时间翻译这部巨著，把18世纪英国文人的牢骚和智慧搬到今天的中国读者面前。85岁的翻译家，按理说早该歇着了。他没歇，还在一个字一个字地搬。这是摆渡。他坐在船尾，一篙一篙地撑，对岸的人等着，他不能停。

　　储福金凭《不知》拿的短篇小说奖。我读过他早年的一些东西，写南方的、写雨水的、写那些湿漉漉的日子里人的心事。他的文字不闹，安静得像屋檐下的雨滴，滴半天才落下一颗。可很多人不知道，储福金不光写短篇，他还写长篇。他的长篇小说《黑白》写围棋，写棋手的一生，洋洋洒洒几十万字；长篇小说《直溪》也写得好。写长篇是个体力活，年轻人都扛不住那漫长的煎熬，他写到七十多岁还在写。短的长的一起写，像老农什么庄稼都种一点，不挑地，不拣活儿。

　　何玉茹同样凭短篇《她和她的麦子》获奖。麦子这东西，种下去要等大半年才熟，收割的时候弯着腰一把一把地割，急不来。她的文字大约也是这个节奏，慢慢写，慢慢等。

　　肖克凡的《父亲和雕像》获得中篇小说奖。父亲是老的，雕像是硬的，两个硬邦邦的东西撞在一起，里头一定有年轻的写作者摸不到的厚重。

　　梁小斌的《又见群山如黛》拿的诗歌奖。72岁的诗人还在写诗，本身就是一行诗——开头是年轻时的那一句，中间隔了漫长的省略号，结尾落在72岁，但句号还没画上。

　　蒲隆是本届最年长的获奖者，85岁，而最年轻的获奖者是40岁的班宇。如果按照60岁退休，那5位老人已经退休了10年以上。十多年的光阴，很多人用来看电视、散步、养花、打牌，他们用来写、译、打磨、交付。这是勤快，亦是倔强。

　　蒲隆说过一句话，翻译这活儿，坐得住冷板凳就行。冷板凳，他坐了不止60年。从二十多岁开始译，到85岁拿奖，中间隔着大半个世纪。冷板凳早就不冷了，坐久了，木头都被体温焐出了光泽。

　　我想起我家楼下那个70出头的邻居。有一回我带孙子下楼散步，他主动跟我搭话，问我近段忙些什么。我说玩电脑、写着玩。他眼睛亮了一下，说他年轻时也写，写过诗歌、散文、小说，还发表过几篇。后来忙工作了，忙家庭了，忙孩子了，一忙就是30年。等他退休了想再捡起来的时候，发现写不了了。手生了，脑子钝了，笔握在手里像根陌生棍子。他笑了笑，说，不是谁都能把一件事做一辈子的。

　　可那5位获奖的老人不一样。他们一直在写。他们的一生没有被切碎，是一条完整的线，从年轻牵到老，中间没有断过。断和不断，差别太大了。断了的人，晚年最大的敌人不是衰老，是悔——后悔当初放下就再没捡起来。没断的人，晚年面对的是累，但累不伤人，悔才伤人。

　　说起高龄写作，让人想起文坛那些“常青树”。马识途107岁时出版了散文集《那样的时代，那样的人》，徐怀中的《牵风记》写了40年，90岁获得第十届茅盾文学奖，梁晓声70岁凭《人世间》摘得同届茅奖。而王蒙的故事更让人感慨——他在最艰难的年月里也没有停下写作；后来当文化部长，公务缠身，还在写；退休了，别人以为终于可以歇了，他还是写，81岁凭借《这边风景》获得了第九届茅盾文学奖。如今他92岁了，他还在写小说、写散文、写评论、解读古典文学，在电脑前坐得住，还学会用社交媒体跟年轻人交流。他说写作是他命里带的，像呼吸一样自然。你让他不写，等于让他不喘气。他从少年写到白头，写了七十多年，笔没离开过手。这是一种什么样的韧性？像一棵胡杨树，种在沙漠里，风沙再大也吹不倒，叶子干了还挂在枝上，等一场雨来，又活过来。

　　这些人的笔，是他们的呼吸机。常人用肺呼吸，他们用笔。笔在纸上走，气就在体内流。笔停了，气就短了。所以不能停，停了就憋得慌。梁晓声写《人世间》的时候，每天写几百字，有时候一千字。像老牛拉犁，慢，但一垄一垄地犁过去，回头一看，整片地都翻过了。文学这东西，最美就美在这儿——它不是跑，是走；不是喊，是说。它不赶时间，它只在乎每一个字落下去的时候，底下有没有东西托着。

