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惊涛骇浪中，见民族精神的不朽光芒

——评电影《东极岛》

易文翮

　　《东极岛》以其震撼人心的磅礴力量，在观众心中掀起了久久不息的波澜。它不仅是国产电影工业水准的一次惊艳亮相，更是一曲承载历史重负、叩问人性深渊、最终在绝境中淬炼出民族精神光芒的壮歌。它以艺术之名，完成了一场对历史记忆与民族魂魄的深刻致敬。

　　影片以1941至1942年风雨如晦的岁月为背景，基于“里斯本丸号”海难救援与逃亡的真实事件。导演摒弃刻板说教，以极具冲击力的视听语言直击心灵——滔天巨浪中的生死抉择、渔民们被海水浸透却写满坚韧的脸庞、黑暗中闪烁的人性微光，将那段血泪浸染的历史镌刻在观众心底。东极岛本身的美，是影片不可或缺的底色：郁郁葱葱的岛礁、波光粼粼的海面、月夜下镀着银辉的浪涛，配上缥缈空灵的东极谣，升腾起一种近乎神性的意境。这份宁静与随后爆发的反抗交织，酝酿出一种独特的张力，仿佛所有的风平浪静，都在屏息等待那最终一刻的惊雷。

　　《东极岛》的灵魂，凝练于那些掷地有声的台词之中，更植根于角色们在那窒息环境下的艰难抉择。“救还是不救？”——这绝非简单的道德命题，而是悬在全村人头上的生死拷问：救，意味着可能引火烧身，招致日军残酷的连坐报复，让无辜亲邻陪葬；不救，则是眼睁睁看着鲜活生命沉入冰冷海底；即便救上岸，如何隐匿这些显眼的外籍战俘，躲避无处不在的追查？影片正是通过这令人窒息的矛盾，让观众得以代入渔民视角，重回历史的惊涛骇浪，切身感受那份抉择的千钧重负与背后无法言说的巨大危险。在此背景下，那些台词才更显其千钧之力：“你们没有父母吗，父母死了不用埋吗？”——这是对生命尊严最朴素的呐喊，剥开战争的残酷外壳，直抵“人”之本质的珍视；“别跪，跪久了就站不起来了！”——这是对民族气节振聋发聩的呼唤，道尽了一个民族在压迫下绝不屈服的铮铮傲骨；“船要沉了人要死了，都是命，得救！”——这是在绝境中点燃的人道主义火炬，让善良与担当在生死边缘愈发璀璨夺目。这些话语，如同故事的脊梁，撑起了血肉，更将主题深深楔入观者灵魂。

　　影片对人性的刻画，深刻呼应了鲁迅《呐喊·自序》中的“铁屋之喻”。片中的渔民们，最初便困于这样一座“铁屋”：在日军屠刀与“连坐”恐怖的高压下，他们以“万事和为贵”的“忍”维系着脆弱的和平。这种忍耐并非懦弱，而是善良底色在绝境中无奈的生存策略。

　　“海盗”兄弟阿赑阿荡的不驯反抗率先撕裂平静假象；保长送灵时的一声国骂刺穿麻木；陈先生的壮烈牺牲点燃了压抑的怒火；吴老大养女阿花在人群中的呐喊汇聚起力量……最终，阿赑浴血踹开“铁屋”之门，将反抗的钥匙交予村民，完成了群体从“忍”到“战”的悲壮蜕变。而他们一旦战斗，便义无反顾、置生死于度外，于惊涛骇浪中舍身救人，深刻诠释了根植于血脉深处的善良、勇敢与坚韧的精神特质。

　　作为电影，《东极岛》展现了卓越的工业成就：逼真的水下场景、精妙的镜头调度、演员们极具代入感的表演，共同构建了一个令人沉浸的世界。但它的意义远超于此——它是一堂生动的历史课，警示我们铭记不该遗忘的伤痛；它是一次深刻的精神洗礼，让我们在和平年代依然能触摸到那源自血脉深处的磅礴力量。

　　诚然，任何作品都有讨论的空间，但若抛开其震撼人心的核心表达与卓越的工业成就，仅执著于细枝末节的挑剔，甚至未曾观影便预设立场，用史实绑架艺术、用立场替代审美、用流量淹没思考，未免失之偏颇，也错失了感受这部作品真正价值的机会。当“刻板印象”成为投机者的勋章，当“道听途说”被奉为真理，受伤的不仅是电影本身，更是历史叙事在公共讨论中的严肃性。

　　真正的敬畏历史，是理解其复杂性而非简化它；真正的尊重创作，是批判其不足而非扼杀可能。当海浪吞没里斯本丸的残骸，渔民划向死亡海域的每一桨，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在绝境中，人何以成为人——这个问题，值得用电影反复追问。

　　正如东极岛的浪涛，既能温柔抚岸，亦能在狂风中展现出排山倒海的力量——这部电影，仿佛一面镜子，映照出我们民族深沉而坚韧的灵魂。它的光芒，穿过历史烟云，至今闪耀。