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之恋

——写在田东政协成立40周年之际

林世辉

　　识文懂事时起，我就喜欢读史。1985年，县教研室黄甫凡主任叫我上一个毕业复习辅导的全县公开课，让我好好备课。公开课上，来听课的全县初中毕业班语文教师，加县教研室的头头脑脑们，黑压压地坐在学生之后，人数几乎与学生相当。

　　由于早有准备，我很淡定。那时候没有投影，也没有现在扎腰套头的那种扩音设备，我把自制的展板挂在黑板旁的墙钉上，打开嗓门，开始讲课。我点的课题叫“鲁迅”。首先叫同学举手回答3个问题，初中3年6本课本里，鲁迅的文章有多少篇？课文要求熟读和背诵的有哪几处？有谁课外还读到了鲁迅的什么好文章？然后指定同学背诵《故乡》里闰土刺獾的那段和“路”的那段……

　　接下来，我把儿时读到的故事和大家分享。1931年6月，一对著名的日本夫妇——宫崎龙介和柳原白莲来到上海，在内山完造的安排下与鲁迅、郁达夫会面。在席间，鲁迅对当时中国的很多弊端进行了抨击。于是柳原白莲问道：“那么你讨厌出生在中国吗？”鲁迅回答：“不，我认为比起任何国家来，还是生在中国好。”此时大家看到鲁迅眼中含着泪水。正如增田涉先生所评价，这是鲁迅对中国“爱极了的憎恨”。

　　公开课连上两节共90分钟，我把初中课本里《故乡》《痛打落水狗》《纪念刘和珍君》等课文以及鲁迅的生平历史背景等都盘了个透。重点讲评鲁迅的文采文风人格以及其“爱极了的憎恨”在文中的体现。课堂总结时我说：匕首投枪，爱憎分明。学文，不可不研鲁迅文；谈史，不可不谈鲁迅的魂。这堂课，我得到了不少人生记忆。

　　退休后，在为自己41年工作收集的《躬耕拾遗》一书作封面设计时，我选配的就是我在“鲁迅故里”的一张自拍照，并在照上配上了鲁迅的一句名言：“希望本是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到政协工作，进入角色后才知道，政协除了“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三大职能外，还有个“文史编纂”职能，真的喜出望外。

　　记得我到政协不久，一个春天的早晨，我刚到办公室开门进座，陆保红副主席就来到我办公室，她说要让我看一样东西。只见她从提包里掏出一个红布包包，放在我办公室桌上。打开红布，里面是一个用透明塑料布包裹着的一个旧时的钢板刻字用的蜡纸筒，慢慢剥开皱巴巴的塑料布，抽开蜡纸筒头，露出泛黄而且好像脆化了的纱纸卷。“慢点。”我说。轻轻地取出，慢慢摊平，是旧时毛笔手写的文稿。我给陆副主席倒了一杯水，她慢慢地给我讲述了她在文史调研考察时的发现。这，便成了后来的田东文史第八集的《田东史记》。

　　原本当年的文史任务是编纂《田东老商号商铺》的，这一发现打乱了原先计划，我不得不调整人力财力，主动参与编辑策划，全力支持年度文史编纂工作，一切从实际出发，纯史资料，抢救为先。我在序中写道：无论广奇，唯求真实；包容与合作的真诚，抛弃前嫌，团结一致向前看；崇史爱真，求同存异，这是团结与民主的真谛。

　　在政协工作的时段，我有空就喜欢翻读田东文史。盛世修史，资政育人。修史，有时是一种使命，是一种情怀。功不必在我，利必致千秋。首先是尊重前辈。当我捧读蓝光亮、黄锦业、黄鹄、陈遵诚、蒙达荣、苏寿彭等田东人耳熟能详、亦是我最尊崇的老前辈们的文史文章时，我就扪心自问，他们亲采亲写亲编的这些历史故事，个中之艰辛如何？为的是什么？尤其看到受当时的技术局限而印发的本子，心中隐隐作痛。出于对前辈情怀的尊崇和对历史的负责，便集结重版了。其次是崇尚历史。我在百色给市委书记当秘书的时候，曾经接待过广西师范大学的一位教授，她带学生到百色实习。她告诉我她是北方人，大学毕业论文写的是田东平马南宋时期的横山马市。我当时好诧异。她还说国内外好多学者都写这个。我心里一直想盘盘这个古。到政协后我就把这个想法跟负责文史工作的陆保红、覃梅华副主席提出来，没想到大家心有灵犀，一拍即合。横山文集很快便开始了实质性编纂工作。

　　凡此种种，政协工作两年多，参与编纂和策划的文史5辑，其中《田东文史资料——1~5集辑重版》和《田东史记——田东文史第八辑》任内发行，《田东老商号——田东文史第九集》《南宋横山寨研究论文集——田东文史第十一辑》不久后也陆续出版发行。此外，自己还筹资和调动人力支持平马镇合恒村那恒革命史志编委出版《右江拍岸写红涛——那恒革命史志》等，5本书，约130万字。田东政协连年获得自治区、百色市政协文史工作先进单位。我在田东政协工作时间不长，但在政协文史工作任务的赋能上，的确出了一份微薄之力。

　　我想：文史，不可吹擂而需真实，因为历史是有生命的，不抓紧，不会顺势，它会死不复生，写史要有情怀，就是抢时间，快一点，救救它，别让它在你的眼前湮没掉，文史之恋，需要责任和担当。愿田东政协的文史给后人留下精神启迪！愿田东政协文史工作蓬勃发展，永葆活力！(作者系政协田东县第八届委员会主席，现任田东县革命老区建设促进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