　　我一个朋友的父亲，退休前是个高中语文老师，教了一辈子书。退休后头两年还偶尔有人请他去作讲座，后来就没了。他开始学书法，学了一阵子说手腕没力了，扔了。又学摄影，背着相机到处跑，可回来电脑上的照片再没打开过第二遍。后来他每天主要的事，就是坐在客厅沙发上，电视开着，声音很响，他眯着眼睛打盹。我朋友有一次跟我说，他觉得父亲变成了一尊塑像，每天固定在那个位置，固定在那个姿势，固定在时间的某个角落里，不再移动。

　　我理解他。一个人跟世界的关系，如果只剩看电视和打盹，那这关系太薄了，薄得像一张纸，风一吹就翻过去。而那些还在写的老人，他们跟世界的关系是厚的，像一本书，翻到最后一页还有附录，附录后面还有索引，你永远翻不完。

　　写作这事，说到底，是一个人跟时间的拔河。时间在往前跑，你想拽住它，哪怕拽住一点点也好。你写下来的每一个字，都是你从时间里抢过来的。有些人会说，老了就该歇着。这话我听着不对劲。歇着就是不动。一个人不动了，跟一件东西有什么区别？人是活的，活人就得动，动脑子、动身子、动手。哪怕动得慢，也比不动强。那5位老人，75岁的平均年龄，还在写，还在译，还在发表。他们没把自己当东西摆着，他们把自己当人用着。用着，就还有用。有用，就还有尊严。

　　尊严这个词，我想了很久。老年最珍贵的尊严，最要紧的，是你还知道自己是谁。你是谁？你是蒲隆，你是个翻译家，你得继续译；你是储福金，你是个小说家，你得继续写。你是谁，由你还在做的事来定义。一旦你什么都不做了，别人就替你把定义改了——你是那个退休的、那个闲着的、那个没用的。哪怕别人不说，你自己心里也会慢慢接受这个定义。而接受这个定义的那一刻，人就开始往下沉了。像一块石头沉进水里，咕咚一声，然后什么动静都没了。那5位老人，他们的脑袋还露在水面上，呼吸着，眼睛还睁着，看得见远处的岸。

　　我关了台灯，窗外的路灯照进来，把书桌的影子拉得很长。我在黑暗里坐了一会儿，脑子里转着那些名字和年龄。378岁，5个人的年龄加在一起。可我觉得他们不老，老是一个时间概念，跟他们不搭。他们像秋天里的柿子树，叶子掉光了，枝头上还挂着红彤彤的柿子，远远看去，树是老的，可那一点一点的红色，是活的，甜的，还能给人吃。

　　笔还在，日子就还在。这8个字，我越想越觉得它说的不止是写作——它说的是一个人如何跟自己保持联系。

　　人这一辈子，会换很多身份。幼童、学生、员工、父母、祖辈。每一个身份都像一件外套，穿上了就脱不下来，可穿得久了，也渐渐忘了自己本来的样子。只有一件事，是你十几岁时想做，二十几岁时在坚持，四十几岁时没放下，六十几岁以后还在做的——那才是你真正的底子。作家把这件事落在笔上，普通人可以落在别的上头。种花、做木工、拉二胡、抄经，都行。形式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有没有一件事，是从年轻一直做到老的。那条线不断，你的人生就是完整的。

　　时间最残酷的地方，是它让人变得“不再相关”。可如果你的笔还在，你的手艺还在，你每天早晨起来还有一件非做不可的事，那你就不怕这些剥落。因为你知道，墙里面有一根柱子，很结实，风不吹，雨不淋，雷打不动。这根柱子是你自己一根木头一根木头垒起来的，从年轻垒到老，每一根都认得你的手纹。

　　我能想到的最好的老年，就是你坐在那儿，手头有活儿，心里有事，天黑了知道明天还要早起接着干。干不完也没关系，重要的是你觉得这事儿值得干，干到哪一天算哪一天。蒲隆译完了《约翰生传》，他大概不会觉得大功告成，他会翻翻别的书，看看下一部译什么。王蒙九十多岁了，肯定还有新的句子在脑子里排队等着出来。梁晓声写了《人世间》，后面又出了几部长篇。他隔不了多久又继续坐下来，面对空白稿纸，第一个字落下去。

　　落下去，日子就接上了。接上了，人就不会沉。他们用一生的长度告诉我们：文学不是青春的盛宴，是老年的三餐。一碗一碗地吃，一顿一顿地做，做到做不动的那天为止。而那一天，只要手还握着笔，就还没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